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界失眠：行政邏輯和高校青年教師的時間壓力

本文來源：《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8期

文章導讀

本文以質性訪談材料為基礎探討高校青年教師在行政邏輯主導的學術勞動力市場中應對時間壓力的方式。研究發現，當前的量化評價機制由行政力量主導，青年教師被強制性地裹挾于科研產出的競賽中，考核評比方式較為單一，與學術邏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給青年教師增加了時間壓力和焦慮。

青年教師主要通過延長工作時間等“自我剝削”方式來應對時間壓力，他們犧牲休閑和家庭生活，身心健康受損，越來越像“知識工人”。不過，來自制度環境壓力的負面影響一定程度上被青年教師對學術職業追求的內驅力中的積極感受所掩蓋，過度工作的意識逐漸被內化。但是，這不利于學術勞動力的再生產和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簡介

任美娜，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劉林平，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奔馳在“快車道”上：青年教師的工作日常

高校教師的時間安排通常具有彈性，但彈性之中有剛性任務，青年教師亦是如此。他們在晉升壓力之下需要完成課題和論著的考核要求，同時還要負擔教學和一定的行政工作。加快節奏、延長時間，以超負荷方式進行“自我剝削”，幾乎是青年教師的必然選擇。

1.全年無休：受行政邏輯評價體系支配的忙碌日常

高校評價青年教師是以其在所限定的時間內發表論文(包括文章數量和刊物等級)和拿到課題(主要是國家項目)為首要標準。論文和課題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青年教師能力和產出的體現，而且對于高校參與學科評估、排名等級有直接影響。因此，寫論文和申請課題主要不是由個人興趣驅動的科研活動，而是不得不為之的剛性要求。一位剛入職一年的工科教師張未(本文所使用的受訪者人名均為化名)這樣描述他近期論文寫作的經歷:“我今年要發1篇SCI二區的文章才能有機會留下。半年前我巴結了一個大佬，他愿意給我數據，但數據不全，我的知識結構也對不上......總強過要我做無米之炊，硬上唄。這篇花了5個月時間才完成初稿，事倍功半。白天有課和其他事情，論文大部分都是晚上完成的。我沒有一天2點之前睡覺，經常躺下還睡不著，沒把握，前途還搭進去了。躺了半小時我還沒睡著，就繼續起來干......很累。有次鬧鐘沒響，我直接睡到第二天凌晨，整整睡了28個小時。”

雖然存在學科差異，但學術科研工作有其自身的內在節奏。不過，現在通常的節奏被打亂。青年教師大多馬不停蹄地突破著自己的抗壓上限。一位教學型醫學院的青年教師林宏宇介紹了他的日常時間安排:

“早起就做實驗到下午3點，然后趕緊睡下，5點半要去手術室接班，做到第二天早上8點，白天繼續做實驗。有時候晚上還要上夜班，整個人很疲憊......要過考核我今年必須還要發文章。醫學院就是這樣，雖然不同科室會有些區別，只能這樣熬。最近一次連續通宵是上周，我兩天只睡了6個小時，每天只睡5個小時是常態。”

高校對科研成果的要求有規定的考核時間和評價范圍，青年教師學術工作的時間安排和科研取向均受制于行政邏輯的強制，由此帶來的時間壓力會降低學者分配時間的自主性從而影響運用時間的質量。根據行政規定的截止日期來進行工作與根據學術熱情進行科研的時間安排存在內在沖突，因前者具有強制性，會阻礙創造力和降低研究質量。從以往研究和受訪者的經驗來看，在壓力型體制下的競賽中，青年教師大多傾向于服從和適應，比如迎合期刊偏好寫作、為追求發表數量而將一篇文章拆后投稿，甚至還可能出現學術不端行為。

