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福柯所說的瘋人院成了現實，會不會看到更抽象的事情？

——選自福柯《瘋癲與文明》劉北成譯 三聯書店 2019

帕斯卡（Blaise Pascal）說過：“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在《作家日記》中寫道：“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志健全。”

然而，我們卻不得不撰寫一部有關這另一種形式的瘋癲的歷史，因為人們出于這種瘋癲，用一種至高無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動把自己的鄰人禁閉起來，用一種非瘋癲的冷酷語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認。我們有必要確定這種共謀的開端，即它在真理領域中永久確立起來之前，它被抗議的激情重新激發起來之前的確立時刻。我們有必要試著追溯歷史上瘋癲發展歷程的起點。

在這一起點上，瘋癲尚屬一種未分化的體驗，是一種尚未分裂的對區分本身的體驗。我們必須從運動軌跡的起點來描述這“另一種形式的瘋癲。”這種形式把理性與瘋癲斷然分開，從此二者毫不相關，毫無交流，似乎對方已經死亡。

無疑，這是一個不愉快的領域。為了探索這個領域，我們必須拋棄通常的各種終極真理，也絕不能被一般的瘋癲知識牽著鼻子走。任何精神病理學概念都不能發揮提綱挈領的作用，在模糊的回溯過程中尤其如此。建構性因素應該是那種將瘋癲區分出來的行動，而不是在已經完成區分并恢復了平靜后精心闡述的科學。作為起點的應該是造成理性與非理性相互疏離的斷裂，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強行使非理性不再成為瘋癲、犯罪或疾病的真理。

因此，我們在談論那最初的爭端時，不應設想有某種勝利或者設想有某種取得勝利的權利。我們在談論那些重新置于歷史之中加以考察的行動時，應該將一切可能被視為結論或躲在真理名下的東西置于一旁。我們在談論這種造成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分裂、疏離和虛空的行為時，絕不應依據該行為所宣布的目標的實現情況。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定瘋癲的人與有理性的人正在相互疏遠，但尚未判然分開的領域。

在那個領域中，他們用一種原始的、粗糙的前科學語言來進行關于他們關系破裂的對話，用一種躲躲閃閃的方式來證明他們還在相互交流。此時，瘋癲與非瘋癲、理性與非理性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它們不可分割的時候，正是它們尚不存在的時刻。它們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于交流之中，而交流使它們區分開。

在現代安謐的精神病世界中，現代人不再與瘋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讓醫生去對付瘋癲，從而認可了只能透過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關系；另一方面，瘋癲的人也只能透過同樣抽象的理性與社會交流。這種理性就是秩序、對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的無形壓力以及整齊劃一的要求。共同語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說不再有共同語言了。

18世紀末，瘋癲被確定為一種精神疾病。這表明了一種對話的破裂，確定了早已存在的分離，并最終拋棄了瘋癲與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沒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離破碎的語詞。精神病學的語言是關于瘋癲的理性獨白。它僅僅是基于這種沉默才建立起來的。

我的目的不是撰寫精神病學語言的歷史，而是論述那種沉默的考古學。

古希臘人與他們稱之為“張狂”的東西有某種關系。這種關系并不僅僅是一種譴責關系。特拉西馬庫（Thrasy－machus）與卡利克勒（Callicles）的存在便足以證明這一點，盡管他們的語言流傳下來時已經被蘇格拉底（Socrates）那令人放心的論辯包裹起來。然而，在古希臘的邏各斯中沒有與之相反的命題。

自中世紀初以來，歐洲人與他們不加區分地稱之為瘋癲、癡呆或精神錯亂的東西有某種關系。也許，正是由于這種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達到了一定的深度。正如“張狂”的威脅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蘇格拉底式理性者的“明智”。總之，理性—瘋癲關系構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個獨特向度。

在博斯（HieronymusBosch）之前，它早已伴隨著西方文化，而在尼采（Nietzsche）和阿爾托（Artaud）之后仍將長久地與西方文化形影不離。

那么，隱藏在理性的語言背后的這種對峙是什么呢？如果我們不是遵循理性的縱向發展歷程，而是試圖追溯那種使歐洲文化與不算做歐洲文化的東西相對照的不變分界，并用其自身的錯亂來確定其范圍，那么這種研究會把我們引向何處呢？我們所進入的領域既不是認識史，又不是歷史本身，既不受真理目的論的支配，也不遵循理性的因果邏輯，因為只有在這種區分之外因果才有價值和意義。無疑，在這個領域中受到質疑的是一種文化的界限，而不是文化本質。那么這是一個什么領域呢？

從威利斯（Willis）到皮內爾（Pinel），從拉辛（Racine）的《奧瑞斯忒斯》到薩德（Sade）的《朱莉埃特》和戈雅（Goya）的“聾人之家”的一系列瘋癲形象，構成了古典時期。正是在這個時期，瘋癲與理性之間的交流以一種激進的方式改變了時代的語言。

在這段瘋癲史上，有兩個事件異常清晰地表明了這種變化：一種是1657年（法國）總醫院（HopitalGénéral，又可譯為“總收容院”）建立和對窮人實行“大禁閉”；另一個是1794年解放比塞特爾收容院的帶鐐囚禁者。在這兩個不尋常的而又前后呼應的事件之間發生了某種變化，其意義含混矛盾，令醫學史專家困惑不解。

有些人解釋說，這是在一種專斷制度下進行的盲目壓制。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透過科學和慈善事業逐步地發現瘋癲的真正真相。實際上，在這兩種相反意義的背后，有一種結構正在形成。這種結構不僅沒有消除這種歧義性，反而決定了這種歧義性。正是這種結構導致了中世紀和人文主義的瘋癲體驗轉變為我們今天的瘋癲體驗，即把精神錯亂完全歸結為精神疾病。

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人與瘋癲的爭執是一種戲劇性辯論，其中人所面對的是這個世界的各種神秘力量；瘋癲體驗被各種意象籠罩著：人類的原始墮落和上帝的意志，獸性及其各種變形，以及知識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在我們這個時代，瘋癲體驗在一種冷靜的知識中保持了沉默。這種知識對瘋癲已了如指掌，因而視若無睹。

但是，從一種體驗到另一種體驗的轉變，卻由一個沒有意象、沒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種寧靜的透明狀態中完成的。這種寧靜的透明狀態作為一種無聲的機制，一種不加評注的行動，一種當下的知識，揭示了一個龐大靜止的結構。這個結構既非一種戲劇，也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個使歷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譴責的悲劇范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