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弱者的武器，也是犬儒者的自我適應：納粹德國時期的笑話

摘要：

有的卡巴萊表演者以沉默的方式對納粹言論管制表示不滿：一位表演者戴著口罩走上舞臺，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一言不發幾分鐘后站起身來，走下舞臺，仍然一言不發。報幕者向觀眾宣布：“女士們，先生們，今天表演節目的政治部分到此結束，下面是娛樂部分。”在一個描述街車故事的表演中，兩位乘客互相用手比畫，模樣非常古怪，然后突然停下來，發出一聲大笑，一位坐在他們對面的乘客問另一位：“他們這是在干什么？”對方答道：“他們是在說政治笑話。”

本文轉自書時光，原題為《納粹德國時期的笑話》

德國歷史學家魯道夫·赫爾佐格（Rudolph Herzog）的《致命的可笑：希特勒德國的幽默》是一部研究納粹時期德國笑話的專著。書的題目“Dead Funny”從詞義上指“非常可笑”或“可笑得要命”，但卻有著一層更深的意思：這是一種像“死”一樣嚴肅的“可笑”，有著極為嚴重的后果。

德國人那些漫不經心的笑話在他們看來只是“可笑”而已，他們沒有認識到的是，正是這些看似輕松的玩笑，讓他們有了容忍、順從甚至協助納粹極權統治的借口。

赫爾佐格把納粹時期一般德國人說的笑話與猶太人說的笑話作了區分。納粹上臺初期，普通德國民眾支持和滿意納粹的統治，“隨著失業率下降，德國人在經歷了深重的不安全感和沮喪后，又開始有了信心”，覺得“好日子”終于來了。這個時期普通德國人的笑話并不是政治反抗，而只不過是對納粹政權某些滑稽可笑的現象，如納粹的衣著、行為、習慣、希特勒敬禮、納粹領導人物的外貌和嗜好等等的“無害取笑”。這樣的說笑對納粹統治并無大礙，所以懲罰并不嚴厲。直到戰爭時期，尤其當德國在戰爭中節節失利時，政治笑話才成為嚴重的罪行。

相比之下，猶太人從納粹一上臺便成為完全失去國家法律保護的受害者，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普通德國人那種“幸福感”，隨著生存處境變得越來越艱難，他們遭受的迫害也越來越殘酷，直到被送進死亡集中營。因此，猶太人的幽默中有一種屬于它自己的苦澀、憤懣和絕望，也使他們的笑話具有一種特殊的悲劇性。

對此，赫爾佐格寫道：“德國人和德國猶太人笑話的根本區別不只是語調和所指，更是其功能。德國人的‘耳語笑話’主要起到釋放大眾挫折感的安全閥作用，而德國猶太人的笑話則起著鼓起勇氣的作用。”正如猶太－德國笑話的收集者、經典名著《猶太幽默》作者賽爾西婭·蘭德曼所說，“猶太人笑話是幫助他們在遭遇任何厄運的情況下都要活下去。這些笑話嘲笑的是猶太人每天必須面對的恐懼。正因為如此，最深沉的猶太黑色笑話表達的是一種反抗：我笑故我在。我雖無退路，但我仍然在笑”。這種社會功能是普通德國人玩笑所不具備的。

普通德國人的玩笑

納粹執政初期，一般德國人的笑話語氣比較輕松，他們說笑話的事情和人物并不對他們構成直接的生存威脅，玩笑的題材也不過是一些他們在生活中感覺古怪、過分、不自然、做作，以及擾亂正常秩序和日常習慣的事情，包括變成全體德國人“新習慣”的“希特勒問候”（希特勒敬禮，Heil Hitler！）等。

比如這則：

圖勒斯和夏爾穿過一個養牛場，圖勒斯踩到一堆牛糞，差點跌倒。他舉起右手大聲說：“希特勒萬歲！”夏爾對他說：“你瘋了嗎？你在干啥呢？這里又沒有人。”圖勒斯說：“這是規定，你每到一個新地方，都必須說‘希特勒萬歲’。”

德國人還說關于納粹領導人的笑話。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善于說謊，空軍總司令戈林愛虛榮，他們都是德國人笑話的對象：

戈培爾有自卑癥，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說：“你每天站在鏡子前15分鐘，不斷對自己說，我重要，我重要，世界離不了我。這樣就可以治愈你的毛病了。”戈培爾對醫生說：“你這個法子不管用，我對自己說的話一個字都不相信。”

戈林有一次在柏林散步，見到一群孩子在用泥巴和馬糞塑人像。戈林問：“是誰的像？”“是戈培爾博士和雷伊博士。”“要不要也塑一下戈林的像呢？”“不行，沒有這么大的一堆馬糞。”