預聘期內申請到國家自然/社會科學基金往往是國內當前大多數實行“非升即走”政策的高校中青年教師獲得晉升的必要條件。受訪者普遍表示由于資助率不高、自身學術資源限制、迎合項目指南、時間壓力大、運氣不好等原因，獲得國家級科學基金的難度甚至比達到論文要求更大。一位剛休滿產假回到工作崗位的理科青年教師王馨這樣描述她第三次撰寫申請書的經歷:“寒假我邊帶孩子邊寫本子，小孩小，白天我抽不開身，邊哄他同時還要瀏覽基金申請的那些論壇、QQ群，怕萬一錯過消息。晚上孩子睡了，我也上下眼皮打架得厲害。但馬上就要交本子了，不去申請怎么會中呢?只能強撐不睡覺來寫本子。那段時間我在廁所抱頭痛哭了好幾次，我老公一直勸我別在高校了......他覺得我現在實在是太難了，怕我崩潰。”幸運的是，這次她中了，她用“范進中舉”一詞形容自己得知獲得資助后的感受。

另一些受訪者仍因暫未獲得國家基金而難眠。一名已有講師編制的青年教師鄧喻中談道:“今年，一個國自科是明確的評副教授的要求，去年還不需要。因去年我們學校申請人數增長但獲批項目比前年還少了30多項，今年領導很重視，我本來已經可以評，現在又不行了。才12月我就開始睡不著了......我是最后一批有編制的，新來的老師是沒有編制的。但我的壓力不比他們小，晉升的名額有限，我開玩笑說我是可以‘混’的，但其實我壓力很大，我還是要跟他們去比。”即便是有編制的青年教師也無法置身事外，因為由行政主導的晉升壓力蔓延至整個競爭環境之中，不競爭就等于自動棄權。并且，行政目標不是十分穩定，政策時有變化，不太符合學術規律，加重了青年教師的焦慮感。

除了感到發表論文和申請基金的時間緊張之外，其他事務也會增加青年教師的時間壓力。一位入職時間約兩年的工科青年教師劉然如此描述他的日常狀態:“我全年無休，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2點都是工作狀態，熬夜是家常便飯了。上課、備課、帶畢業課程設計、整理院里學科評估材料、出卷子、改卷子、各種會議、接待專家，我都要做，顯然白天和工作日做不完......此刻我面前就擺了6本記事簿，腦子里隨時都在想接下來做什么。”

受訪者多次提到擠占學術時間的工作事務—高頻的各類行政會議和繁雜、多樣的表格填寫任務。青年教師白慧慧在介紹自己上周的時間表時說:“周一上、下午在開學校行政的會，周二下午是學院的分享會。周四上午也在開會，周五一天在弄周一開會說的我們省學科評估的表。關鍵是這些會中講的很多都是廢話，但是這個流程必須有。”另一位剛獲得副教授職稱的工科青年教師陳競說:“學科評估要檢查儀器是否充分交流，不僅你實驗室的人要用，還要開放給其他人用，很多儀器的需求很專，連實驗室的人也不都用，別人更不用了。我專門整整花了半個多月去湊這些證明它被使用的材料，費時費力還無用，最后還只得了‘合格’，我認為這個檢查的方式很虛假、低效。”從訪談中可知，青年教師并非都是追求“真空”科研環境的理想主義者，令他們感到浪費時間的是冗余、低效和形式主義的行政任務。

行政邏輯主導的量化評價機制以較為單一但快速的方式將青年教師進行優劣劃分，雖有一定的工具合理性，但也由于其與學術邏輯存在一定矛盾而使得青年教師群體時間壓力增加。行政邏輯具有強制性，它可能通過“層層加碼”的途徑將高校和院系等各組織層級的目標不同程度上施加于青年教師身上，這些不得不完成的任務可能并未符合科研工作的實際情況，加重了青年教師的焦慮感。

2.八小時外定成敗：被迫超負荷運轉的身體

每周工作50小時及以上即為過度工作。以受訪者自我報告的情況來看他們均已過度工作。學術工作一直以來有“無邊界的工作文化”，長時間工作并非罕見。問題在于市場競爭邏輯不斷延伸進學術領域，如果行政力量再推波助瀾，學者過度工作就愈演愈烈。此外，信息技術發展導致通信量大幅增加，需要及時回應外部信息往往使人更加忙碌。所以，初入職場并期待在學術職業道路上晉升的青年教師往往會主動選擇延長工作時間的方式來應對時間壓力。

