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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秦漢史研究”,摘自李峰《〈制造漢武帝〉的歷史公案》一書。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李廣利、劉屈氂俱出中山,又是姻親;莽何羅兄弟原籍邯鄲,中山原屬趙國,據此認為他們與李廣利有鄉里關系,故莽何羅兄弟也屬李氏集團。而江充是邯鄲人,還與莽何羅兄弟熟識,遂認為江充“參加李氏政治集團是很自然的”,并指出這些人有著“共同的政治陰謀”,認為這一點“更重要”。
方詩銘以同鄉之故將諸人歸為一個集團,辛德勇認為這一看法很勉強。
如就江充與莽何羅兄弟的關系而言,他們雖同為邯鄲人,但據史載莽何羅家武帝時已徙居關中扶風茂陵,該地與邯鄲相隔很遠,“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兩兄弟與江充有任何來往;甚至在江充進京之前,莽何羅、莽通兄弟與其是否相互知曉都無從了解,可能根本就一無所知”。就江充與李廣利的關系而言,由于中山與邯鄲的距離相當遙遠,“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這江、李兩家很難產生任何聯系,更根本不可能單單賴此形成密切的關系”。
方詩銘稱李廣利的妹妹李夫人應是當時所說的“邯鄲倡”之流。辛德勇認為“這實際上是硬要拉近江充和李夫人家族之間的空間距離”。
但同樣難以成立。莽何羅兄弟與李夫人一家的關系同樣如此。由于古人重鄉里之情,辛德勇言辭雖辯,卻不能否認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即縱使以上諸人起初并沒有什么聯系,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在長安以鄉里關系為媒介建立密切關系。只是若沒有其他證據支撐,僅憑鄉里關系確實是不足以斷定某些人是否屬于同一集團,因為雖為鄉里卻隸屬不同陣營或反目成仇的事情史不絕書。
這也是方詩銘又特強調這些人有著“共同的政治陰謀”的原因,對此辛德勇也不贊同,認為此屬“違反正常認知程序的循環論證”,亦即方詩銘用論點的真實性來論證論據的真實性,并且依照方詩銘的思路,具體剖析巫蠱之變過程中江充等人的行為,也得不出方詩銘所提出的觀點。
梳理《漢書·劉屈氂傳》所載戾太子起事后的史事,可知侍郎莽通是以使者身份出使長安,其任務是調撥軍事力量交給大鴻臚商丘成指揮,不料在人城時遇到了戾太子派如侯征發的長水及宣曲胡騎,遂斬如侯,并引胡騎入長安,加入平叛活動:
“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日:‘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故后來“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而商丘成很可能是因有使者在側,故不得不“力戰”。征和三年武帝殺戮李氏外戚,莽何羅兄弟并不緊張,及至后來武帝清算江充,莽何羅兄弟才擔心被武帝除掉。如《漢書·金日碑傳》云: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后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
是知江充、莽何羅等皆非李氏外戚之黨,自然他們與李氏外戚也沒有什么共同的政治陰謀。該傳又云:
“日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碑意,以故久不得發。”
顯見莽何羅一有謀逆之心,為金日碑所發現,而莽何羅也很快便發現金日碑窺到其意圖。
對此,張繼昊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本就不屬于一個集團,所謂:“焉知……雙方本即各有立場呢?”當然,張繼昊認為江充、莽何羅、莽通等,“應可解讀為支持昌邑(哀)王髀的李系人馬”,但事實并不支持這種看法。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江充有用法的背景,就將他的參與視為反映了兩個路線的斗爭,他也不是李氏外戚集團的成員。并且江充也不在武帝的計劃之內,因為“扶持一個新起的外戚打擊另一個正在得勢的外戚”,是武帝慣用的伎倆,此次他將劉屈氂召至長安,就是意圖借劉屈氂之手廢黜戾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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