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方縣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以福建省南平市浦城縣為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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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命名模式是命名時約定俗成的規范之一。基于歷史地名的語源考證與空間分析，使用歷史文獻與實地考察所得的地名歷史和空間資料，甄別出中國南方縣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及其影響。（１）民族地名演替模式，決定了南方縣域地名的歷史層次。大量百越地名主要保留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村落。（２）山水地名組合模式，決定了縣域地名的空間結構。基于自然景觀命名的村名，因人為擾動少而成為縣域地名的“檔案館”。（３）人文要素地名疊加模式，是依據不同時期民眾各種文化活動層累而成的命名模式。民眾特定階段的價值取向，決定了縣域內不同類型人文地名的疏密程度。因宗族和宗教信仰發達，福建據此命名的地名遺存數量遠比軍事、驛傳地名要多，這與北方邊疆地區正好相反。（４）地名的空間傳播模式，即人口遷移導致的地名命名模式的空間傳播。短期來看，該模式是縣域地名多樣化的驅動力；長期來看，則是華夏各民族地名系統從各自孤立發展走向有序統一的驅動力。地名命名模式是區域文化模式的有機組成部分。秩序化的地名與“書同文、車同軌”具有同樣的社會價值。

關鍵詞：地名；命名模式；歷史層次；空間結構；歷史地理；浦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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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名命名是國家秩序化管理地方的基礎工作之一，也是人們建立“地方感”（feeling of the places）的方法之一。地名命名模式，是命名時約定俗成的規范，是區域文化模式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同地域通常遵循不同的命名模式，如對河流命名，中國南北方分別遵循“江”與“河”兩種不同的用字模式；以地貌形態命名地名，黃土丘陵區遵循“溝”“臺”“塬”“峁”“梁”等用字模式，而浙閩丘陵則遵循“坑”“洋”“排”“壟”“尖”等用字模式。雖然地名命名模式對區域地名有規范和控制作用，但相關研究進展并不大，究其原因：其一，影響地名命名的因素多種多樣，從自然到人文，從國家到個人，無所不包。其二，地名涵蓋的空間尺度多元，如政區地名存在高層政區，統縣政區、縣級政區，以及鄉、村等不同尺度的空間范圍。其三，地名的歷史層次豐富，如浦城縣，不僅有漢、孫吳、唐三朝“漢興”“吳興”“唐興”等因朝代更迭而變換的縣名，中間還穿插著“南浦”“柘浦”“漁梁”等基于本地景觀而命名的別稱。

進行命名模式研究，首先要解決的是研究的空間尺度問題。以政區為例，如果選擇以省、市為研究區域，其政區地圖上大部分顯示鄉以上地名，內涵豐富的自然村和行政村名，以及眾多自然景觀的地名，便付之闕如，無法進行空間分析，使得鄉村一級地名研究的精度不夠；如果選擇鄉鎮為研究區域，因地名數量太少，所蘊含時空信息的層次性和多樣性又不足；而以縣域為研究區域，空間尺度適中，比較理想。其一，縣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長官的基層政區，歷代遵奉“縣方百里”的原則，故其幅員比較穩定，那么，縣轄鄉、村的數量及其地名也基本保持穩定。其二，政區是中國人文地理要素區域分異的主導性因素，因此，民族演替、改朝換代、宗族興衰、宗教傳播和人口遷徙等對地名的影響，在一縣的鄉、鎮、行政村和自然村地名中保留最多。其三，大量的自然景觀地名集中分布于縣域內，便于以小流域為樣本，進行空間分析。其四，縣域內歷史地名有足夠的分布密度，能夠識別出其源流、層次及影響因素。

有關地名命名，現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從影響命名的要素著手，集中討論地名命名的方法和原則，缺乏空間意識。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這一研究的不足，嘗試從邊界層面研究地名管理的優化；也有從單要素著手，從時空兩個維度進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出現。然而，構成中國地名系統的基本單元是“縣”，只有將縣這一地理綜合體內部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研究清楚，方可進一步討論省市乃至全國的狀況。基于此，以縣域為范圍，從時空兩個維度探討縣域內地名命名的基本空間結構和歷史演替，進而推導出中國南方縣域命名的基本模式及其影響。

1

研究區域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縣，轄2個街道，9個鎮，8個鄉（圖1），不僅是研究福建地名變化的“檔案館”，也是研究中國南方縣域地名的理想區域。其一，政區地理方面，浦城位于閩、浙、贛的結合部。其二，自然地理方面，浦城介于浙閩丘陵與鄱陽湖平原之間的過渡區域，武夷山脈、仙霞嶺為閩江、信江、錢塘江分水嶺，南浦溪河谷盆地較為寬闊，兼有中亞熱帶與中亞熱帶山地氣候區。其三，文化地理方面，浦城居閩、吳、楚3個文化區之間，又是中國海洋文化區與內陸文化區的過渡區。其四，交通地理方面，浦城“東北通吳越，西南為閩中咽喉之區”，是仙霞古道的交通樞紐，中原進入福建的首縣。其五，民族地理方面，百越與華夏之間更替過程顯著，且浦城有保存較為完整的閩越地名。

1.2

思路與方法

縣域地名研究，就空間而言，向上涉及統縣政區，如州、府、地級市等，向下涉及鄉、里、都、圖、行政村、自然村和其他地物；時間而言，不同地名如同地層中種類不同的生物化石，反映縣域發展的歷史層累。因此，探尋縣域內各級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必須從歷史自然地理學、政區地理學、民族地理學、語言地理學、宗教地理學、人口地理學以及考古學等多學科入手，系統考證其歷史流變和空間演替過程。本研究首先借助歷史學方法，復原民族演替、政區沿革、方言演變、宗教興衰等歷史過程，找出縣域地名通用字的歷史內涵。其次，通過野外考察和縣域、流域空間分析，揭示地名通用字的地理內涵、空間分布和演替的特征。在歷史考證和空間分析的基礎之上，甄別出縣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進而揭示中國南方縣域地名命名的基本規律。

