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失蹤者”

漢譯：郭世佑、劉紅英 校對：郭世佑

《左舜生口述史》漢譯自序

郭世佑

近四十年來，海內外中國近代史的資料挖掘、專題探究與學術交流日新月異，論著頻仍，早已不是1980年左右的青澀面目可比。然而，在海峽兩岸，特別是大陸的學術話語里，在英語世界的史學空間，曾被鄭天挺、陶希圣、費正清、韋慕庭、沈云龍、李守孔等中外史家所珍視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開創者之一左舜生（1893—1969），至今還像該專業的失蹤者，匪夷所思。左舜生畢竟還是五四前后的知名社團少年中國學會的后來居上者，也是民國第三大黨中國青年黨的后來居上者，該黨內外亦有“曾、左、李”之稱。

中國大陸的史學論著亦已呈現抗戰期間國民參政會的存在價值，左舜生卻是該會的主要發言人之一。君不見，當六位國民參政員離開延安前夕，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寓所單獨邀宴兩位國民參政員，左舜生就是其中之一，由毛公的文武兩佐周恩來與朱德作陪。如今的中國民主同盟在回首自身的成長歷程時，盡量繞開左舜生，左舜生卻是該盟的前身“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秘書長，是代表主席張瀾統籌全局，與蔣介石掌控的國民政府軟硬斡旋凡數載的實際負責人。而在此之前，左舜生還是蔣介石邀入廬山別墅的座上之賓，亦乃蔣介石敦促中央政治學校特聘的兩位非國民黨黨籍的教授之一，在南京內外都比較顯眼，而左舜生并不覺得這有什么特別的榮譽。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一冊《左舜生口述史》，是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口述史項目執行人夏連蔭女士（Julie Lien-ying How） 完成的“左舜生口述史”英文打印稿的漢文回譯，即對左舜生的漢語口述試作修復式迻譯的文本。在口述錄音未曾完整保存之前提下，回譯本身的冒險性是不言而喻的。較之將馬克思、恩格斯的母語文本德文譯成英文或英文譯成俄文之后，再由俄文迻譯成漢文而愈譯愈遠之杞憂，猶有過之。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譯者之所以明知故犯，輒與“左舜生口述史”的英文打印稿至今無人問津有關。倘若未曾越洋閱讀過“左舜生口述史”英文打印稿的華語史學同行與愛好民國史的廣大讀者藉此關注曾經躋身民國輿論與政壇的左舜生及其相關人物，使民國政治史研究于國共兩黨關系之外多做一些文章，彰顯民國歷史的復雜性，則是譯者所期盼的。

毋庸諱言，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對旅港要人左舜生等的口述史錄音著手英文翻譯時，倘若能作相應的漢文之整理，在銷毀錄音資料之前，形成相應的漢文稿本，即可省卻英文打印稿的回譯之勞，不必多此一舉。當年的決策者既不曾對漢語口述資料制訂漢文實錄的計劃，亦未對左舜生二十九盤口述錄音予以全宗存儲，那是因為決策者不惟英、漢雙語都不成問題，彼等的工作語言就是英語，毫無后顧之憂。然而，若就資料的完整性而言，尤以習慣于漢語為母語的中國讀者及漢文之學界而論，主事者既不用漢文實錄一份，又不曾保留全程漢語采訪的錄音，不能不說是一舉兩漏的缺憾。

惟其如此，以漢文回譯英文打印稿之效果如何，則是鄙人始終忐忑的。不說別的，科舉制與帝制接連覆亡之后的民國政壇與社會已呈多元景象，左舜生所吐出的人脈往來密密麻麻，多方交錯，曾將原本出身于上海名門、人脈資源豐富，師出哥倫比亞大學史學名家之后還專攻民國史的夏連蔭累得不輕，遑論歷史學之散兵游勇如我者。香港作家岳騫曾在左舜生病逝前兩年登門求教，通報自己想編一部《民國名人生卒年表》之意向時，左舜生頗為重視，暢所欲言，耐心提示其選編要點，希望此書收進萬人之規模。岳騫面有難色，坦陳是書所錄頂多不過三千人。左舜生則認為，民國之名人甚多，至少不應少于五千人 。已入左舜生史眼的民國人物之多，由此可見一斑。譯校者欲棄晚清而貿然撞入民國時空，雖無長處可避，卻犯揚短之忌，個中惶恐，實可想見。

