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時評｜從“大衛”到“MiLu”，為麋鹿正名是話語權的回歸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近日，一則關于麋鹿更名的消息引發關注：1985年，中國與英國簽訂協議，重新引進本已在國內滅絕的麋鹿。40年來，中國不僅實現了“物種重生”，更推動權威國際組織以中文音譯Milu取代西方慣稱的Pere David’s Deer（大衛神父鹿），作為這一珍稀物種的正式國際名稱。

沿用上百年的物種名稱，為何要改？“大衛神父鹿”源于法國動植物學家阿爾芒·大衛的名字，他是向西方描述中國麋鹿的第一人。然而，中國人更早地發現并命名了麋鹿。殷商甲骨文中就有“麋”字，《孟子》《禮記》等典籍中也有記載。因此，為麋鹿正名，首先是基于歷史、尊重歷史、還原歷史的行為。

這是伸張文化主權的一種表現。西方社會長期以Mount Everest稱呼喜馬拉雅山脈主峰，但少有人知中國早在18世紀初就已完成勘察，并以藏語“珠穆朗瑪”命名。1952年，中國政府正式把“額菲爾士峰”正名為“珠穆朗瑪峰”。從“珠峰”到“麋鹿”，從確立中文規范名稱，到推動修改國際通用名，中國對地理名稱、物種名稱的較真，遠非咬文嚼字。名稱的背后是定義權、解釋權。

用本土語言塑造國際話語，是掌握文化主動的一種方式。推動中文音譯Milu成為國際通用名，本質上是將漢語“麋鹿”引薦給世人，讓世界不止重新認識一個物種，更由此了解一門語言、一種文化。從甲骨上的象形符號到如今的形聲結構，單單一個“麋”字，不僅體現了中華先民的樸素智慧，更凝聚了漢字源遠流長的變遷。以Milu通行于世，不借助他人之口，不依附他國語境，規避了文化轉譯中難免的歪曲與重構，讓中華文化元素更直接、更有穿透力地觸達全球。

詞匯如同普普通通的基石，每一項追求自主價值表達的宏大敘事無不起步于此。只有從文化主體性出發來鍛造自身話語，中國特色敘事和價值體系的構建才有堅實基礎。國產游戲《黑神話：悟空》的爆火不僅打破了西方人對孫悟空的刻板印象，更讓Wukong這個中文音譯風靡世界。從《黑神話：悟空》到電影《哪吒2》，這些文化產品根植于中華文化深厚的土壤。無論是孫悟空對抗命運、追求真我的精神，還是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意志，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是其觸動全球觀眾的關鍵，而詞匯就是傳遞觀念的具體載體和基本元素。

同樣的價值邏輯，也體現在麋鹿保護的中國實踐中。湖北石首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經過數十年培育，使麋鹿數量從最初引進的64頭發展至4500余頭。這段物種保護傳奇的背后，是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守護。中國將“天人合一”的傳統理念與當代生態文明觀相結合，譜寫成一曲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贊歌。數十年如一日的深耕，為Milu一詞積蓄了深厚內涵，也為其成為國際通用名奠定了價值基礎。

從Pere David’s Deer回歸Milu，不只是名稱的更改，更是價值的抵達。它讓世界通過一個名稱，看見一種文明如何尊重歷史、理解生命、定義自身。

原標題：《文匯時評｜從“大衛”到“MiLu”，為麋鹿正名是話語權的回歸》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任思蘊

來源：作者：文匯報 孫欣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