趙英男評《施特勞斯論歷史的終結》｜當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

《施特勞斯論歷史的終結：黑格爾〈歷史哲學〉講疏》，[德]列奧·施特勞斯著，趙英男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598頁，148.00元

1949年，離開德國十七年的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終于成為了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此后直至1969年的二十年里，他以《自然權利與歷史》（Natural Rights and History, 1949）、《何為政治哲學以及其他研究》（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1988）和《政治哲學史》（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963）等一系列著作奠定并鞏固了自己在二十世紀政治哲學中的重要地位。除了是知名的思想家與著述者，施特勞斯還是位極富影響力的老師。他的課堂講授往往被學生整理出來，以油印版的形式廣泛傳閱。為了方便授課，施特勞斯從1954年冬天起將自己在每學期開設的課程錄制下來，并將轉錄后的文字稿發給學生。在他去世后，這些錄音和文稿作為其遺產的一部分由其女兒珍妮·施特勞斯（Jenny Strauss）保管。

2008年，列奧·施特勞斯中心在芝加哥大學成立。珍妮和該中心負責人坦納·塔科夫（Nathan Tarcov）開始推動重制當年課程錄音和轉錄文字稿的工作。于是，施特勞斯在芝加哥大學和圣約翰學院四十余門課程的錄音便以講疏的形式陸續出版?！妒┨貏谒拐摎v史的終結：黑格爾〈歷史哲學〉講疏》（Leo Strauss, On Hegel, Paul Franco ed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中譯本2025年出版）便是其中的一部。鑒于自2025年6月30日起，芝加哥大學的列奧·施特勞斯中心永久關停，且其網頁也不再更新（先前收錄的課程錄音、轉錄稿和施特勞斯本人論文都轉移至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特藏研究中心），此書可視為施特勞斯講疏整理項目的“收官之作”。

施特勞斯《黑格爾〈歷史哲學〉講疏》英文版封面

理論與實踐

對熟悉施特勞斯的讀者來說，本書的主題或許令人稍覺意外。黑格爾是施特勞斯在其學術生涯中為數不多的幾個未曾詳細討論過的偉大哲學家之一。施特勞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研究霍布斯、評論朋友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對黑格爾的解讀，以及有關現代政治哲學“三次浪潮”的論述中雖然頻繁提及黑格爾，但卻始終并未對其展開系統性分析。一般認為，施特勞斯在這些著述中流露的有關黑格爾的看法，深受科耶夫對黑格爾獨特但或許并不公允的解讀的影響。借助這種解讀，黑格爾有關主奴辯證法的論述成為施特勞斯理解現代道德和政治哲學的核心。比如，他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1936）中指出，霍布斯認為人們對暴力死亡的恐懼，同黑格爾認為奴隸通過與主人展開殊死搏斗而獲得自我意識的分析是相通的。因此，施特勞斯認為現代社會得以產生的前提，就是對暴力死亡的普遍恐懼。免于橫死而非追求卓越，成為理解現代社會道德基礎的起點。

這個觀點稍加延伸，一個可能的結論就是當現代社會不斷發展，也即“現代性”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不斷擴張且難以阻擋時，人類整體的道德狀況卻在不斷下降。這當然不是說人們變得缺乏道德，而是指人們逐漸不再將最佳的政治形式（無論它可能具有何種形態）視為必然或可能實現的理想目標，并試圖論證當前自己現實中所擁有的政治形式便是能夠實現或得到的全部。這個推理鏈條的開端，自然是施特勞斯在梳理政治哲學史時所發現的盧梭的自由哲學，而其終點則是科耶夫在整合尼采和黑格爾學說基礎上，所提出的歷史終結之時的“末人”。這里的“自由哲學”主要指依據施特勞斯的解讀，盧梭尤為強調人類從自然狀態向政治社會過渡時所依賴的“公意”（general will），使得自然法或自然權利不再能夠發揮調整社會秩序的作用，政治形式的構建自此喪失了理想性的維度，而人之為人所具有的理性、自由和意志逐漸成為構建社會的基石。“末人”則大體上是僅以生物性需求或欲望的單純滿足為生活最高目標的人，古典時代人們追求卓越的內在激情不是受到壓抑，便是消耗殆盡。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施特勞斯有關黑格爾的解讀與科耶夫完全一致。當科耶夫認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終點是出現一個“普遍且均質的國家”，人們的諸種欲望在其中得到不斷滿足的時候，他實際上接受了黑格爾的歷史主義。依據此種立場，無論是人類、社會還是國家，都不具有恒定不變的本性，而是會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生成演變。理解國家、社會以及我們自身，如果執著于追求這種本性，無異于愚蠢的天真或自欺欺人。但當施特勞斯認同科耶夫對于現代社會發展終點的判斷時，他更多的是持有一種批判、反諷與警示的態度。他認為歷史主義的立場遮蔽了有關人類、社會和國家的恒定不變本性的認識，而自己的任務則是揭示出這些被隱藏的真理。在歷史主義所激發的相對主義彌漫的現代社會中，探究和斷言真理的存在當然并不合時宜。于是，施特勞斯效仿自己眼中偉大思想家的模樣，通過隱微寫作表達自己的立場，也即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向一小群人展示，并通過強大的修辭技巧瞞過大多數民眾。