由于總體工作量和壓力的增加，青年教師本應以休閑來解壓，但他們常常減少休息和家庭事務投入的時間來增加工作時間。一位教數學的青年教師張晴說:“去年過年我媽叫我別回家，我倒是挺樂意，她因為怕別人問我找對象的事兒給她丟人，我還要愁論文，也沒空想放假和找對象的事。”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會在每天下班回家之后還需繼續保持工作狀態，比如看文獻、寫論文、備課和回復郵件等，主要是因為白天的時間除了課程教學之外，還常常被行政事務和報賬等事情碎片化。一位工科專業的副教授吳翔說:“白天太多事......我不想熬夜，我知道對身體不好，但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部分人會給自己在周末安排一點休息時間，不過有時周末也可能被與工作相關的事務所打擾，比如有些擔任本科班主任的青年教師常常還需要周末處理突發狀況、與合作單位交流等等。寒暑假和下班后應該享受的休息時光，往往是青年教師擁有更大自主權可以“剝削”自己的時間。

青年教師們不僅是初入職場的新人，也是需要承擔家庭責任的家庭成員，但是受訪者大多表示由于工作忙而花在家務上的時間有限。孩子出生才三個月的林宏宇說道:“其實我也在很努力地擠出一點點時間滿足家庭的需求，但就連我小孩周六上午打預防針的事情我都不能保證答應后一定可以做到。”除此之外，還有如白慧慧和張婧二位受訪者提及的“未拿到職稱暫時不想生孩子”和“基金都還沒中哪有空考慮戀愛的事情”這樣由工作時間壓力而產生的想法。又因為社會性別期待等原因，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的招聘和晉升等方面均體現出性別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女性青年教師艱難的處境。工作中的時間壓力用一只“看不見的手”操縱著青年教師的人生規劃和家庭生活，使得“工作與生活平衡”變成難以企及的理想，還易引起個體產生焦慮、倦怠和抑郁等負面情緒，本文受訪者中三位表示入職之后曾患有抑郁癥，一位工科教師已表明因晉升壓力過大正在考慮轉業。

令人緊張和焦慮的工作狀態難以形成穩定的學術身份認同、對組織的歸屬感和團隊合作精神。被同事稱為“拼命三郎”的劉然如此描述院內激烈的內部競爭:“大年初一我7點多到辦公室準備寫論文，另一個同事從他辦公室出來，他肯定除夕通宵了，我后悔昨天休息了一天。一個比一個拼命，搶著做‘沒意義的事’才能和院領導搞好關系。就是內卷，都在拼命干但實際上都沒進步。”一位在東部某985高校優勢學科任教的青年教師張陽將其學院內的惡性競爭形容為“養蠱”，他說:“我們組大老板2017年接了個80萬的項目，結了項之后數據也沒管。去年想起來可以叫兩個碩士用那個數據寫論文畢業，一搜索發現數據竟然早就被同一個院的另一個組的老師偷偷弄去發了好幾篇論文。他解釋說發論文沒辦法，赤裸裸的偷盜行為啊!唉，就是比誰的下限更低。”據他說，至今他們團隊與那個老師仍不相往來。

在行政邏輯主導的約束框架之內，青年教師面臨被淘汰、換崗、降級甚至是失業的可能性，期望規避向下流動或重置職業軌跡的風險是大多受訪者被動選擇超負荷工作的主要原因。由工作競爭帶來的時間壓力和焦慮感可能對青年教師的身心健康、生活狀態及對組織的歸屬感產生負面影響。對于致力于科研工作的學者而言，如前所說，長時間工作并非新現象，它也是一種表現激情和學術志向的科研文化傳統，而當前它之所以成為問題的關鍵在于:青年教師普遍過度工作是由于行政指令導向的績效考核、量化評價等外部壓力和約束的增加所致。這種由外部力量引起的強制性加快工作節奏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被轉化為激勵和推動個體進步的形式，從而可能會給未能滿足時間節奏要求的人增加愧疚感，加劇內卷競爭。而且，高校教師的情感勞動往往與強烈的職業期待聯系在一起，這使得教師對于行政邏輯強加的降低自主性措施產生的不滿情緒和負面影響往往被情感勞動所帶來的積極感受掩蓋。