2

浦城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

2.1

民族地名演替模式

從長時段來看，區域民族的歷史演替是控制縣域地名變動的“構造運動”，奠定了縣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框架，本研究將其定義為縣域地名命名的民族演替模式，該模式造就縣域地名的歷史層次。

在中原移民到來之前，福建原住民是百越。百越分布范圍極廣，《漢書.地理志》載，“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公元前333年，百越的一支東越國被楚國擊敗，被迫南遷，于前334年在今福建境內建立閩越國。《史記.東越列傳》載：“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后也。”考古發掘也證實了這一點。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廢閩越王無諸為君長，以其地置閩中郡。秦末，無諸率閩越士卒與各路諸侯一同滅秦。閩中郡維持了十二三年或十三四年，僅設回浦和冶縣二縣，對閩越原住民文化影響極為有限，以至于秦是否實際控制閩越之地也存在爭議。

楚漢相爭，無諸出兵協助漢王劉邦擊敗項羽。漢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復立無諸為閩越王，建都東冶（今福州）。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閩越王郢擊南越，武帝遣將往擊閩越，郢出兵距險，王弟余善殺王出降，漢立無諸孫丑為閩越繇王。后余善自稱王，漢為免出師之勞，乃立其為東越王，與繇王并處。元鼎五年（前112年），漢征南越時，余善暗通南越；六年漢軍壓境，遂反。元封元年（前110年），繇王居股等殺余善，降漢，漢封為侯。因其地難治，遷其民于江、淮之間。可見，閩越王象征性臣服西漢約六十七年，實際控制著閩越之地。

浦城雖然有“越王山”“越王臺”，但這些地名大多為宋人命名，未必與閩越王有直接關系，大量古越語地名則保留在含發語詞的地名和山水地名中。

大量越語發音的地名和人名，以漢語同音字的方式留存。人名保留最多的是百越諸國王的名字，如余善、勾踐等。余和勾，屬于發語詞，無實際意義，此類發語詞在地名中也大量存在。浦城縣仍在使用的越語發語地名詞有“烏”和“余”。“烏”字地名集中分布于自然村，如烏陰背、烏元、烏陰橋、烏巖、烏疊坑。“余”字地名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均有分布，行政村如余塘村、余元村，自然村如余墩、余回、余樂，但主要分布于自然村。“余”字地名主要分布于縣城以南，“烏”字地名主要分布于縣城以北，當地人多以烏色釋之。

其余越語地名與水系有關，如漈、瀨、浦、步、埠、潭、溪。

“漈”，越語中指瀑布。嘉靖《建寧府志》載：“龍村溪，溪之源有飛瀑，由石巖下注，長數十丈。漈下有龍井，傍有龍王祠，遇旱以錢觸之輒雨。”“漈”字現大多簡寫為同音字“際”，如清代“漈下嶺”“漈原”所在地，位于今“際洋”行政村。瀑布位于河流溯源侵蝕的裂點區，多為山地與河谷盆地之間的斷層線。因此，浦城的“際”字地名大多位于河流出山口處。其中含“際”的行政村名有5個，自然村有31個。

“瀨”，《漢書.武帝紀》載：“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在浦城亦因溪流“徙突靡常，故稱瀨”。相較于“漈”，留存的“瀨”字地名較少，均簡寫為“賴”，如富嶺鎮之“尚賴”、水北街鎮之“吾賴”。

“浦、步、埠”。言及浦城的“浦”字來源時，常見的說法有二：其一，“唐天寶元年（742年），因東越王曾筑城臨浦，而定名浦城”。其二，“浦城肇建于西漢中期，因東越王余善筑城臨浦（瀕臨水邊之意）得名。”均未闡明“浦”字的內涵。據游汝杰、周振鶴先生考證，浦是越語地名，“‘浦、步、埠’是同一個古越語詞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寫法”，其分布見圖2。“步”為“水津”，柳宗元《永州鐵爐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任昉《述異記》云：“吳楚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故“浦”與“步”在越語中同義，指港口、碼頭。如福州市倉山區臨江街道北水域，歷史上稱為“番船浦”。明弘治年間（1488—1505年），福州督舶鄧太監選擇閩江深水處供外來番船停泊，始名“番船浦”。后因“番”和“泛”在福州方言中音近，雅化為“泛船浦”。歷代翻越武夷山、仙霞嶺的客貨運輸隊均在浦城港下南浦溪，進入閩江。所以，浦城意為“津城”或“港城”，而非“水邊之城”。今含“步”字的地名有管厝鄉的“巖步村”，含“埠”的有水北街鎮的“石埠村”。

“潭”，在越語中意為“坑、池塘”。留存最悠久的“潭”字地名是閩越的“大潭城”，在今建陽。浦城縣行政村、自然村以“潭”命名的地名分別有4個和26個。

“溪”，在北方指山間小溪流。《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杜預疏曰：“亦澗也。”古代越語中用“溪”作為河流的通名，至今依然。在浦城，以“溪”命名的鄉鎮、行政村、自然村分別有1、15、79個，為所有越語地名中數量與跨越層級之最。

與山地有關的越語地名用字有“羅”，可能是“山”字的記音。現浦城縣以“羅”命名的行政村、自然村分別有2個和8個，除永興鎮沿洲村羅山凹外，多是衍化后的用法。山名有忠信鎮與管厝鄉的界山“大福羅”。

緣“溪”行，水流湍急的“瀨”，飛瀉而下的“漈”，水深流靜的“潭”，小舟靠岸的“浦”，以及遠近高低各不同的“羅”，標識出閩越人的地理景觀。越語地名經過長期衍化，現存古越語用字主要分布于自然村一級。換言之，自然村名是各級地名中最穩定的一級，受民族演替與政治制度變遷影響較小。

秦漢時期，百越之地逐漸融入華夏體系。中原自發性移民一定先于國家軍事和政治力量進入百越之地，但其數量有限，尚不足以改變當地的地名系統。六朝對福建的系統治理，為戰時中原南下移民大規模進入福建奠定了基礎。

