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看不見的手”，緊緊地扼住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脈搏

培根有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原文是“Knowledge is power”。power 意為“力量、權力”，因此培根這句話有另一層含義，即“知識就是權力”。

在傳統觀點看來，知識和權力是兩回事，知識是純粹的，為真理而獻身的，獨立于權力的。

但法國思想家、哲學家福柯認為，知識和權力是一體兩面，權力的目標是用懲罰控制身體，也用規訓控制知識。知識本身蘊含著權力，也在重構著人的主體，抗議和反抗權力的蔓延。

因此，我們尤其要關注知識分子，他們不僅意味著知識的化身，更代表著人間的正道。可以想象，如果他們的觀點和主張被奉為至寶，不僅會嚴重誤導大眾認知，一旦手握權柄，更會對民族與國家產生不可估量的破壞力。

▲從右到左依次為李大釗、胡適、蔡元培、蔣夢麟

對今天影響最深，而且還會繼續影響我們的，無疑是1840年以來的知識分子。今天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評價他們，不僅關乎史實與史識，更關乎現實與未來。

當我們在評價一個人時候，我們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蓋棺定論”。然而，幾千年來的事實一直都是“蓋了棺，卻永遠定不了論”。

同一個人，同一件他做過的事，講過的話，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視角下，其“定論”，常有天壤之別。

▋不識時務，卻至死不悔的康有為

提起康有為，人們對他的印象，主要是以下幾點：

?思想“建樹”，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康有為思想中形似現代民主的東西，與其說是從西方學來的，不如說他自己的中國式幻想。

?“書生變法，三年不成”——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人，用激進的方式斷送了戊戌變法。

?“欺世盜名，圣人外衣包裹下的妄人”——變法失敗后，利用偽造的光緒遺詔撈取政治資本和金錢利益；表面宣稱男女平等，自己卻有好幾個小妾。

然而，王人博老師對康有為的評價，卻帶著一抹濃重的英雄主義色彩——“唐吉訶德式的悲劇性人物”。這是因為王人博老師憲法學者的獨特視角，著眼于康有為“君主立憲”的精神內核。

康有為認為，模仿英國的“君主立憲”，搞虛君，皇帝“統而不治”，只作為國家的象征而存在。因為中國數千年傳統決定了，君主必須存在，才能安定人心，維持穩定，才不會發生法國大革命式的血腥動蕩。而只有滿清皇室，才具備合法性，君主立憲的路才能走得通。

對此，王人博老師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分析道：康有為的憲制方案，無非就是把西方憲制的形式，和中國傳統道德進行簡單的嫁接，這本身就注定了它失敗的命運。

不僅如此，康有為的悲劇還在于，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滿清皇族的愚蠢和革命浪潮的到來，使得“君主立憲”徹底喪失了合法性，但是他仍然固執地追求他的理想，不斷地投入一場場注定無法成功的冒險，直至四面楚歌，郁郁而終。

?1917年，張勛復辟，康有為大喜過望，立即拿出一整套方案，試圖重啟“清末立憲”。然而，張勛對此卻毫無興趣，碰了一鼻子灰，更為凄慘的是，隨著復辟的失敗，康有為不得不再次逃亡。

?復辟失敗后，康有為不斷串聯遺老遺少，不遺余力地宣傳復辟。然而，溥儀身邊的遺老遺少們卻對他嗤之以鼻，說康有為保皇“宗旨不純”，“保中國而不保大清”。

?1927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此時，距離戊戌變法已近30年了，滿清業已作古，末代皇帝溥儀都已流落天津租界。而康有為卻仍抱著“君主立憲”之夢，還給溥儀寫了一份謝恩奏折，以表忠心。他在臨終時，被滿清的遺老遺少，和國民政府當局同時拋棄，真可謂食古不化。

王人博老師說：“康有為對君主立憲的偏愛，對傳統道德的執著，蒙住了他的眼睛，雖然有些不識時務，但是他至死不悔的精神，今天的人們應該予以理解與寬容。”

▋梁啟超：一位功德圓滿者的失敗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絕對繞不開的人物之一，王人博老師說：

“梁啟超長袖善舞、隨機應變，但他絕不陶醉于權謀，他的政治手腕，都是為了實現現代性價值。這樣一個政治理想，從來都是他內心最底層的壓艙石。”

他與袁世凱的恩恩怨怨，是為典型。

1898年戊戌變法的失敗，在梁啟超看來，是由于袁世凱的首鼠兩端，向慈禧告密導致的，他對袁世凱，可謂恨之入骨。

然而，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即將就任大總統，梁啟超便面臨兩難抉擇，是否支持袁世凱？