民主德國也有一個諷刺領導人烏布里希說話沉悶無味的類似笑話：

民主德國1960年代末有了一個新的時間度量叫“烏布”——烏布等于總書記講話時東歐人需要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轉換頻道的時間。

赫爾佐格指出：“像這樣的笑話即使針對一些頭面政治人物，但從本質上說是非政治性的，沒有政治顛覆的力量，為的只是逗樂而已。”

許多德國笑話都與普通德國人不滿社會和生活里的一些人、事有關，由于這些人物和事情與統治權力關系密切，這樣的笑話也就自然被當作政治笑話。例如，有的笑話是挖苦那些“吃黨飯”的，還有的則是諷刺黨衛軍和沖鋒隊的不法和傲慢行為的：

一個廚子正準備煎土豆，她沒有豬油，不住地在鍋灶上揮動萬字旗（納粹黨旗）。有人問她為什么這樣做，她答道：“在這面旗下，許多人都肥得流油。”

問：正規軍和黨衛軍的區別是什么？答：正規軍說，預備、開火！黨衛軍說，預備、放火！

還有許多笑話的題材事關民生艱難，由于民生問題是納粹政策所造成的，民生笑話自然也就包含了不滿或批評政府的政治意味。1939年戰爭開始，德國的擴張非常順利，幾乎沒有付出血的代價。因此德國人的笑話多集中在國家軍費開支使人民不得不承受的沉重的納稅負擔和越來越嚴重的物資短缺問題上，但并不涉及納粹的罪惡行為和戰爭罪行：

有一個人要自殺，先是用繩子上吊，無奈繩子質量太差，斷了。他又把頭伸進煤氣烤箱里，但下午2到5點沒有煤氣供應。于是他只好靠糧食定量過日子。結果，這個辦法非常靈驗。

隨著戰爭形勢的逆轉，德國從攻勢轉為守勢，納粹對笑話的管制也更加嚴厲，但卻無法禁絕笑話，笑話仍然在民間傳播，而且有了戰爭失利的內容：

希特勒打敗法國后，站在英吉利海峽邊，心想進攻英國為什么這么困難。這時候摩西突然出現在他身邊說：“如果你沒有這么殘害我的人民，我本可以告訴你我變紅海為通途的訣竅。”希特勒命令他的衛兵抓住摩西嚴刑拷打，逼他說出訣竅。摩西說：“我只是用了上帝給我的杖，海水便分開成為道路。”希特勒吼道：“你的杖呢？”摩西說：“在大英博物館收藏著呢。”

1944年9月25日，希特勒號召全民投入“人民攻勢”，應征入伍的都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孩子和以前被歸入不宜服兵役的60歲以上的人員，他們經過簡單的反坦克武器訓練就被送上戰場。到戰爭結束為止，有17萬“人民攻勢”的戰士失蹤，大多數可能都是在戰斗中喪生的。因此有這樣的笑話：

問：什么人嘴里有金，頭發是銀，骨頭里有鉛？

答：人民攻勢軍軍人。

這時候德國的一切物質供應也幾乎不存在了。于是有了這樣的笑話：

希特勒與戈林、戈培爾和食品部長培克開會，希特勒問戈林：“我們的飛機和燃料還能維持多久？”戈林答道：“報告元首，5年。”希特勒問戈培爾：“你的宣傳還能讓人民就范多久？”“報告元首，10年。”希特勒又問培克：“糧食供應還能維持多久？”“報告元首，夠吃20年。”希特勒很高興，說：“那么戰爭還能進行得更久一些。”培克舉起手忐忑不安地對希特勒說：“我的意思是夠我們四個人。”

隨著戰爭形勢朝著對德國越來越不利的方向發展，對德國領導人的笑話也變得“惡毒”了：

戈林、戈培爾和希特勒同乘一條船出海。海上起了風暴，船沉了。問：“誰得救了？”答：“德國。”

取笑不是反抗

普通德國人的笑話并不具有政治意識，那不過是釋放民間怒氣的閥門。人們在家附近的酒吧里或在街上說笑話，因為他們想得到片刻的紓解，出出氣。這是符合納粹領導利益的。這些都沒有轉變為反納粹的抗議。所以赫爾佐格認為，德國人的“耳語笑話”與其說是“代表”，還不如說是“代替”了社會良心和個人勇氣。

其實，政治笑話的抵抗或順從并不只是由笑話本身的內容決定的，更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壓迫關系”決定。如果被壓迫者不把自己看作被壓迫者，或者根本就不認為說笑的對象是他的壓迫者，那么他的玩笑也就成為一種沒有敵意也非對抗的“取笑”。