高層政區、統縣政區和縣級政區命名是國家行為。漢武帝元鼎年間至孫吳永安三年（260年），福建各級地方行政制度是浙江地方行政區向西南蔓延的結果。福建大部隸屬會稽郡；獻帝建安初，分侯官之北鄉，置建安、南平、漢興三縣。其中建安是年號，漢興（即今浦城）是國號。東漢朝廷以年號和國號為縣名，一方面彰顯了朝廷對重新納入教化的閩越之重視，另一方面則期望秦漢以來叛服不常的閩越能長治久安。于孫吳而言，建安、南平是中性詞，漢興則不是。因此，三國吳永安三年，以建安為郡治，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漢興”政治不正確，但“興”有普世價值，故將“漢興”更名為“吳興”。孫吳不僅設置吳興縣，還設立吳興郡（治今湖州）。永安三年至晉惠帝元康元年（291年）間，浦城的統縣政區為晉安郡。元康元年間至隋開皇九年（589年），統縣政區為江州建安郡，浦城首次被納入江西統縣政區。建安郡自隋大業三年（607年）重置后，無論名稱如何改易，始終作為福建的一個統縣政區長期存在，標志著福建政區擺脫在浙江、江西之間擺動的隸屬關系，走上獨立發展之路。唐王朝初創時，顯然注意到了孫吳改漢興縣為吳興縣的象征意義，故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建安郡為建州，五年改吳興縣為唐興縣。武則天登基后，自然不能無視唐興縣因改朝換代而更名的傳統，故于天授二年（691年）改其為“武寧縣”。神龍元年（705年），復國后的唐王朝，又立即將“武寧縣”改回“唐興縣”。經過六朝至初唐長期的教化和移民遷入，福建已轉化為中原教化之地，可謂“蠻俗丕變，文明遐鬯，蔚然鄒魯矣”，故自盛唐始，福建各級行政區命名一改以安寧興旺為寄托的傳統，開始以山川等自然景觀命名。天寶元年（742年）八月，改唐興縣為浦城縣，以港口為縣名，并延續至今。

通常認為“皇權不下縣”，于地名而言則不然，早在漢代已開始有組織地將鄉里地名嘉名化或雅化，正如周振鶴先生所言：“里名以嘉名為多，這是中國地名的特點，因而如萬歲、萬年、長樂、千秋、安漢、富貴等里名便為許多縣所共有。”南宋時，福建大部分地區已完成鄉、里地名的雅化即中原化，宋梁克家《三山志.地理類二.敘縣》詳細記載了福州十二縣雅化后的鄉名與里名。浦城縣，“宋時分縣為十鄉三十二里，明洪武三年分宜新一里為東西南北四隅，又省永吉里并入長樂”，清朝“因之。計鄉十，統里三十有四，統圖一百五十有六”（表1）。以年號命名的傳統滲入浦城縣鄉一級地名，如總章鄉、乾封鄉均以唐高宗李治的年號為鄉名。

2.2

山水地名組合模式

浦城地貌，受武夷山脈與仙霞嶺控制，北、東、西三面環山。南浦溪縱貫南北，其河谷盆地所在的中、南部低平寬廣。從中部河谷盆地到東、北、西邊緣，海拔逐步上升，形成河谷盆地、丘陵、低山和中山依次分布的地貌結構。受地貌結構控制，由溪流水面至山地峰頂，浦城地貌與水系地名分別由溪流水文、河灘、河谷盆地、山地四個層次組合而成，有顯著的垂直分異現象，將其定義為縣域地名命名的山水組合模式。

（1）溪流水文地名系統。浦城的水系主要由南浦溪及支流西溪、官田溪、馬蓮溪等構成。其中用來描述溪流水文狀況的地名以百越用字為主，如描述水流湍急的“瀨”，水流飛瀉而下的“漈”，水深流靜的“潭”。中原用字主要集中于溪流的源頭和水口，不分干、支流，河流發源地稱為“源”或“元”，其中行政村名中含“源”字22個，“元”字5個；自然村含“源”字132個，“元”字50個。除少部分“源”字意指某姓宗族初遷地外，大部分因其位于河流的源頭而得名。溪流交匯處稱為“水口”，如行政村“大水口”“溪口”等，自然村“溪沿口”“水口”等。

（2）河灘地名系統。南浦溪大部分河道坡陡流急，只有在曲流發育的個別河段，方沉積有江心洲。圍繞著浦城最大的江心洲—茅洲，周邊有“大茅洲”“小茅洲”和“洲坪”等村落。溪流水面與河岸之間隨季節變化分布有面積大小不等的河灘，隨著河流侵蝕與流向的變化，河灘轉變為階地，成為沿河聚落的主要分布地，但其地名仍保留了原有的河灘屬性，如“長灘”“沙灘”“沙里”等地名。

（3）河谷盆地地名系統。從河岸到山麓之間，是人類生活生產的高密度分布區，土地平展，水資源豐富，農業生產條件良好。河谷盆地中土地平整、灌溉便利、面積較大的地貌單元命名為“洋”，浦城縣含“洋”的村名共107個，其中行政村14個；有灌溉條件，類似于梯田的地貌單元命名為“排”，含“排”的村名共63個，其中行政村3個；灌溉條件較差，坡度較陡、土地狹窄，主要用于種茶的地貌單元命名為“壟（垅）”，含“壟”的村名共45個，其中行政村1個，含“垅”的村名共33個，均為自然村。總體來看，設于洋田、排田和壟田的行政村占比分別為13%，5%，1%，可見行政村村部大部分設于自然條件良好，人口密集的洋田區。溯流而上，溪流變為小河溝，河谷愈加狹窄，兩岸山地相對，呈“V”形谷，這樣的小河谷通稱“坑”。浦城縣含“坑”的村名共184個，其中行政村13個，占比7%。