在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中人雅克·勒高夫看來，個人的回憶比歷史學意義的“歷史”更真切，“回憶倚重的是對記憶進行加工，而歷史實際上是對過去的一種編排，是按照社會結構、意識形態、政治來進行的一種編排，歷史學家們的責任便是在此?！彼€說，如此編排出來的歷史“是世間的這或那，是真相的敵人，是政治有意識操縱的產物。民族主義、各種偏見在左右歷史，處在發展中的史學的歷史范疇有時候需要良知發現……”。也許勒高夫對“歷史”的詮釋還容易引發歷史學主體內部的歧義，但他認為“回憶是歷史的原材料”，“回憶存在于話語、文字和腦海中，它是歷史學家汲取素材的源泉”，當屬不刊之論，需要細究的只是誰的回憶與如何回憶。倘若勒高夫在謝世之前，能夠看到左舜生與夏連蔭倆人時而輕松問答、時而反復質疑與存疑的訪談作坊，恐怕也會對那一老一少訓練有素的華裔歷史學家敬羨三分，甚至不難以年鑒學派的名義，加入對此類口述史的禮贊。

1961年3月，左舜生以英文給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復函時，欣然通報：“您邀請我加入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口述史項目，我感到榮幸，且樂意接受。夏小姐與我已經開始了我們的訪談。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約見了六次。我覺得訪談令人振奮，希望繼續約見夏小姐，直到我們的項目能有一個成功的結果。我完全贊同中國口述史項目的目標，我認為，這個項目將是一項重大的事業。恰當進行的訪談將成為有價值的信息源，比文字的記載更加可靠。我向您保證，我將盡我所能，使我們共同的事業為歷史研究做出貢獻。”若就訪談雙方的史學素養、互相配合的程度與訪談質量而言，左舜生此函不虛。由兩代華裔近史專家合作而成的《左舜生口述史》，不啻中國口述史項目的典范之作。雖然該項目已留下未曾趁熱打鐵地實錄一份漢文稿本，且未將全套訪談錄音一并留下而至今無法彌補的缺陷美。

多學科的學術大師馬克斯·韋伯曾以“勝利者的宣傳”指陳歷史學的歷史，可謂入木三分。天下之勝者酷愛宣傳，還過度解釋，不嫌其煩。倘若敗者時常衣食無著，還不怨天尤人，內心的焦慮與思索卻在從容中穿越，那便是難得的異數。物以稀為貴。

不曾指望從追尋有年的近九十分鐘口述錄音之殘片中，還能聽到左舜生邊誦邊釋的得意之作《踏莎行》。左舜生還鼓勵夏氏譯入英文，還說她肯定行。但夏氏深知中、英二文的差異不是語言的技巧所能抹平的，最終未曾將左舜生此詞迻入英文稿：

軟水溫山，丹楓白露，漁舟點點神州路。誰言游子竟忘歸，歸帆總被秋風誤。

濁酒休停，閑愁休訴，歡娛總把禿齡駐。從頭收拾好家居，思量未必他人錯。

左舜生平時吟詩填詞不多，卻能這般出手，那么，此前彼對錢穆、毛澤東等的詩作評價不高，說得還容易得罪人，那是情有可原的。左舜生置身于五四時，也試寫過白話新詩，曾被編入新詩合輯，卻對新詩的生命力并不看好，對新文化運動的巨擘胡適寫的新詩尤不樂觀，僅將康白情的詩與其為人之道嚴加區別，承認康氏的新詩還寫得不錯，涇渭分明。而左舜生在晚年以敗者寄調《踏莎行》所袒露的那番平靜，何嘗不是一個飽久經政學風云與世態炎涼的史家所修得的應有之心境，良非易事。

基于種種緣由，《左舜生口述史》之回譯停停打打，前后已逾數秋，再校一輪就該交卷了。知難而進之草創與舛誤在所難免，不宜再拖。近日在萬里航空輪番穿越，隨身打開《左舜生先生紀念集》，幾回掩卷沉思，新添微感。同樣是滾燙的記憶，同樣是倉頡所賜，較之鋪天蓋地紀念勝者的書刊，紀念敗者的篇什竟能多添幾絲冷峻與質樸，省卻許多油膩。若就歷史學而言，此類“幸存者偏差”，彌足深思。

在文字可信度的慰藉中，不知不覺地走近了南極。故國遠隔重洋，時差區區四小時，卻足以倒轉乾坤。夏冬之互換，竟易如頑童翻跟斗，無需世俗的威權首肯。滿目海天一色，奢捧湛藍。海鷗旁若無人，井河兩道。一塵不染，最省督查。水遠路遙，匆此為序。

2024年6月30日清晨于R1015,M Social Hotal, Auckland, NZ

8月20日午時于斯坦福大學 胡佛研究所 檔案館2號桌

《左舜生口述史》，英譯漢，漢譯：郭世佑、劉紅英，校對：郭世佑，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香港開源書局，2025年7月。