科耶夫

施特勞斯和科耶夫的不同立場，體現在兩者有關哲學與現實，抑或理論與實踐之間關系的深層分歧?？埔蛑鲝堈軐W家自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這種親身介入歷史的處境使得檢驗其所確立的真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歷史和社會的檢驗。這種看法無疑更加契合黑格爾的立場：真理是從抽象到具體的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成為作為整體的真理的一部分。這同時也呼應著黑格爾有關理論和實踐之間關系的看法：密涅瓦的貓頭鷹總到黃昏才起飛。只有當事物歷經了充分的發展變化之后，我們才更有可能對之實現全面的把握。

但施特勞斯的看法似乎完全相反。他當然認同歷史的發展如黑格爾所說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在本書第二講中，他解釋道：“每一個民族精神都歷經一個圓圈，從開始經過頂點到其衰敗。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沒有任何機遇，可以說沒有任何交通事故會阻止這一個圓圈的完成。”可是，施特勞斯同時認為這個過程“當然對從屬于該國的國民來說意義重大，但對客觀的觀察者來說就沒有什么意義了”（70頁）。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施特勞斯對印度和波斯歷史的解讀中。他提到，只有旁觀者能夠認識到特定歷史發展環節相較于前一階段的進步，并且更進一步解釋說“意識預設了旁觀者，即主體或個人”（220頁）。這個解讀很難說與黑格爾的看法完全相左，但似乎錯失了焦點。意識當然源自主體或個人，但主體或個人卻并未單純是歷史與社會發展的旁觀者。他們本身便從屬于歷史，受其塑造又對其有所影響。

這表明施特勞斯并不接受在黑格爾哲學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歷史性”。這導致他不僅將哲學的任務界定為對超越經驗世界的純粹理念或絕對真理的探究，還在哲學方法論層面接受了康德意義上“物自體”的理論設定，也即存在著某種理性尚且無法完全穿透的事物。如此一來，施特勞斯其實是以黑格爾試圖反對的方式解讀黑格爾。更準確地說，施特勞斯有關黑格爾歷史哲學和法哲學的闡釋其實是對其自身看法的表達，與黑格爾的距離反而相對遙遠。

理性與現實

如果施特勞斯并不接受一切真理都是歷史化的，且會認為存在著超越于歷史的永恒真理，他會像黑格爾一樣認為一切歷史或現實也是理性的嗎？施特勞斯本人顯然意識到這是他與黑格爾立場最根本的分歧。在講疏的第一講中，他就提到了這個問題。當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的前言中指出“現實的就是理性的，理性的就是現實的”時候，施特勞斯將之解讀為實然與應然的符合一致。他認為依據黑格爾的理解，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是無序的，在其中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事件。但是從這些事件中卻總可以不期而至地產生出某種秩序。這個解讀在相當程度上其實化用自黑格爾有關“歷史的狡計”（the cunning of history）的分析，其原型是黑格爾借用亞當·斯密有關自由市場的討論，來描述倫理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建立在彼此需求的基本滿足之上的交往體系（40、401頁）。簡單來說，施特勞斯強調的是，從回溯性的視角來看歷史或現實確實是理性的，但正處于歷史進程中的人們無法知曉這一點。

