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辛德勇言辭雖辯，卻不能否認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

本文轉自“秦漢史研究”，摘自李峰《〈制造漢武帝〉的歷史公案》一書。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李廣利、劉屈氂俱出中山，又是姻親；莽何羅兄弟原籍邯鄲，中山原屬趙國，據此認為他們與李廣利有鄉里關系，故莽何羅兄弟也屬李氏集團。而江充是邯鄲人，還與莽何羅兄弟熟識，遂認為江充“參加李氏政治集團是很自然的”，并指出這些人有著“共同的政治陰謀”，認為這一點“更重要”。

方詩銘以同鄉之故將諸人歸為一個集團，辛德勇認為這一看法很勉強。

如就江充與莽何羅兄弟的關系而言，他們雖同為邯鄲人，但據史載莽何羅家武帝時已徙居關中扶風茂陵，該地與邯鄲相隔很遠，“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兩兄弟與江充有任何來往；甚至在江充進京之前，莽何羅、莽通兄弟與其是否相互知曉都無從了解，可能根本就一無所知”。就江充與李廣利的關系而言，由于中山與邯鄲的距離相當遙遠，“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這江、李兩家很難產生任何聯系，更根本不可能單單賴此形成密切的關系”。

方詩銘稱李廣利的妹妹李夫人應是當時所說的“邯鄲倡”之流。辛德勇認為“這實際上是硬要拉近江充和李夫人家族之間的空間距離”。

但同樣難以成立。莽何羅兄弟與李夫人一家的關系同樣如此。由于古人重鄉里之情，辛德勇言辭雖辯，卻不能否認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即縱使以上諸人起初并沒有什么聯系，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在長安以鄉里關系為媒介建立密切關系。只是若沒有其他證據支撐，僅憑鄉里關系確實是不足以斷定某些人是否屬于同一集團，因為雖為鄉里卻隸屬不同陣營或反目成仇的事情史不絕書。

這也是方詩銘又特強調這些人有著“共同的政治陰謀”的原因，對此辛德勇也不贊同，認為此屬“違反正常認知程序的循環論證”，亦即方詩銘用論點的真實性來論證論據的真實性，并且依照方詩銘的思路，具體剖析巫蠱之變過程中江充等人的行為，也得不出方詩銘所提出的觀點。

梳理《漢書·劉屈氂傳》所載戾太子起事后的史事，可知侍郎莽通是以使者身份出使長安，其任務是調撥軍事力量交給大鴻臚商丘成指揮，不料在人城時遇到了戾太子派如侯征發的長水及宣曲胡騎，遂斬如侯，并引胡騎入長安，加入平叛活動：

“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日：‘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故后來“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而商丘成很可能是因有使者在側，故不得不“力戰”。征和三年武帝殺戮李氏外戚，莽何羅兄弟并不緊張，及至后來武帝清算江充，莽何羅兄弟才擔心被武帝除掉。如《漢書·金日碑傳》云：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后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

是知江充、莽何羅等皆非李氏外戚之黨，自然他們與李氏外戚也沒有什么共同的政治陰謀。該傳又云：

“日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碑意，以故久不得發。”

顯見莽何羅一有謀逆之心，為金日碑所發現，而莽何羅也很快便發現金日碑窺到其意圖。

對此，張繼昊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本就不屬于一個集團，所謂：“焉知……雙方本即各有立場呢？”當然，張繼昊認為江充、莽何羅、莽通等，“應可解讀為支持昌邑（哀）王髀的李系人馬”，但事實并不支持這種看法。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江充有用法的背景，就將他的參與視為反映了兩個路線的斗爭，他也不是李氏外戚集團的成員。并且江充也不在武帝的計劃之內，因為“扶持一個新起的外戚打擊另一個正在得勢的外戚”，是武帝慣用的伎倆，此次他將劉屈氂召至長安，就是意圖借劉屈氂之手廢黜戾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