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統馬克龍12月3日抵達中國,三天行程先到北京、再到成都,這是他任內第四次訪問中國。出發之前他稱要同中方就“世界和平”以及“亟待實現的經濟再平衡”進行討論,并把話題提到全球層面來。愛麗舍宮透露了具體安排:第二天在北京見面,第五天去成都,成都之行被形容為“在中國禮儀規范下非常特別”,一般認為這是中方給予特別重視的表現。成都這一站意味著在首都之外另外安排一些會面,規格比較少見,禮遇背后所代表的議題分量以及對雙邊關系的期望。
和平和經濟再平衡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也是目前歐洲所面臨的焦慮。和平離不開烏克蘭,俄烏已經打了三年,歐洲的安全受到了影響,法國希望結束戰爭是可以理解的。中國不是沖突的一方,也無權強迫俄羅斯停火;若用西方的敘事來要求中國去“勸說”或者“施壓”,效果恐怕不會很好。比較現實的辦法就是換位思考、互相體諒、爭取談判的空間,而不是把任務當作不可能完成的“立即停火”,這樣才能使談判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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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再平衡直指歐洲痛處:產業安全、供應鏈、市場準入。突出細節就是歐洲希望中國把技術轉移到歐洲來。法國智庫蒙田研究所顧問戈德蒙認為中國有“特別先進的技術”,歐洲應該爭取對華的技術轉移,90年代歐洲投資中國時就得到了大量的技術轉讓,現在希望“反向”轉移。訴求很直接,但是情況很復雜,怎樣轉、轉哪些、用什么機制、涉及到哪些行業,牽涉到安全審查、知識產權、商業博弈等問題,不是三天兩夜可以解決的。比較現實的方法就是先確定原則、弄清底線,然后找試點逐步推進。
歐洲的要求是“既要又要還要”:要中國的商品、要中國的市場、現在還要中國的技術。不能有空心的期待,要現實地去交換。要想讓中國點頭,必須要有分量的籌碼。頂住美國的壓力,開放向中國出售最新的光刻機等實質性的措施,才算是誠意。否則技術轉移就會變成口號與口號的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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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上,中法、中歐合作的領域很廣,制造、航空、消費、綠色轉型等方面都有交集。歐洲重視維護本國產業,而中國則希望保持產業鏈的穩定和投資環境的可預期性。矛盾不怕說出來,就怕把重要的問題藏在心里。三天內解決不了全部問題,但是可以將話題落到實處,防止出現只注重氣氛而忽略內容的情況。
馬克龍是否會邀請中國參加明年在法國舉行的G7峰會?日本已經表示反對,并告誡馬克龍要小心。即使被邀請,中方是否會答應也不清楚。中國提倡多邊主義,強調廣泛參與和共同討論;而G7則更像是維護已有優勢的小圈子,議題和態度常常帶有陣營色彩。會誰不光是形式問題,更涉及到價值取向的選擇,“道不同不相為謀”是現實。
經濟上,歐洲對于產能、價格、競爭力的擔心是真實存在的,中國也在探索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子。新能源、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數字化轉型等領域都有交集。落地要有規則,把共享變成雙向制度安排,而不是把轉移當作單向索取。透明、公平、可預期為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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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經常提到要和中國以及所有的伙伴共同面對重大的挑戰,態度看上去很開放。開放需要行動組合:對市場準入提供確定性、把政治壓力和經濟合作區分開來、在敏感的技術和商業合作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就是判斷標準。三天不算太長,但是可以看出來一個人的態度。
外交不能強壓硬頂,而要審時度勢。禮賓的“罕見”表明此次訪問受到重視,受到重視的同時也伴隨著對等的期待。烏克蘭可以談,但是不能把責任推給別人;經濟可以談,但是提案不能是單邊清單;技術可以談,但是要先把規則和交換講清楚;G7邀請要慎重考慮場合、話題和行動。
馬克龍把“世界和平”和“經濟再平衡”綁在一起,并非出于文案考慮,而是源于現實:歐洲的安全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互交織。戰爭持續導致能源價格上漲、供應鏈受阻、財政壓力增大;產業轉型緩慢,社會情緒不滿、民意反對政策。在壓力之下,外交場合就更顯急迫了。急并不能快,快也不能成功,節奏要穩,方向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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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此次會面,有三件事情值得期待:第一,話能不能說到實處,把可以推進的小事列出來,從小處著手;第二,底線能不能說清楚,就安全、技術、市場三方面把各自不能逾越的界限說明白,避免產生誤會;第三,交換有沒有誠意,拿出能拿出的籌碼,比如政策上的動作,審批、豁免、標準互認等,有了硬保障之后才能開展合作。至于成都有沒有破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坐下來講真話、做實事,把這次訪問當作一個新的起點,減少誤會、增加利益、控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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