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鋒
1991年夏天,我從濟南一所鐵路學校畢業回到故鄉,進入一家大型鐵路工廠工作。和所有剛走出校門的青年一樣,我心里充滿期待,又有些迷茫。
是機械車間。一走進去,人瞬間被巨大的穹頂和縱橫的鋼梁襯得卑微。耳朵被鋼鐵合奏灌滿,車、銑、刨、磨、焊,各唱各的調兒——刺耳,鏗鏘,沉悶,激昂。
領到淺藍色的牛仔布工裝和大頭鞋。鞋頭據說藏著鋼板,防砸,挺沉,穿在腳上像壓著兩個小秤砣。我在維修班,機器出故障,就跟師傅去查看、檢修。機器缺機油,就提著油壺去加。大機器換油時,用油壺加那是“蜻蜓點水”,不起作用,要指揮吊車將碩大的油桶吊起來,對準加油口,“一瀉千里”。機油亮晶晶的,像北方人炒菜用的豆油,當然,不是那個味兒。
機器“安好”、大家忙碌時,我們最閑。老師傅們泡上一大搪瓷缸子“猴王”茉莉花茶,扎堆“侃大山”。我覺得浪費時間,于是找了塊干凈的木板墊在膝上,或干脆趴在冰涼的鐵皮工具箱蓋子上寫寫畫畫。寫什么呢?技術頂好的老宮頭,戴著副深度眼鏡,話不多,卻愛“琢磨”工藝上的小改進,我寫他的通訊稿登上廠報。他再見到我時,推推眼鏡,咧嘴笑道,小子,寫得不錯。很快,不少工友都成為我筆下的一道“風景”。車間黨支部書記稱我為“秀才”,每回廠報來,他總要先翻找有沒有我寫的“豆腐塊”,然后用紅鉛筆劃上一道,拿到車間會上念。那時,報紙和廣播就是大家看世界、聽消息最主要的渠道。
車間主任是山東人,豪爽,嗓門大。他聽說我愛好攝影,非但沒說我不務正業,反而大手一揮,指著一間堆放舊配件的屋子說,沒活兒時,你用吧。那屋子沒窗,一關燈便完全黑暗。我找來簡陋的桌椅,買來一手或二手“放大機”“曝光箱”“上光箱”等,設置成暗房。我的那架135型號的“甘光”傻瓜相機可派上了用場。當時用的是“樂凱”黑白膠卷。拍完照,我跑到暗房,沖洗膠卷,晾干,再曝光相紙。在顯影液的浸泡下,白色相紙上緩緩浮現機器、師傅、生產的場景,并越來越清晰,我心里格外欣喜。我想,這一張張鮮活的來自生產一線的新聞照片,一定會得到編輯的青睞。
我將寫的稿子、拍的照片往外投。廠報是第一站,接著是市報、省報,還有電臺。有“小”工人報,也有“大”工人報。沒有“泥牛入海”,回音很快傳來——有時是類似明信片的用稿通知單,有時是幾塊錢的匯款單,越攢越多。稿費用來購買攝影耗材,當然,偶爾也改善一下伙食。
工廠白班作息是“早八晚六”,中午兩個鐘頭休息。宿舍離廠區不近,騎車20多分鐘,中午索性不回。廠子大門馬路對面有家蘭州牛肉面館,中午飯點,人滿為患,沒座兒。我和很多工友就端著大海碗,蹲在門口石階上“哧溜”“哧溜”。正宗蘭州牛肉面講究一清(湯清)、二白(蘿卜白)、三紅(辣子油紅)、四綠(蒜苗和香菜綠)、五黃(面條黃亮),真香!正當青年,大口吃飯的時候,一碗面下肚還有點“虧欠”,但工資收入不允許吃兩碗。意猶未盡,晚上再補。
夜里值班,又是另一番光景。下午6點接班到夜里12點下班。維修班多時是兩個人,偶爾也一個人。沒任務時,我躲在班組一角,借著燈光看書,燈光不夠亮時,就打開手電筒。或繼續在紙上“涂抹”。一頁頁方格稿紙,一行行寫下去,頗有“信手拈來”“文思泉涌”之感。
冬夜里,北風呼嘯,有時白雪茫茫。下了班,我騎著自行車在風雪中艱難穿行。現在想來,真是不可思議,我曾那么堅強?在工廠的那段歲月,成為我一生的“墊腳石”。后來我成為記者、“作家”,多次到不同類型的企業采訪,看到機器,聽到聲音,聞到氣味,見到工人,覺得熟悉和親切,也很容易讓他們打開話匣子。也便有了更多的文章發表和報告文學出版,里面記錄著一個個新時代工匠的奮斗與拼搏,隱約,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來源: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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