《法哲學原理》

黑格爾或許并不反對這個論斷，但我們很難認為這是對黑格爾有關現實與理性辯證關系的充分解讀。黑格爾自己在《哲學百科全書綱要》中解釋，“現實”主要指的是理念合乎理性地展開與實現，而“定在”或“存在”主要是指我們眼前紛繁復雜的現象或事態；前者會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得到確立和承認，而后者往往是短暫和易逝的。更準確地說，黑格爾并不是為自己所生活的社會狀況加以辯護。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分析，黑格爾的立場不僅沒有保守性，反而頗具批判性和革命性，因為符合理性的事物最終會在社會層面得到確立。從認知角度分析，黑格爾想要表達的可能是如果我們無法揪著自己的頭發脫離地球，也就不存在超越經驗世界的理念世界，而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經驗世界中沒有任何事物是理性無法穿透的。更形象的例子是，當我們試圖指出現實世界中瘋狂與非理性的現象時，一定是因為我們能夠對之有所理解才能作出如此判斷，否則我們無法斷定其究竟為何物。

施特勞斯同樣注意到了這一點。在討論中世紀的歷史時，他重點分析了黑格爾的一個論斷，即“基督教世界在它自身范圍外并沒有絕對的存在”（417頁）。施特勞斯將這個論斷理解為“基督教世界不會‘沒有’”。這大體上包含著兩方面意涵：其一，這指的是不存在超越人類世界的事物；其二，這指的是不存在超越人類理性或理性本身的事物（418頁）。這兩個方面的意思可以被概括為，不存在超越于歷史的理論，也即一切理論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施特勞斯提醒學生“我們應當牢記這一點”（419頁）。這里有趣的問題在于，恰恰是施特勞斯本人遺忘了這一點。如果他真正接受黑格爾的立場，就不會主張存在著超越于歷史的真理，抑或會轉而認為歷史本身即是真理。

如何理解施特勞斯在面對黑格爾文本時的這種矛盾？我傾向于認為這并不是施特勞斯不理解黑格爾的立場使然，也并非施特勞斯有意曲解黑格爾而試圖辯護自己的立場，而是黑格爾的論述沒有真正令他感到信服。在討論希臘歷史時，施特勞斯援引了黑格爾有關亞歷山大大帝的評述。黑格爾認為“荷馬就是希臘世界賴以生活的要素，就像人們在空氣中那樣。希臘生活稱得上是真正年輕的成就；阿喀琉斯這位詩歌中理想的青年開啟了它；亞歷山大大帝這位理想的現實中的青年終結了它”（285頁）。這似乎意味著在黑格爾看來，亞歷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但施特勞斯則認為，這個歷史事實本身可能沒有任何意義，無法體現希臘生活的“年輕”屬性。換言之，施特勞斯可能理解黑格爾想要表達的立場，即歷史或現實與理性是同一的，也理解黑格爾在“現實”與“存在”之間作出的區分。但如此一來，黑格爾必須要表明歷史當中出現的事件哪些只是偶然的“存在”，而哪些又是具有“理性”意義的“現實”。他認為這種區分是非常困難的。比如，在1958年課程的講稿中，施特勞斯對亞歷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作出了類似的分析：“亞歷山大在三十二歲或三十三歲去世——我忘記是由于何種疾病了——這個事實，把它與世界精神的運作關聯在一起，就近似于迷信了?！保?23頁）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施特勞斯并沒有完全接受黑格爾將理性與現實等同的看法，而是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有待彌合的縫隙。這其實表明，施特勞斯并不是簡單地誤讀了黑格爾，而有可能是在深刻理解黑格爾洞見的基礎上，作出了自己的立場選擇。兩者之間的分歧是更深層次的理論分歧而非表面的文本解讀上的問題。這也是本書作為黑格爾《歷史哲學》講疏的重要價值。它展現了一個窗口，由此可以細膩地感受施特勞斯如何通過與學生細讀黑格爾文本而與其強大的歷史主義立場展開搏斗。

列奧·施特勞斯

黑格爾與《歷史哲學》

《施特勞斯論歷史的終結》是施特勞斯講授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課堂實錄。施特勞斯之所以挑選這一文本進入黑格爾的宏大理論，主要的考慮是相較于其他作品，這部著作無論對他本人還是選修課程的學生而言都更加易讀易懂。如編者所言，施特勞斯在1958年和1965年兩次以研討班形式開設這門課程。但無論是施特勞斯本人還是編者，都對黑格爾講座及其講稿出版情況的介紹較為簡單。這里不妨對此做一簡要補充說明，以便我們更好理解施特勞斯所解讀的文本的特征，進而更全面地理解施特勞斯本人的觀點。