（4）山地地名系統。從河岸到山頂，主要由三個地貌單元組成，其一是“墩”，位于河流岸邊，被河谷平地包圍，如墩臺形狀的基巖山地命名為“墩”。沿南浦溪及支流含“墩”的村落共有95個，其中行政村如“葛墩”“廉墩”“中墩”等共19個。其二是“凹”，兩山之間的低洼地帶命名為“凹”，此“凹”為“坳”和“岙”的同義字，即山坳，浦城現已統一為“凹”。含“凹”的村名共42個，其中行政村2個，分別為“凹頭村”和“凹后村”，顯然，此處的“凹”字只是命名的參照物，其行政村并不設在山坳中。其三是山地，山地常見的地名用字有“山”“峰”“崗”“尖”“嶺”。主要的山脈和縣城周邊的山地以“山”“嶺”命名為主，大部分遠離縣城的山地，如武夷山脈與仙霞嶺等山區，以“尖”和“崗”命名。“尖”是少數民族地名，如騰云尖、營盤尖、豬頭尖，一般將類似于金字塔型的孤峰命名為“尖”。萬歷《浦城縣志.山川》所載山地地名，已雅化為“山”“嶺”，未見一例叫“尖”的山名。

2.3

人文要素疊加模式

地方各級政區為縣域地名命名劃出政治框架，山川格局為縣域地名命名奠定自然基礎。軍事、驛遞、宗族和宗教等人文要素則疊加其上，并受前二者控制，形成縣域地名的人文層次和空間結構，稱其為縣域地名命名的人文要素疊加模式。

（1）軍事地名的疊加。歷代軍事據點，或位于交通要沖，或與政治、經濟中心相伴，因此，軍事據點的名稱，往往會轉化成一地的通名。比如唐宋時期的軍鎮，屬于軍事據點，“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軍鎮所處之地通常位于水陸要沖，人口集中，商業發達，與集市相伴，因此，軍鎮所在地亦稱集鎮或市鎮。北宋時期，鎮去軍事化，轉變為區域商業中心即市鎮。宋代，浦城縣設有二鎮，一是清湖里的臨江鎮；二是長樂里的遷陽鎮，“宋初置遷陽鎮，并設監官于此，紹興初廢，俗曰仙陽。北至梨關三十六里，又北至仙霞關七十里”。二鎮一南一北，控制著福建襟喉之地。明清以后，商業性質的市鎮遍地開花，“鎮”成為縣以下規模較大的商業聚落地名命名的主干。

宋代疊加在福建基層社會的另一個重要地名是寨。寨是巡檢司的駐地，即巡檢寨。唐代地方治安由鎮將負責。宋朝建立后，將藩鎮所侵奪的權力歸還地方政府，取消了鎮將逐捕鄉村盜賊的權力；復置縣尉，為捕盜之官，強調縣令、縣尉對鄉村治安的責任。同時，保留巡檢，作為州縣之外的捕盜專官，“國家設巡檢、縣尉，所以佐郡邑制奸盜也”。巡檢司主要負責縣城之外的治安，故大部分巡檢司都在距縣城較遠的村鎮筑寨駐扎。北宋時，浦城縣因盆亭（今盤亭）“山谿險仄，蹊徑四通”，故于此設盆亭寨。南宋時，浦城縣設有六寨，大部分因“草寇竊發”而“立寨備之”，見表2。宋代諸寨留存至今的“寨”字地名只有臨江鎮寨下村。

“明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于五軍都督府。”因此，衛所地名遍布全國各地，福建也不例外。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命周德興在福建筑城設衛所防倭，建5衛13所53巡檢司。浦城屬建寧右衛，成化十（1474年）年設浦城千戶所。除衛所外，在重要交通要道還設巡檢司，浦城有盆亭、高泉、溪源三個巡檢司。其中盆亭與高泉巡檢司分別控制著由閩入贛、浙之通道，而溪源巡檢司則因“地連浙境，盜賊出沒。宣德八年（1433年），閘辦銀場，御史楊禧奏添設”。無論是衛所還是巡檢司均未在浦城留下相關地名。

清代綠營兵分鎮、協、營、汛四級。浦城縣內設浦城營與浦城楓嶺營，浦城楓嶺營順治十一年（1654年）題設，“為專營，不隸于協鎮”。各營下設有汛塘，其中浦城東路有募嶺、富嶺等6塘；南路有西溪、九湫等20塘；西路有路后、西鄉等4塘；北路有七里、十八里等13塘。留存至今含“塘”字的地名僅“里塘”和“南口塘”兩處。其余含“塘”地名多為池塘的“塘”。

環繞浦城邊界有數量不菲的“關”和“隘”等軍事機構。以關為例，浦城與龍泉縣之間有高泉關，與松溪縣之間有大石鄭坑小關、翁源關，與永豐縣之間有太平關、二渡關，與江山縣之間有楓嶺關、金竹關、安民關、柳營關，這些關的地名大多至今仍在使用，相反，今地名中含“隘”字的僅存兩例，一是富嶺鎮圳邊村“巖坑隘”，今存有“隘門村”；二是“寨嶺隘”，今忠信鎮寨門村有“隘上橋”。

（2）驛傳地名的疊加。在重要交通線路上，軍民兩用的驛傳系統，給福建地名疊加上了一些著名的驛站地名。浦城仙霞嶺路尤為典型，“凡自浙入閩者，由清湖渡舍舟登陸，連延曲折，逾嶺而南至浦城縣城西，復舍陸登舟，以達于閩海。中間二百余里，皆謂之仙霞嶺路。誠兩浙之衿束，八閩之咽喉也”。與繞道浙江常山、江西鉛山、分水關和福建崇安過武夷山脈的驛道相比，仙霞驛道路程更短，故“凡往來閩浙暨之京師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爭趨焉”。正如明人王世懋在《閩部疏》中所說：“凡福之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秦漢時期五里一郵，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縣有傳舍。至唐代開始，“驛”取代郵、亭等，成為客貨運輸通道上的重要節點。浦城的亭、驛主要集中于四個節點，一是仙陽鎮漁梁驛。該驛位于建溪與信江的分水嶺—漁梁嶺的南麓，南朝時為遷陽亭所在地，梁江淹任吳興令時作《遷陽亭》詩：“攬淚訪亭候，茲地乃閩城。萬古通漢使，千載連吳兵。”遷陽即今仙陽鎮，唐宋改為漁梁驛，清代為漁梁腰站。出入八閩者多宿漁梁驛，陸游《宿漁梁驛五鼓起行有感》詩云：“投宿漁梁溪繞屋，五更聽雨擁篝爐。”二為臨江鎮的“臨江驛”，宋建，明嘉靖年間改為臨江館，清代為臨江腰站。三是盆亭驛，在安樂里（今盤亭）。盆亭應為漢魏六朝時的“亭”，宋改為盆亭驛，明仍之，清遷改為小關驛（今盤亭鄉廟灣村）。四是大湖驛，在人和里（即今石陂鎮），宋建，明代改為大湖鋪，清代遷改為人和驛。