3.是理想也是工作：不愿“減速”的年輕學者

高校教職的競爭環境越來越激烈，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節奏的加快使得青年教師仿佛行駛在“快車道”上。為什么學術職級低、工作量大、時間壓力大且面臨淘汰風險的青年教師仍然在激流勇進呢?一位醫學院的青年教師姜浩說:“最初我只是子承父業學醫，后來碩導有個好項目，聽他建議我就讀博了......我很想成為我導師那樣的人，又有學術地位又有錢。不過現在環境變了，要先發夠論文拿下課題。”另一位35歲已經拿到教授職稱的理科教師高成說:“我本科專業高校需求小，也很難找其他的工作。對口的工作又很清閑，這樣的工作并不符合我的性格和事業期待。我郁悶了很長一段時間后才堅定了讀博留校搞學科交叉研究的信念。我很拼命，因為我沒有其他的退路，現在的環境要求要事業成功只能靠超額達到學校要求的考核標準，不斷比贏別人來實現。”受訪者普遍認為對學術職業成就的追求是主要原因，其中包括學術聲望與理想、職業地位、高校福利和物質回報等。

學術職業進階雖然舉步維艱，但回報也有很強的誘惑力。由于我國學術勞動力市場存在行政等級導致的區域和高校層面的分類，許多受訪者對于在一級學術勞動力市場(大多數當前實行“非升即走”制度的學校都是相較而言學術聲望較高、行政撥款較多和所在地域經濟發展程度較好的高校)中提升學術等級后所可能帶來的收益充滿期待，而且學術界存在代表學術等級(如任期和職稱)的累積優勢，也會使他們愿意忍耐當前困窘之境遇。

受訪者所強調的“環境”變化指的是我國學術勞動力市場中行政指令下政策的變化。一位已超額完成論文發表任務卻在第四年還沒拿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青年教師趙曉波說:“現在這么苦是因為我晚生了幾年。我師兄們要求比現在低很多，我導師那一輩就更不用說，都是沒自己發過SCI的。我現在是‘水’SCI的工具人，‘水’得不好就滾蛋，完全違背了我想教書育人的初心。高校只看這個，誰不想比別人混得好呢?......政策變得快，水漲船高，一年一變，現在只能拼命根據當下要求盡快拿到職稱，你不知道之后還要怎么變。”張陽如此描述其學院出臺的政策變化之頻繁與不合理:“之前學院是認開源期刊的，大家花錢可以發，后來又不認了......現在又只認學院開列名單里的專業性很強的，讓我們這些搞學科交叉的老師很是郁悶。哪怕讓我能選擇我想做的研究主題也好啊!有點把我們當猴耍的意思，老師哪有心思搞教學呢?......但我只能看學院的政策行事。”由于高校教師是職業類型之一，所以為實現職業追求，受訪者一般會在實踐中順從即使他們認為并不合乎學術邏輯的組織要求。

當青年教師視其工作不僅為一份謀生的職業時，他們與其前輩在學術身份建構(學術自主權、專業精神和批判性)上是類似的，而差異體現在對于非學術內容的接受度和高速科研節奏的適應能力等方面，因為重視量化評估和績效的形式并不僅是由外部強加的，它也是一種主體自我學習的方式。雖然作為職業生涯的新手，他們更多地是考慮如何脫穎而出和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而非反思制度環境，但與學術生產規律存在矛盾的部分行政指令已然引起青年教師對于其職業、事業和身份的質疑。

“非升即走”的重點在于“走”，通常來說，指的是轉崗或重新求職于排名更靠后的高校。在學術勞動力市場中，學者的流動本屬于正常現象。一級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員流動能力更強，他們往往被高校引進，這種流動往往附帶著一系列人才福利，“非升即走”中那些未晉升的青年教師向下流動后的境遇卻完全不同。他們不僅被貼上“失敗”和“不上進”等帶有負面評價的標簽，還可能改變其生活軌跡，如住處搬遷和子女轉學等，于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積累相對不足的青年教師來說可能是雪上加霜。在分割的學術勞動力市場中，個體在薪酬、學術聲望、工作時間分配和晉升標準等方面均會存在顯著差異，且收入和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區別可能在成長期內因這種分割而不斷深化，強化“馬太效應”。

即便感到某些行政指令有悖于學術邏輯，但在這一拉一推中，學術追求的內在動機和外部競爭壓力交織在一起形成強大的文化武器，一方面引導青年教師不斷地為工作投入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讓他們認可并習慣于這種工作方式與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