赫爾佐格指出，比起普通蘇聯人所說的政治笑話，德國人的笑話在數量和質量上都相形見絀。德國人的笑話質量不高的一個原因是德國人并不以幽默見長，有這樣一句話：“篇幅最小的書是英國烹調和500年德國幽默。”當被問到什么是德國幽默感的時候，赫爾佐格說是“幸災樂禍”，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德國特色的說法。

絕大多數的德國笑話并不批評納粹制度，而只是揶揄和嘲笑一些納粹領導人物的個人缺點或人性弱點。這些缺點或弱點別的人也有，只是因為出現在“領導人”身上才顯得特別惹人注目罷了。這些納粹領導人所犯下的罪行卻是極少或幾乎沒有在笑話里涉及的。

戈林

例如，戈林的虐待狂性格是眾所周知的，但是關于戈林的笑話幾乎全都只是嘲諷他的肥胖長相和愛虛榮，因此這個殘暴的納粹頭子“顯得像是一個浮夸自負但招人喜愛的福斯塔夫”（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喜劇人物，是個放浪形骸的享樂之徒，既吹牛撒謊又幽默樂觀，缺乏道德觀念，但也沒有壞心），而納粹黨魁戈林卻絕對不是這樣一個喜劇人物。

赫爾佐格研究普通德國人說的笑話，并不是因為這些笑話特別幽默好笑，而是把笑話當作德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真實素材。他的目的是探究納粹統治期間德國流傳什么樣的笑話，為什么是這樣的笑話，這些笑話里又包含了普通德國人怎樣的心態和想法。

赫爾佐格對普通德國人順從并與納粹政權合作持批評的態度。他認為，納粹時期的政治笑話雖然包含一些對現實的不滿、怨恨甚至憤怒，但它并不能證明德國人反抗納粹的勇氣，它的反抗意愿和作用都是被夸大了的。即使在戰后，許多德國人仍然不愿承認他們在納粹時期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那些說笑話的與那些對納粹受害者漠不關心、坐視不救的，正是同一些普通的德國人。

笑話的兩面性和懲罰玩笑

對玩笑的社會文化分析，往往會試圖從說笑話者而非權貴被笑話者的角度來解釋玩笑的社會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把玩笑視為弱者的秘密抵抗；另一種是把玩笑視為釋放怨氣和不滿的安全閥，是一種犬儒主義的自我適應，因此反而起到了穩定現有秩序的作用。這兩種解釋都有道理，合在一起揭示了玩笑的兩面性:抵抗和犬儒。這二者常常會是互相滲透、難以絕然分割的。

但是，僅僅從說笑話者方面來看待玩笑，便容易忽略手中握有絕對權力的那些人——政客、法官、警察、官僚——如何看待玩笑。哪怕本來只是逗笑取樂、苦笑度日的消遣玩笑，一旦被他們視為危險或者是來自敵對勢力的攻擊，那么還是會帶來嚴重后果的。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反納粹笑話被視為犯罪行為。諷刺書籍被燒毀，一切幽默言論或表演都必須經過嚴格審查，許多幽默書籍的作者和喜劇表演者不得不流亡國外。納粹政府將笑話視為反帝國行為，違者輕則遭警察騷擾，重則遭逮捕、監禁，甚至處死。在納粹秘密警察“對批評和不滿的詳細報告”中就包括對政治笑話情況的收集。1941年，隨著笑話增多，柏林秘密警察的一份題為“謠言、政治笑話和民間幽默”的報告寫道：“無論是否為詆毀性的笑話，必須一律禁止。”詆毀性的笑話包括集中營笑話、戰爭事件笑話、宣傳的笑話、防空掩體笑話、盟國意大利和敵國英國的笑話等。該報告還要求徹查笑話的起源以及“哪里還在流傳”。

“禍從口出”的危險給納粹統治下的民眾增添了日常生活的恐懼，但并沒有使幽默絕跡。有時候，人們不得不說一種“不說話的笑話”。卡巴萊是一種具有喜劇、歌曲、舞蹈及話劇等元素的娛樂表演，盛行于歐洲。表演場地主要為設有舞臺的餐廳或夜總會，觀眾圍繞著餐臺一邊進食，一邊觀看表演。這種民眾喜聞樂見的表演相當于中國的相聲和小品。納粹官方雖然不斷加強對它的管制和對一些不馴服藝人的迫害，但無法禁絕這種表演形式。