《左舜生口述史》譯后記

劉紅英

2017年，世佑學長再次訪問斯坦福大學，邀我翻譯《左舜生口述史》。他鞭策我翻譯的原因，大概與我倆有過在湖南省首屆大學生論文報告會上獲獎的共同經歷有關，可能對我多存了一點信任。那是1981年大四的冬季，他在全省的歷史專業中勝出，我則代表外國語言文學專業，帶我們去湘江賓館參加授獎大會的校領導是世佑學長的近代史授課老師、歷史學權威林增平教授。林先生和我的父親兼老師——湖南師范大學外語系的翻譯理論家劉重德教授——為這個省屬重點院校貢獻了一生。世佑學長經常想著用自己的文字和演講彰顯我們的本科母校。這一年，他還邀請了26位在北美工作和居住過的湖南師大校友撰寫自己的父親，搶救家史乃至校史與社會史，知人論世。他作為主編，不僅教我們怎么寫出接近出版水準的父親，還在醫院為我們修改文稿。天道酬勤，我們的書《故園的背影——湖南師大北美校友筆下的父親》就給第二年湖南師大建校80周年獻上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禮物，還被選為教育部給全國中小學圖書館推薦的書目。

我在接受世佑學長邀譯時，想的還很簡單，比起艱深的學術著作，訪談體裁翻譯起來會容易些，還能幫我恢復中文。

我于1985年初在北大西語系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半年后，赴美留學，隨后改變了回國任教的計劃，轉向IT行業。不論工作多忙，我每天在睡覺前，會讀個把鐘頭的英文雜志，幾乎不讀中文書，不看中文電影，不寫中文。親友之間的對話只限于日常用語，中英混雜，方便為上，哪個詞先冒出來，就用哪個詞。中英混雜的原因，首先是懶，其次是內容使然。如果第一次接觸的某個話題是在英文的語境里，腦子里儲存的就是英文的有關詞匯和知識，用英文表達就比中文容易。這與文化差異也有關系，中英文的詞義還是有些細微差別。比如，我們常說某個同事很“nice”，中文的“人很好”、“善解人意”、“樂于助人”都算近義詞，但還是跟“He's a nice person”略有差別。久而久之，我的母語中文日益荒廢。動手翻譯之后才知道，即便是訪談的體裁，我的中文還是不夠用，譯出來有點別扭?？戳耸烙訉W長的修改后，我才知道為什么別扭：第一，句子不符合中文句式的習慣。英文語法很規矩，主謂賓清楚，如果不斷句，就要用連詞或者分號把句子連起來。而中文可以一個逗號接一個逗號，講完一個意思再斷句。第二，口語要合乎習慣，我的譯文里經?；爝M書面語。譯完幾段后，還應該拋開原文讀一兩遍，才知道是不是合乎口語的習慣，避免世佑學長說的“夾生飯”。

夏連蔭女士的英文非常地道。雖然說的都是民國的事情，她流暢得讓人猜不出受訪者原來的中文用詞。為了感受一下左先生的文風，我讀過他的《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這位長沙前輩的文風很平實，語不驚人，不溫不火，簡明得體，娓娓道來，給人留下清晰的印象。左先生是個會講故事的歷史研究者。世佑學長也善于講故事，也很簡練，但他會出其不意地犀利一下，而且語言詼諧生動。不過，他修改的譯文不像自己的話風，卻能體現左先生的風格。我們盡量采用直譯而不是意譯的方法，因為翻譯不僅要保全原文的意義，通順易懂，還要切合原文的風格，這是我的父親劉重德教授曾經在嚴復先生的“信達雅”基礎上提出的翻譯三原則：“信達切”。

我生銹的母語與夏女士完美的英文之間存在隔膜，我對時代背景與歷史脈絡的生疏更是給翻譯增加了難度。官方的敘事是在有選擇地解說歷史，有時就掩蓋了那個時代的真實風貌。比如，口述史的第二、三章談到20年代中期的新文化運動，涉及當時辯論雙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除了我和許多讀者都耳熟能詳的梅光迪、吳宓、林紓、錢玄同、胡適、陳獨秀，還有大量幾乎被埋沒卻同樣才情恣肆的人，比如劉伯明、胡先骕、姚永概、康白情、楊杏佛、朱謙之、楊沒累、梁宗岱……還有一些嘈雜的細節：胡適的八不主義，陳獨秀的專斷；不懂外文的林紓翻譯了一百七十一部小說，一個字掙六塊錢，比普通作者多一倍，左舜生給摯友王光祈爭取到優惠的稿酬，王還嫌低；嚴復不同意通過廢除古典文學來推廣白話文，北大校長蔡元培同情新文化，但也聘請舊學派的教授……左先生給我們呈現的是百舸爭流的時代畫卷。

