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長安“，這座矗立在關中平原上的城市，曾是十三個王朝的政治心臟。
西周在此奠基禮樂文明，秦漢于此開創大一統格局，隋唐以它為中心輻射出絲綢之路的繁華盛景。
李白筆下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的市井畫卷，王維詩中 "萬國衣冠拜冕旒" 的帝國氣象，都印證著這座城市在中古時期的輝煌地位。
只是在907 年，唐朝滅亡之后，這座千年古都便彷佛一夜之間，失去了王氣。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除了李自成在此短暫建都之外，它再沒有過成為首都。
唐朝之后的朝代，不是沒有考慮過建都長安，可宋太祖趙匡胤發出 "遷洛未久又議遷雍，吾將西遷無復東返乎" 的感嘆，明太祖朱元璋派太子朱標實地考察后也不得不放棄遷都計劃。
究竟是什么力量，讓曾經被山帶河的風水寶地，在唐朝之后徹底退出了都城競爭的舞臺？今日我們就來說道說道！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這樣描述關中地形："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這片由秦嶺、北山山脈環抱的平原，東有函谷關鎖住中原通往西北的咽喉，西有大散關控扼通往巴蜀的要道，北有蕭關抵御草原民族南下，南有武關守護秦楚通道。
黃河如天然護城河環繞其東，八百里秦川被這些雄關險隘層層拱衛，形成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的防御格局。
戰國時期，秦國正是憑借這種地理優勢，進可東出函谷席卷天下，退可閉關固守積蓄力量。
劉邦與項羽相爭時，張良力主定都關中："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這種 "阻三面而守，一面東制諸侯" 的地理特征，使長安在冷兵器時代成為戰略價值極高的建都之地。
但隨著大一統王朝的鞏固，這種 "四塞之地" 的防御優勢逐漸轉化為發展劣勢。
當中原與江南成為王朝腹地，崤函之險反而變成了阻礙物資流通的壁壘。唐代以后，中國經濟軸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向大運河 - 江南經濟帶，長安則被推向西北一隅，從 "天下之中" 淪為 "西陲死角"。
在唐朝之前，關中平原的農業潛力同樣令人矚目。《禹貢》將天下土壤分為九等，關中的 "黃壤" 被列為上上之品。
戰國時期修建的鄭國渠，引涇水灌溉鹽堿地，使 "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畝產可達一石半，遠超當時其他地區。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這種農業優勢在秦漢時期達到頂峰，為定都于此的王朝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漢武帝時期，關中地區的糧倉足以支撐對匈奴的長期戰爭；隋文帝開皇年間，僅長安附近的永豐倉就儲備了可供全國數年消耗的糧食。
溫暖濕潤的氣候更錦上添花，據《唐六典》記載，盛唐時期長安周邊甚至能種植柑橘，這種亞熱帶作物的出現，印證了當時關中氣候的優越。
可是隨著人口增長和生態惡化，關中地區的糧食自給能力急劇下降。
西漢長安城人口約 25 萬，唐代鼎盛時期達到百萬，糧食需求增長了四倍。而與此同時，黃土高原過度墾殖導致水土流失，昔日 "陸海" 之區漸成貧瘠之地。
這也使得一旦建都西安，日常口糧大多都需從外地調運。可在鐵路出現前的近千年間，西安與江南經濟核心區始終隔著一道難以逾越的物流鴻溝。
從江南運糧至長安，經大運河轉黃河，再溯流而上至渭水，全程 3000 余里，運輸成本高得驚人。
這種也使的唐朝皇帝多次被迫 "就食洛陽"，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甚至常年駐蹕東都，就是對關中經濟困境的無奈妥協。
何況唐朝后期至宋朝，關中地區出現了長達百年的干旱周期。
這種變化直接導致渭河水量銳減，曾經 "八水繞長安" 的盛景逐漸消失，涇、渭、灞、浐等河流相繼出現斷流，地下水水位下降數十米，使得這種情況更加為甚。
原本可直達長安的漕運船只，到宋代只能停靠在華陰附近，再轉陸路運輸，成本如何不大。
相對于長安而言，江南地區得到快速開發。安史之亂使北方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據《通典》記載，戰前全國戶口 900 萬戶，戰后僅余 290 萬戶，其中關中地區 "戶不滿萬"，因此經濟中心逐漸東移，南移。
還有一點就是隨著中國疆域的擴展和政治制度的成熟，關中地區的軍事戰略價值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秦漢時期，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脅來自西北的匈奴、突厥，關中作為前沿陣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的地理優勢十分明顯。
但唐朝之后，中國國防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隨著突厥衰落，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相繼在東北亞崛起，國防威脅的主要方向由西北轉向東北。
這一軍事態勢的重大調整，讓關中的戰略地位驟然下降，也直接影響了都城選址的戰略考量。
唐末至五代的戰亂，給長安帶來了毀滅性打擊。880 年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焚宮室、燒官寺，長安遂為廢墟"；
904 年朱溫脅迫唐昭宗遷都洛陽，"盡徙長安居人以東，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這座千年古都遭到系統性破壞。
北宋趙匡胤想過定都長安，但綜合考慮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之后，還是選擇了開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最初定都南京，后派太子朱標考察長安，結果朱標報告："長安雖有崤函之固，但漕運艱難，民生凋敝，修復不易。" 這一結論徹底打消了明朝遷都的念頭。
朱棣遷都北京，則是為了鞏固 "靖難之役" 后的統治，北京作為其封地，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同時便于抵御蒙古威脅，實現 "天子守國門" 的戰略構想。
清朝入關后，繼承明朝都城北京，既節省建設成本，又能兼顧中原統治和東北發祥地。這種王朝更替中的政治邏輯，使長安始終未能獲得重新崛起的機會。
西安的衰落，是自然環境、經濟格局與政治軍事形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從 "天府之國" 到普通城市，這座古都的命運折射出中國歷史的深層變遷。
氣候干旱化使關中失去了農業優勢，經濟重心南移使西北淪為邊緣，政治軍事威脅的東移，使得唐以后的歷代王朝，或因漕運艱難，或因戰略考量，或因經濟實惠，都不約而同地放棄了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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