黑格爾第一次開設世界歷史哲學課程是在1822-1823年的冬季學期，此時他在柏林大學任教。此后，在1824-1825年、1826-1827年、1828-1829年、1830-1831年的冬季學期又講授了四次。《歷史哲學講演錄》英文編譯者認為，歷史哲學是黑格爾整個體系的最后一環，但卻可以成為黑格爾思想的導論，因為它不僅討論了歷史哲學本身，也介紹了黑格爾理論體系的其他部分，比如法哲學、精神哲學、藝術哲學、宗教哲學等。在1822年這次課程之前，歷史哲學并沒有成為黑格爾開設的獨立課程，相關內容一直隸屬于黑格爾的法哲學或精神哲學?！斗ㄕ軐W原理》一書中有關國家章節的最后一部分（第341-360節），《哲學百科全書綱要》（1817年）第448-452節以及《哲學百科全書綱要》（1827年、1830年）第548-552節便是歷史哲學的早先版本。

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課程講義大多都已散佚，現在已發現和收藏的只有兩個手稿殘篇。一份是黑格爾在1822年和1828年講授歷史哲學時的導論手稿片段。根據耶施克（Jaeschke）在《黑格爾辭典》（Hegel Handbuch: Leben-Werk-Schule）中的描述，這個導論的標題為“記述歷史的方式”（Art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耶施克也是《黑格爾全集》歷史考訂版第十八卷黑格爾手稿的編者，該卷收錄了這一導論。但根據《黑格爾全集》理論著作版的記錄，它的標題是“研究歷史的方式”（Die Behandlungsarten der Geschichte）（參見Walter Jaeschke, Hegel Handbuch: Leben-Werk-Schule [3. Auflage], J. B. Metzler Verlag, 2016, S. 368;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Suhrkamp Verlag, 1970, S. 543）。這個手稿包含三張，一張收藏在柏林的普魯士文化遺產國家博物館的黑格爾館藏，剩余兩張在馬爾巴赫的席勒國家博物館德語文獻檔案。這份手稿上黑格爾分別標記了1822年10月31日和1828年10月30日兩個日期，這意味著該手稿可能是黑格爾為早先課程準備的，但之后進行了修改。不過，后來的黑格爾文稿整理者根據墨跡和紙張成色推斷，這份手稿并不是最初1822年那份，而有可能是黑格爾從原先文稿中重新抄錄復制并標記了原初日期。

另一份是黑格爾1830年課程導論的講義，也收藏在普魯士文化遺產國家博物館的黑格爾館藏。這份手稿較前者更為完整，并且包含有黑格爾的許多修改與編輯。整理者推斷，這很可能意味著黑格爾有出版該課程講義的計劃。不過整理者通過對比黑格爾講義和他學生的課堂筆記發現，講義和課堂筆記的內容有所出入，甚至在一些章節和段落中完全不同。

除卻以上兩份手稿，還有兩組活頁文檔與歷史哲學課程相關。一組在柏林國家圖書館。整理者看到這一組的開篇是在一個單張四開本的活頁背面寫著“也是無窮無盡的復雜性的奇觀”，這個活頁的正面是愛德華·甘斯寫的有關法國七月革命的情況，時間是1830年8月5日。另一組在佛羅倫薩國家中心博物館，是黑格爾在1829年11月27日寫給弗里德里?！ね柨希‵riedrich Wilken）的一封信，這封信背面有一些有關歷史哲學課程的手稿。

相較于黑格爾的課程講義或手稿，學生的課堂筆記反而是其思想更全面（但未必是更準確）的記錄?，F在有關黑格爾歷史哲學課程演講錄的整理，主要源自如下筆記。首先是1822-1823年課程的學生筆記。它們來自卡爾·古斯塔夫·朱利葉斯·馮·格里斯海姆（Karl Gustav Julius von Griesheim）和海因里希·古斯塔夫·胡托（Heinrich Gustav Hotho）。前者筆記較為詳細完整，后者則多有縮略。不過根據整理者分析，后者反而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黑格爾的語言和哲學概念。在必要的地方，又根據弗里德里?！た枴ず諣柭ぞS克多·馮·科勒（Friedrich Carl Hermann Victor von Kehler）的筆記加以補充。1830-1831年課程的筆記則是由黑格爾的兒子卡爾·黑格爾整理。