要言之，歷代疊加在浦城縣的驛傳地名，只有“盤亭”是漢代傳驛地名的遺存。時過境遷，唐宋廣泛使用的“驛”，在今浦城地名系統中已難覓蹤跡。

（3）宗族、流官地名的疊加。在縣域內，宗族對基層地名的影響，無論是地名層級還是空間范圍，均居人文因素命名方式之最。以宗族姓氏命名村落是最常見的命名方式。現浦城縣行政村和自然村中仍保留大量姓氏冠于村、厝、處、橋等字之前的村名，甚至在鄉鎮一級，還留存有“九牧鎮”“管厝鄉”兩例，其中“九牧”取自林姓族望，“管厝”取自管氏族姓。此外，某姓開基之地，常以姓氏加“源”作為村落之名，如仙陽鎮早田村謝家源。宗族同樣會對聚居地附近的自然景觀命名產生影響，如濠村鄉溪口村蔣溪口，“昔蔣姓在此開基，故名”；江村溪，“舊村多江姓，因名”；吳山，“峭立豐秀，為邑治之望居，民多吳姓”。宗族地名的流變還可以反映地方宗族的興衰更替，如管厝之地，先后有三個宗族在此定居，“唐天寶二年（743年）有翁姓到此拓荒傍山而居，名為翁塢際村，后又有范姓沿溪筑室而居，稱為范處。又被水毀遷出。明洪武初，管姓自江西豐城遷此，改名管厝”。由此可見，宗族地名并不穩定，很容易隨宗族的興衰而更替。望族對地名的影響則遠比一般宗族深遠，如今仙陽鎮練村，為唐五代章仔鈞夫人練氏一族的聚居地。練氏夫人有力救建州全城等義舉，宋封越國夫人，明成祖朱棣曾為其作《御制練氏全城詩》歌頌此舉。因此，“練村”作為練氏夫人的故里，這一宗族地名已具有歷史和教化意義，故得以從唐五代流傳至今。

除了宗族這一群體外，流官作為代表中原政權直接統治地方的管理者，對縣域基層地名的命名或多或少亦會產生影響，主要方式有四。一，以流官事跡命名，如位于今南浦街道的夢筆山，本名孤山，其更名夢筆，是因為“梁文通江公令吳興夢神人授筆于此”。現以“夢筆”命名的還有南浦街道的夢筆社區和夢筆村。再如位于今仙陽鎮的致孝嶺，原名章家嶺，“唐太傅章仔鈞為布衣時，婚石鼻村練氏。外舅姑不為之禮，公遂攜練氏歸。徑此少憩，誓不復登此嶺。及外舅姑歿，夫人陟嶺上瞻望揮涕，因名”。二，以流官官職、封號等代表身份的稱謂命名。如西陽山（現名樟元山），“舊傳西陽太守全景文居此，故名”。類似的地名還有祭祀朱熹、詹體仁、真德秀的朱文公祠、詹司農元善祠、真文忠公祠，以及相傳為狀元章衡所鑿的狀元井。三，以流官姓氏命名。如仙陽鎮練村八角井，舊稱章家泉，“五代，章仔鈞登嶺卜天，泉忽涌出，因名”。再如南浦橋，“宋隆興元年（1163年），權縣事上官端儀建，俗稱為上官橋”。類似的地名還有知縣李葆真所浚李公井。為地方官員修建的祠堂大多采用這種命名方式，如明清時期的方公祠、黃公祠、柯公祠、嵇公祠、李公祠等。四，由流官題字賜名。如“錦工橋”，為朱熹訪友過此所題；“萬壽橋”，“適橋落成，欣逢圣祖仁皇帝萬壽”，由安溪相李光地赴京陛見途中所題。此外，縣城為數眾多的牌坊，如“大儒坊”“父子京卿坊”“進士坊”等，大多是縣令為中舉士人所立，并載入方志，成為地方功成名就者的集中展示區。從空間范圍來看，歷史上流官地名大多分布在交通便捷、經濟發達區，最密集處為浦城縣城區，即流官居所、衙署和祀典場所等所在地。其余則主要分布在今各鄉鎮治所和主要的水陸交通干道，分布在邊緣山區的地名較少。從時間尺度來看，宋以前的流官地名較少，其后明顯增多，受影響地名集中在廟宇與祠堂，可能與浦城地區受中原教化影響，禮制建設進一步完善有關。從命名層級來看，由于浦城縣縣名及鄉、里名受國家控制，比較穩定，受流官影響的地名只能存在鄉里以下，主要涉及村、水井、橋梁、紀念性的祠堂和廟宇，以及自然景觀。但至今，除“夢筆”這一流官地名在文學史上另有重要意義之外，其余基本不存。相比于流官地名，宗族地名具有更強的可延續性。

（4）寺廟地名的疊加。寺廟不僅是聚落的信仰中心和民眾日常活動的公共空間，也是一個聚落的地標建筑物。因此，以寺廟名稱或以寺廟為參照物命名的地名在各地普遍存在，淫祀泛濫的福建各地尤其如此。正如嘉靖《建寧府志》所云：“自佛老之教行，而琳宮紺宇遍于海內。閩固東南一隅，而建又八郡之一耳。緇黃所處，金碧輝映，曾不知其幾千萬落。顧誦法孔氏者，往往棲遲于繩樞甕牗間。噫，其來非一日矣！可勝慨邪！”浦城縣修建最早的佛寺是梁武帝在越王余善行宮故址上改建的崇云寺，唐改勝果寺。唐代興建的佛寺有6座，宋代有15座，元代有9座，大部分為明清所建。道觀在浦城興建的時間比較晚，如玄妙觀，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建，初名天慶觀，元改玄妙觀。元道院，元元貞元年（1295年）建。二者均在縣東隅，分布范圍狹小。