此刻，梁啟超善于妥協與務實的精神便表現出來了，他認為，袁世凱擁有強大的政治威望，還控制著全國的軍事力量，有治國經驗，是實現共和的最佳人選，于是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公開信，愿意輔佐袁世凱。

于是，袁梁二人進入蜜月期。

但是，隨后袁世凱復辟的洪憲夢，就觸動了梁啟超心中“現代性價值”這條紅線。他先是公開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章與袁世凱決裂。大意為，袁世凱逆歷史潮流而動，人人得而誅之。

一石激起千層浪，梁啟超的文章獲得了全國的響應，不久，他的學生蔡鍔發動護國戰爭，袁世凱在做了83天的皇帝后，郁郁而終。

然而，現代性原則的勝利，不一定就等于現代性的勝利。梁啟超堅持的現代性原則勝利了，但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卻更曲折了。

1840年以來的中國，大清帝國的中央權威越來越弱，內亂不止，動蕩不安。袁世凱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一局面，盡管他的個人野心葬送了歷史功績，自作孽不可活。但是梁啟超一介書生，根本無法穩定之后的亂局，整個中國竟然就此急轉直下，陷入軍閥混戰。

王人博老師說：“梁啟超以最大的胸襟氣度，在近代中國的各方之間奔走斡旋。可是，歷史的震蕩，遠遠超過了梁啟超胸襟的幅度。作為知識分子，梁啟超可謂功德圓滿，可是這位功德圓滿者的失敗也提示我們，中國的現代性轉型，真的很難。”

雖然，梁啟超在開啟民智，推動共和，甚至個人品德上，遠超他的老師康有為，但對于他的思想局限性及其根源，鮮有一語中的者，直到讀到《1840年以來的中國》引言中這一段：

應當注意的是，當梁啟超表揚西方的時候，他更多的不是為了證明中國有多壞，而是為其找出一個可以效法的目標；當他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表達憤怒地時候，只是為了說明當時中國的現狀，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西方主義。他把中國的過錯更多地歸結為中國歷史上對自己正確的東西的背離，而不是根上的壞死......

梁啟超引述中國古典，并不是為了讓讀者支持他的西方式的新民計劃，而是提醒讀者，在成為新民的過程中不能忘記對中國圣人君子的效仿。（《1840年以來的中國》P12）

▋被Liberty卡住的嚴復

嚴復在近代史中，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物。

一方面他是毫無爭議的“近代西學第一人”——是他，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密爾的《論自由》、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翻譯并引進中國。

另一方面，他卻反對革命，提倡保皇，他不剪辮子，親近袁世凱，甚至公開支持張勛復辟。

王人博老師對如此“分裂”的嚴復，有過一段深刻而又獨到的評價：

“他對中國立憲的道路，抱有一種絕對的理性與冷靜，這種冷靜源于他對中國和西方的巨大差距，有切身的體會。西方不在他的想象里，西方在他的經歷中。”

嚴復從13歲起，便游歷英國，深受斯賓塞和密爾這些英國思想家的影響，認為在社會變革的道路上，只能是漸進的，任何激進的道路都會引發災難，中國更是如此。

然而，嚴復依然沒有走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桎梏，雖然他很可能是1840年以來最早，也真正理解了現代文明的知識分子。

嚴復對自由到底為何意，以及“情景語境”可能了解，也可能不了解，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中國人的嚴復，知道他的祖國需要這些文本，但他卻被Liberty卡住了：

?語言文化上的鴻溝——中國人應該知道Liberty，但中國文化中卻沒有這種東西，所以，他沒有直譯為《論自由》，而是用了一個既符合中國文化語境，又能傳達密爾意圖的《群己權界論》。

?情景語境的差異——對作者密爾來講，On Liberty（《論自由》）是對世界上一個最強大繁榮的國家的成功現實所做的論證；對譯者嚴復而言，《群己權界論》則是為自己貧弱落后的國家尋找出路。作者躊躇滿志，譯者悲憤滿懷，就自然而然了。

但結果是，嚴復的翻譯“不僅對文本作者的情景語境，予以翻譯者的再語境化，而且對文本的真理性內容，也實現了語境的重置。嚴復的工作性質，是將隱匿在文本中的原理，進行了改變，以滿足自己國家的需求，但是文本語境變了，意義也就被改寫了。”（《1840年以來的中國》P27）

在西方，“自由”是憲制的起點。為了保護個體自由，人們才實行憲法政治。自由不是通往富強的手段，恰恰相反，自由就是目的本身。嚴復的糾結和悲劇正源自，他知道自由的目的究竟為何，但卻不得不將目的當作救國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