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對新文化運動的興趣十分濃厚。五四運動前夕，他加入了響應新文化運動的少年中國學會，擔任南京分會的負責人。1920年初，他到上海加入中華書局編輯部，以新書部主任的身份，出版了很多譯著和期刊。后來他投身政治，成了中國青年黨的黨魁之一。左先生見識廣博，人脈資源豐富，立場中立，跟各派人士都說得上話。他希望中國青年黨作為第三勢力，在國共之間做些調解，沒有意識到中國還沒有走完你死我活的政黨斗爭階段。他交往較多的人里除了青年黨內的曾琦、李璜、陳啟天、常燕生等，還有劉伯明、沈曼若、陳布雷、黃郛、雷震、蔣介石、張群、張君勱、張聞天、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這些第一手的資料，讓我腦海里模糊的黑白畫面變得五光十色起來。相比之下，我輩從小接受過的黨史課程與反帝反封建的宏大敘事不免單調乏味。

除了新文化運動這樣的大事，左先生還講了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比他在19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的《近三十年見聞雜記》提供了更多的內幕與細節。為了譯好這些故事，我們花了很多功夫。比如，左先生記性極好，時間地點人名從來不會拉下。夏女士翻譯人名不用漢語拼音，也不用威妥瑪拼法，而是遵循粵語的注音習慣，我們往往要經過多方對照才能確認。誰是民國歷史上存在過的重要人物，誰是路人甲，不少人和事已被歷史堙沒，維基百科里也找不到。這時，世佑學長作為歷史學教授的偵探技巧就派上了用場。他甚至會從美國移民局的入境記錄中，去考證某個家族的姓氏拼法，還會通過一系列旁證來決定某個細節是左先生的記憶有誤還是夏女士的筆誤。世佑學長的嚴謹和耐心，令人嘆為觀止。為了便于年輕的讀者閱讀，他還對很多久違了的民國人物做了腳注，其中也不缺他首次接觸的姓名，畢竟他以前的研究重點是晚清而不是民國。那些腳注的語言簡練，對民國名人詞典提供了重要補充。

《左舜生口述史》的英文訪談記錄由三百多張打印紙的照片集結而成，字體小、背景發黃、老式打字機的字體清晰度遠遠低于電腦排版的出版物，翻譯起來很費眼神。我有不少漏譯和誤譯，幸虧有世佑學長逐字逐句地校對，逐一改正。世佑學長經常謙虛地說，自己在岳麓山學的是啞巴英語，只能應付大鍋飯式的英語課程與晉升職稱時的低級考試，考完就扔，很多單詞和有趣的句式都記不清了，但從他修改的譯文來看，他對英文口語的理解還相當準確，加上他龐大的中文詞匯量，經常能找到更能達意的詞語，我等于上了一次翻譯課。

世佑學長談得最多的，是把漢譯英之后的英文訪談還原成漢語的冒險性，還有在這個還原過程中許多中外師友與弟子付出的情誼，讓他如數家珍，其中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有：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史資料還在倉庫堆積的年份找到英文打印件的訪問學者——兩位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博士楊貝教授與沈嵐教授，還有為世佑學長代勞補拍哥大的訪談資料、至今還沒與世佑學長見過面的紐約友人鳳儀先生，始終關注世佑教授受托研究項目之進度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郭岱君女士與林孝庭先生，支持該譯著出版的香港三聯與北京三聯原總編輯李昕先生，走進哥大多方追詢左氏口述史信息的新澤西湖南師大校友徐琳玉女士，近年熱心提供殘留的錄音磁盤與相關資訊、有求必應的哥大圖書館年輕有為的館員黃穎文女士，以及該校的資深館員王志成先生，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資深館員薛昭慧女士與Grace，還有把記錄左舜生晚年在臺北演講的日記供世佑學長拍攝，再贈送一箱青年黨資料的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陳三井先生，該所副所長潘光哲先生，細心查證民國時期上海老街名的滬籍實業家王秋皓先生，南昌大學講師張大海先生，還有全力支持世佑學長追蹤左舜生與李璜在港足跡的李金強教授、區志堅博士、黃淑薇館員與王炳強先生，受左師啟發留學東瀛的新亞弟子盧瑋鑾教授，支持世佑學長在九龍鉆石山住下來、追蹤左氏藏書下落與家屬蛛絲馬跡的浙大本科學子丁凱博士，認真回應個別譯名疑難的臺北民國史資深教授劉維開先生與臺灣國父紀念館鐘文博博士……還有并未先富起來卻全資買下臺北某教授家藏的青年黨資料、再悉數轉贈世佑學長的湘籍工程師蕭君，還有先把英文訪談資料全部打印再襄助世佑學長逐章審校的美國猶他大學傳播學博士孫瑱教授……還要感謝哥倫比亞大學授權世佑學長對《左舜生口述史》的漢譯與出版，推進學術研究之公益。

希望《左舜生口述史》讓那些珍貴的歷史資料抖落塵埃，給那個豐富多彩的時代開一扇窗子。

劉紅英 謹記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一日，美國加利福利亞州庫珀蒂諾

作者授權刊發，選自《左舜生口述史》，標題為編者所加，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