卡巴萊

有的卡巴萊表演者以沉默的方式對納粹言論管制表示不滿：一位表演者戴著口罩走上舞臺，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一言不發幾分鐘后站起身來，走下舞臺，仍然一言不發。報幕者向觀眾宣布：“女士們，先生們，今天表演節目的政治部分到此結束，下面是娛樂部分。”在一個描述街車故事的表演中，兩位乘客互相用手比畫，模樣非常古怪，然后突然停下來，發出一聲大笑，一位坐在他們對面的乘客問另一位：“他們這是在干什么？”對方答道：“他們是在說政治笑話。”

由于難以禁絕所有可能造成“不良影響”的玩笑，所以一定會對開玩笑的人施以懲罰，以儆效尤。赫爾佐格在研究中發現，納粹對于玩笑者的懲罰經常是因人而異的，雖說有法律依據，但隨著時局的變化和主管人的個人意志，“有的玩笑者受到警告便可了事，有的則處以監禁，更極端的則會處以死刑”。一個被視為政治上可靠的人與一個在政治上被視為“不可靠”的人說同樣的笑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在一份1933年的蓋世太保的特別法庭記錄里，這個笑話是輕罪：

在教堂前方的墻上并排懸掛著希特勒和戈林的畫像，中間留著一些空。老師問：“這空里要放什么呢？”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放一張耶穌的像。圣經里說，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兩邊有兩個罪犯。”

但是在1944年，一位對納粹持批評態度的天主教士穆勒說了一個類似的笑話后，被判處了死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穆勒說的笑話要比蓋世太保記錄在案的那個笑話含蓄得多，沒有圣經的知識是體會不了的:

一位受重傷的士兵快要死了，叫來了一位護士。他說：“我是一個戰士，我想知道自己為什么獻出了生命。”護士回答：“你是為元首和德國人民而死的。”士兵說：“元首能來看我嗎？”護士說：“這不可能，但我會給你一張他的畫像。”士兵叫護士把畫像掛在他的右邊。他又說：“我在空軍服務過。”于是護士又給他拿來一張戈林的畫像，掛在這位士兵的左邊。士兵說：“現在我可以像耶穌那樣死去了。”

穆勒之所以因這個笑話而被判死刑，是因為納粹早就盯上他了，他在教堂里勸導年輕教徒在政治上不要像當時大多數的德國青年那樣隨大流地盲目激進；他在家里接待來自波蘭的勞工，還公開懷疑德國能打贏這場戰爭。這些都是“違法”的行為。

德國笑話與現代犬儒主義

笑話讓人們看到一個自己不愿承認的事實，那就是許多德國人其實都知道荒唐、可怕的事情正發生在德國，但他們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只是講笑話笑笑而已。笑的最普遍的認知機制是覺察不協調，也就是“乖訛”。一個人能對這樣的乖訛作揶揄、諷刺，并對之發笑，一定是在認知上察覺并知曉了它的虛假、荒謬和自相矛盾。因此，笑是明白人的一種行為，一個愚昧遲鈍、徹底麻木的人是不會對乖訛發笑的。

《致命的可笑》也正是要揭示，雖然德國人也許不會知曉希特勒滅猶計劃的每個具體步驟，但他們對納粹極權統治的種種荒誕都是心知肚明的，這從他們不斷對這些事情開玩笑上就可以看出來。實際上，赫爾佐格提出了德國人應該為納粹統治擔負何種道德責任的問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并沒有直接參與納粹反人類的罪惡行徑，但他們在察覺并知道納粹倒行逆施的情況下，對周圍的一切都能一笑了之，輕松化解。赫爾佐格認為，即使是那些帶有批評性的笑話，“說到底也是在幫助穩定（當時的）制度”。

因此，研究納粹時期德國人說的笑話，就具有了一種批判性的歷史學和社會學意義。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來觀察和發現普通人對發生在他們生活中的事情明白什么，知曉什么，察覺什么，以及明白、知曉和察覺到什么程度。笑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用戲謔、玩笑、消遣來輕松打發現實生活里惱人而無解的問題。玩笑與犬儒在認識和行為反應上是相似和相通的。

這正是德國學者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里所批評的那種“現代群眾犬儒”——“他們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為之”。與古代的犬儒獨具“明澈‘毒眼’，看穿偽善和欺騙，且定會站出來發出個人的批評之聲”完全不同的是，現代犬儒“已經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他們謹言慎行、明哲保身，以這種方式‘融入’社會。這是環境的力量所致，但也是他們的自我選擇”。而赫爾佐格的德國政治笑話研究得出了與上述相似的結論，這使得他看上去似乎只是大眾文化領域里的笑話研究，有了更深刻的政治批判意義和更現實的歷史反思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