鄉一級的地名，早在漢代已開始嘉名化，福建在宋代已完成雅化過程，因此，在浦城無以寺觀為參照物命名的鄉一級地名。里一級的地名雅化時間與鄉同時，自然村名則大部分處于原生態，能看出寺觀的影響。受佛寺影響的行政村地名共5個，分布在五個不同的鄉，主要以寺廟為參照物進行命名，如殿基村、庵后村、寺前村等，無以佛寺名直接命名的行政村。與之不同，自然村直接以佛寺名命名者則占多數，如富嶺鎮店亭村“觀音閣”、水北街鎮裴墩村“羅源寺”、仙陽鎮殿基村“中興庵”，以寺廟為參照物命名者占少數，如濠村鄉毛墘村的“寺前”，即釋迦寺前，萬安鄉王元村“庵坪”，“庵”即“金灘庵”，石陂鎮象口村“寺下”，“寺”即廣德寺。

與佛寺相比，道觀數量少，對縣域地名命名影響極為有限，典型代表是觀前村，因道觀而得名。觀前村坐落于金山與銀山下，隔南浦溪與金斗山相對。金斗山山巔建有武當行宮，祀玄天上帝，故又名小武當，“宋朱子與劉圭父嘗約游焉”。《徐霞客游記》云：“十四日舟發，四十里至觀前，舟子省家早泊，余遂過浮橋，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喬松艷草，幽襲人裾。過三亭，入玄帝宮。”清代改名為金斗庵（圖3）。可見，觀前村至遲在宋代已因道觀存在而得名。經過新中國“四清”和文革“破四舊”運動之后，受寺觀影響的自然村名仍有近百個，一方面說明村一級地名，尤其是自然村，是各級地名中受政府干預最小的；另一方面說明福建民眾宗教信仰之深厚。

福建民間信仰盛行，奉祀本地神的廟宇無村不有，其數量甚至可能超過了佛寺和道觀的數量，但其對地名命名的影響卻較為有限，這是由于除了媽祖等被納入國家祀典的神之外，大部分本地神缺少國家敕封，歷史時期均被認定為淫祀，祭祀尚不能大張旗鼓，就更談不上以其命名地方地名了。據光緒《續修浦城縣志》，浦城縣歷史上較為盛行的民間信仰有陳靖姑、馬氏真仙等。現存較為典型的受民間信仰影響命名的地名，一是盤亭鄉廟灣村“五顯嶺”，取自嶺上的五顯廟；二是臨江鎮水東村“奶娘崗”，其名可能源自順天圣母陳靖姑，民間稱其“奶娘”。

無論是佛道寺觀還是民間廟宇，除國家財政經營之外，大部分依托宗族或某個利益集團而維系，如明代建寧府寺觀，大部分受福清、長樂、莆田人長期把持，嘉靖年間任建寧道僉事的張儉義《處寺田議》云：“切見建寧一府寺觀之田，半于農畝所賴。有宋諸儒流風遺韻未泯，其民恥為僧道。而為僧者多系福清縣江陰里及莆田、長樂沿海之民，隱變軍、鹽、匠、灶戶籍，祖父、子孫、兄弟、叔侄原籍娶妻生子，止以法名占據襲充，或一家而住三寺兩寺；或一人而管三庵四庵；或典撥田畝厚私藏而累里甲以糧差；或舉放私債，索重息而致佃人于逃竄；或奸淫妻女而謀殺本父本夫；或妝飾盜情而致死。愚夫愚婦爭端百出，健訟屢年，恃其財賄寅緣鉆刺，務求必勝，以壓服鄉民。茍遇官府廉明，輒望海濱而遠遁行。原籍則杳無法名，行該都里則拘無姻黨。歲事久寢，吏代官更，仍復到寺似前作孽。此該本道所親見親聞者，真一方之切害，萬姓之深仇，所宜急為之處者也。”可以想見，隨著政府對外來寺廟經營者這一利益集團的整治和打擊，他們經營的大部分寺廟會廢圮。此外，很多自然村的寺廟主要是依靠宗族來維系的，一旦宗族衰敗，寺廟也隨之湮滅，而以寺廟命名的地名卻保留了下來。因此，浦城的許多以寺廟命名的自然村，不僅方志中無相關寺廟的記載，村民也不明就里。

2.4

空間傳播模式

浦城縣地界三省，水注三江，歷史上不僅政區曾游離于浙、贛、閩之間，人口也是五方雜處，“自五代亂離，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賈，多逃難于此”，備五方之俗。據《浦城縣志（1949—1989）》“遷居浦城姓氏表”可以看出，安史之亂與黃巢起義引發的戰亂是導致唐末五代中原移民遷入浦城的重要原因。因官入浦城定居的唐宋各有1人，分別為福建南安人和浙江湖州人。浙江和福建省內移民是浦城移民的兩個主要來源，遷入浦城的家族，大部分是主動尋求發展或婚嫁遷移而來。從浙江遷入浦城的23個家族中，龍泉有12個，遂昌有3個，松陽有2個。福建省內的移民主要來自周邊各縣，如建安、建陽、崇安、福安和松溪。在浦城的遷入地主要有二，一是仙霞古道上的南浦鎮、忠信鎮、仙陽鎮，屬南浦溪河谷盆地；二是位于前洋古道（浦城至龍泉）上的富嶺鎮，屬富嶺溪河谷盆地。兩地均自然條件良好，吸引周邊山區民眾遷入。遷入移民會對本地地名產生影響，如唐上元間避難浦城的信州楊氏遷入地名“楊村”，五代末于此避亂的浙江龍游徐氏遷入地名“徐井”。總體來看，戰爭是浦城居民更迭的重要推手。清初，浦城“官商往來，絡繹輻輳，承平日久，繁盛殷富，俗尚奢華，故諺有‘小蘇州’之號”。咸豐八年（1858年）之亂后，浦城“玉石俱焚，室廬灰燼，隴畝荊榛”。光緒《續修浦城縣志》載：“浦城地當孔道，海禁未開之日，尤覺沖繁。五方雜處，向來本多客民，自遭兵燹后，死亡轉徙，土著愈稀，客籍愈眾，城鄉市鎮列肆坐廛，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為最伙。負販食力之流，又大半皆浙江人。至挾貲遠出，轉運舟車，懋遷貨物者，土人亦十無一二。客民持籌握算，無不坐致豐盈，本邑居民惟坐收地毛之利而已。客民黨類既繁，權勢遂重，漸有喧賓奪主之嫌。”