從《歷史哲學》的出版情況來看，如施特勞斯和本書編者介紹，黑格爾的“得意”弟子愛德華·甘斯是首位編輯整理上述材料的人。他編輯整理的《歷史哲學》出版于1837年，是當時籌備出版的黑格爾十八卷文集中的第九卷。他主要依據的材料是黑格爾在1830年課程的學生筆記，也參考了黑格爾的課程講義。甘斯去世后，1840年卡爾·黑格爾編輯出版了第二版《歷史哲學》，在甘斯的基礎上補充了黑格爾早年課程中的材料。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確實如施特勞斯所說，這本作品是一束材料捆綁而成，內在邏輯可能存在著某種不一致，不能等同于黑格爾本人出版的著作。施特勞斯課堂上由賴因肯朗讀的英譯本，便基于這個版本。它由約翰·斯博里（John Sibree）翻譯，出版于1857年，在一百多年時間里都是《歷史哲學》唯一英譯本。

《歷史哲學》最早的完整中譯本便基于斯博里這個譯本，由我國著名學者王造時先生翻譯。王造時先生出生于1903年，江西安福縣江南鄉人。他不到十四歲就考入當時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從清華畢業后，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在不到五年時間里先后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他為人正直，是五四運動等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重要先驅之一。根據檢索，李天綱先生曾撰文指出，早在1932年，上海的神州國光社就出版過王靈皋翻譯的《〈歷史哲學〉綱要》，不過這是一個節譯本。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造時與謝詒徵合譯的《歷史哲學》，這才是我國首部全譯本。此外，同年商務印書館還推出了朱謙之有關這一主題的研究性著作《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由此可見當時黑格爾歷史哲學在我國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王造時先生

文本與編纂

有關《歷史哲學》的文本，編纂思路同樣值得關注。在卡爾·黑格爾于1840年出版概述第二版后，如施特勞斯和本書編者所言，格奧爾格·拉松（Georg Lasson）在1917年推出四卷本的《歷史哲學》。這一版中的第一卷，后來由霍夫邁斯特于1955年加以修訂，并由尼斯比特（H.B. Nisbet）在1975年譯為英文（其他部分則尚無英譯）。這一卷的內容就是歷史哲學的導言，題為“歷史中的理性”。上述版本都存在的問題就是文本編輯都想構造出一個完整統一的文本，因此不知不覺地模糊了不同年份講座之間的差異。

《黑格爾全集》歷史考訂版為了糾正上述問題，在編輯中遵循了如下原則：其一，將現有的黑格爾手稿編入第十八卷，將歷次根據學生筆記整理的講疏收錄于第二十七卷；其二，學生們的課堂筆記按照編年史順序放入各個分冊，以此展現黑格爾每次課程中的發展變化。在該“歷史考訂版”外，蘇爾坎普出版社的二十卷“理論著作版”第十二卷也可參考。該書附錄收錄了黑格爾兩版“歷史哲學導言”以及《精神哲學》中有關世界歷史的相應章節。

在中文世界，我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譯自歷史考訂版《黑格爾全集》第二十七卷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譯自理論著作版《黑格爾全集》第十二卷的《歷史哲學演講錄》。在英語世界，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和彼得·霍奇森（Peter Hodgson）近年來重新整理和翻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課程講義與筆記，并于2011年推出《歷史哲學演講錄I》，收錄了黑格爾1822-1823年課程的學生筆記以及黑格爾本人的導論講義。根據編者介紹，后續會推出黑格爾1830-1831年課程的導論講義與學生筆記。他們所依據的德文版本是耶施克編輯的黑格爾《全集》第十八卷《演講錄手稿II（1816-1831）》（Vorlesungsmanuskripte II [1816—1831],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5）以及卡爾·海因茨·伊廷（Karl Heinz Ilting）、卡爾·布雷默（Karl Brehmer）和胡·納姆·西曼（Hoo Nam Seelmaan）編輯的《黑格爾演講錄：筆記與手稿選》（Vorlesungen: Ausgew?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6）第十二卷。

因此，從文本編輯與整理來看，我們有關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理解無疑仍處于歷史進程之中。用黑格爾自己的語言表述，無論是相關文本，還是他有關歷史哲學的立場，只有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之時，我們方才能夠獲得更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