浦城浙江省、江西省與省內移民遷入地的差異，決定了方言的空間格局。因五方雜居，為便于交流，官話成為城區主要交流語言。“浦城土音與正音相近，雖婦孺亦多能操正音，實較勝于他邑。至邑中土音不特與他邑不同，且城與鄉異，此鄉與彼鄉亦異，約計闔邑語言不下十余種，實全閩所罕。”鄉村則受浙、贛移民影響，語音各別，“南鄉觀前、臨江等村，半與甌寧土音相似，至石陂街則與甌寧音無少異矣。北鄉楓嶺、深坑、筋竹等村純操正音，別無土音。棠嶺、秀嶺、樟村一帶漸近江西廣豐，其言亦在浦城、廣豐之間，似合兩處土音為一者。至二渡關近接廣豐，關內浦屬各村，則全操廣豐音矣。惟東鄉數十里各村土音與城內無甚歧異，但近接浙江龍泉縣界者，多兼習龍泉音耳。西鄉自洋溪尾以上，界鄰崇安大小十數村，皆操崇安土音。內中敏坑、坳頭、坂沙、炭窯數村另一土音，大半與龍泉相似，而兼習本邑及崇安土音，婦孺皆能作三種語言，亦一異也。其余一村一族之另操一音者更難悉數，其先多從他處遷來，諺所謂離鄉不離腔是也。大抵四鄉之鄰近某邑者即操某邑土音，而多兼習本邑土音，若罕入城市之人有反不能通本邑之言者矣”，因移民和方音蔓延所形成的方言分布格局，與現代浦城方言的分布格局基本一致（圖4）。

移民不僅離鄉不離腔，還會將遷出地的地名或地名用字帶到遷入地。以廟宇來看，五顯神發源于江西德興、婺源一帶，最初主要在江西流傳。今浦城盤亭鄉存在多個江西方言島，因此，有理由相信盤亭鄉廟灣村的五顯廟是江西移民帶來的。因五顯廟香火繁盛，人們將赫赫有名的“梨嶺”改名“五顯嶺”。浦城后洋“天師殿”，位于浦城與龍泉之間的前洋古道旁。該道是浙鹽入閩和浦銀入浙的主要通道，故信仰天師的浙江移民和商人于此建分靈廟，“明崇禎間，分香火于浙江龍泉天師山，禱雨多應”。閩南商人亦將媽祖信仰帶入閩北浦城，全縣有天后宮17處，均系清代所建，分別在西關外磡頭、浮流溪、前洋、大游村、石壁、水北街、石陂街、葛墩、舊館、高門、東坑塢、棠嶺、廟灣、吳墩、上水南、漁梁街、上杭路。仙霞古道上“挑浦城擔”的挑夫，主要是浙江江山人。他們從浙江江山清湖碼頭出發，挑著經錢塘江水運而來的貨物翻越仙霞嶺，送至南浦鎮迎遠門內的“發夫巷”，并在迎遠門外的碼頭裝船，經閩江送至福州。因有大量江山挑夫聚集于“發夫巷”，不僅在此街建立江山會館（今浦城三中校址），還稱“發夫巷”為“江山街”（今建設路）。江山街交際語言也是“江山話”。

從地名用字來看，因為在浦城與浙江、江西之間流動人口基數大，交流頻繁，所以出現了浦城與浙江、江西之間地名用字互相傳播的現象。以指代瀑布的地名為例，浦城原寫作“漈”，清代仍有“漈原”“漈下嶺”之名，咸豐八年（1858年）之亂后，浙江人大量遷入浦城后，“漈”已被龍泉慣用的“際”字取代。再如指代山間平地的地名用字，浙江普遍使用“岙”，浦城則一般寫作“坳”和“凹”，現基本統一為“凹”，但在浦城縣富嶺鎮與浙江龍泉市交界處有“梅兒岙”；甌江流域慣用的“垟”字，忠信鎮高溪村也有“溫度垟”，其地名用字應當是受浙江的影響。福建特有的地名用字也傳入浙江和江西，如“厝”，今浙江衢州市有“新厝”。江西玉山縣有“林厝”“舊厝”“外厝”等。

理論上講，隨著人口增加，聚落有自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河流下游向上游蔓延的過程，縣域地名也隨之由中心向邊緣擴展。浦城縣內地名擴展過程，至南宋已趨完成。南宋劃定浦城為十個鄉，各鄉境域至清末均未有大的改動。

3

命名模式對縣域地名時空分布的影響

3.1

民族地名演替模式對縣域地名時空分布的影響

受民族演替這一大背景的影響，浦城縣地名演化形成兩個歷史層次，一是最底層的百越地名系統，二是華夏地名系統。第二層系統又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被官方納入地方行政區劃系統的地名系統。以中唐為界，此前因對閩越地方統治不力，地名系統寄托著中央政府在海疆建立地方秩序的強烈愿望。當福建成為華夏之一部分，以自然景觀為主的地名命名方式便成為主流。“浦城”作為縣名被中央政府采用，并沿用至今，是浦城由“帝國邊疆”轉變為“海濱鄒魯”的典型例證。二是在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役后陸續遷入閩地的中原移民與百越原住民融合形成的地名系統，主要存在于行政村和自然村等聚落以及自然地物的命名系統中。宏觀上來看，距中原愈遠、地理環境愈閉塞，則保留的百越地名愈豐富，這與中原南下移民的分布密度呈負相關關系。

3.2

山水地名組合模式對縣域地名時空分布的影響

浦城山水地名用字，有很強的歷史層次，百越地名、客家地名和中原地名用字依次出現。其中，百越地名用字主要用于描述水文特征，如溪、瀨、漈、潭等；客家地名主要用來命名洋、排、壟、坑等農業用地；中原用字主要用來命名山地，如山、嶺、峰等。不同的歷史層次地名占據不同的相對高度，呈現出垂直分異的現象。山水地名的空間結構，從鄉鎮層級看，譬如忠信鎮，其以山水地名命名的溪流水文、河灘、河谷盆地、山地四個層次，是根據相對位置關系確定的，并不受絕對高程限制。雖然忠信鎮大部分位于仙霞嶺南側，海拔228m至1664m，平均海拔946m，但上述四個層次的地貌用字均有分布，圖5。此外，以柘溪下游的忠信鎮為中心，向溪流上游，其地名亦存在由第一層次向第四層次遞變的特征，且地名的密度隨海拔升高聚落減少而降低。從縣級層次來看，其一，浦城縣以南浦溪及其支流為軸，向兩翼溪流水文、河灘、河谷盆地、山地地名依次遞變。其二，浦城歷史上長期扮演福州與中原之間交通樞紐的角色，因此錢塘江—仙霞古道—閩江水路運輸“官道”，對浦城地名演化有顯著影響。以仙霞古道為軸，離軸越遠，越語地名數量越多，如“漈”和“尖”，縣城向周邊尤其如此。

3.3

人文要素疊加模式對縣域地名時空分布的影響

職能各異的人文要素，對地名形成和空間分布的影響各不相同。軍事地名主要分布于交通發達的重要城鎮和縣域邊境；驛站地名沿驛路分布于重要商業據點。宗族與寺廟在空間分布上具有相似性，因為有人的地方就有宗族和信仰，所以受此影響的地名遍布城鄉，但規模較大的宗族和寺廟，則以縣城和自然、交通條件優越的鄉鎮為分布中心。自然條件較差的聚落，不僅缺乏大宗族繁衍的經濟基礎，也無力供養規模龐大的寺觀。從歷史層次上看，由于福建信仰和宗族發達，宗族和宗教地名在基層聚落人文地名中占比較高。受其影響，以國家力量疊加在聚落上的軍事和驛站地名，流傳至今的數量極為有限，這與中國北部邊疆地區數量龐大的軍事和驛站地名形成巨大反差。

3.4

空間傳播模式對縣域地名時空分布的影響

唐以前建寧府隸屬于浙江，加之二者山水相連，遷入浦城者無論是商人、挑夫、外來偷挖私采浦城礦產者，還是戰后填補性移民，大多來自浙江，因此，一個浦城縣，半個浙江文化區。地名也深受這一背景影響。與之不同，江西移民對浦城的影響極為有限，無論是贛語麻山話還是吳語廣豐話，均呈島狀分布。受方言分布格局的控制，江西地名用字在浦城也是零星分布，如“垱”字。江西挑夫，主要控制著由江西上饒市鉛山縣，經分水關到達福建武夷山市，以及由江西撫州市新城縣五福鎮，經杉關到達南平市光澤縣之上水口鎮兩個驛道，故江西地名對南平市西部影響更大，如江西常用的“磜”字，在邵武就有“白水磜”“梧桐磜”等。

各命名模式在縣域內的耦合關系是，區域民族演替決定了縣域地名命名的歷史層次；政區設置是縣域地名秩序化和雅化的最有力推手；山水組合決定了縣域地名命名的空間分異，包括水平分異和垂直分異，山脈分水嶺是縣域地名區域分異的天然邊界。縣城和驛道，是縣域地名演替和秩序化的先導區域，交通不便的河流上游是歷史地名留存最多的區域。與中國北疆相比，在浦城地名中，宗教和宗族遠比軍事和驛遞地名穩定。移民、商人是縣域地名多樣化和傳播的主導因子，戰爭引發的填補性移民是縣域地名突變的主導因子。

4

結論

基于歷史上縣級政區沿革的穩定性、縣域官民聯系的直接性以及縣域人文與自然關系的緊密性，本文以南方文化多元性與自然景觀多樣性顯著的浦城縣為例，甄別出中國南方縣域地名命名的基本模式，及其對縣域地名命名的影響。

其一，民族地名演替模式，在華夏統一多民族文化融合過程中形成，決定了南方縣域地名的歷史層次。一旦完成民族融合，政府則通過規范化或嘉名化來秩序化管理地方，最大程度避免民族沖突和戰爭，為邊疆地區創造和平安寧的社會環境，并促使其與中原盡可能同步發展。這使得大量百越地名，主要保留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村里。

其二，山水地名組合模式，是各地民眾對自然環境長期觀察，掌握區域地貌結構后總結出的命名模式，這一模式決定了縣域地名的空間結構。禮失而求諸于野，基于自然景觀命名的村名，因人為擾動少，反而成為縣域地名的“檔案館”。

其三，人文要素地名疊加模式，是不同歷史時期縣域內居民政治、軍事、交通、宗族與信仰活動層累而成的命名模式。區域民眾特定階段的價值趨向，決定了縣域內不同類型人文地名的疏密程度。福建因宗族和宗教發達，據此命名的地名，其遺存的數量，遠比軍事、驛傳地名要多，這與中國北方邊疆地區正好相反。

其四，地名的空間傳播模式，即人口遷移導致的地名命名模式的空間傳播。短期來看，該模式是縣域地名多樣化的推動力；長期來看，則是華夏各民族地名系統從各自孤立發展走向有序統一的驅動力。地名的秩序化與“書同文、車同軌”具有相同的社會價值。

地名命名模式，是區域文化模式之一。上述模式，從不同角度出發，揭示了中國南方民眾命名行為理性的一面，但人類在地表的活動是復雜的社會活動，有理性的一面，自然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后者同樣具有學術和社會價值，限于篇幅，期待學術界同仁進一步探討。

作者：李智君 偶言 鄔文斌

冒穎軒 韓菲陽 余思翩

來源：《亞熱帶資源與環境學報》2026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宋柄燃

校對：王玉鳳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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