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休謨｜我的自傳

作者｜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

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建立了近代歐洲哲學史上第一個不可知論的哲學體系，被視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以及西方哲學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如果說得太多了，總不免有沽名釣譽之嫌，所以我的自傳力求簡短。人們或許會認為，我竟擅敢寫自己的生平，這正是沽名釣譽的一個實例。不過，這篇文字所記載的無非是我的文字生涯，而我的一生也差不多都消耗在舞文弄墨中。此外，我大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以成為虛榮的對象。

我是在1711年舊歷4月26日在愛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論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系出名門。我父親的家系是霍姆伯爵，或休謨伯爵家系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們，則歷代以來曾領有我兄長所領有的那些產業。我的母親是法爾康諾爵士的女兒（法爾康諾是蘇格蘭法律同人會的會長），她的兄弟曾世襲了赫爾克頓勛爵的頭銜。

不過我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在兄弟中我排行最小，所以按照我們國家的習俗，我的遺產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父親算是一個有才干的人，當我還是嬰孩時，他就死了。他撇下我和一個長兄，一個姐姐，由母親來照管我們。我母親是一位特別有德行的人，她雖然年輕而且美麗，卻全身心地撲在子女的養育上。我受過普通的教育，成績頗佳。自幼，我就酷愛文學，這是我一生的主情（ruling passions），也是我快樂的不竭源頭。我因為好學，沉靜而勤勉（my studious Disposition，my sobricty，and my industry），所以眾人都想，法律才是適合我的行當。不過除了哲學和一般學問的鉆研外，我對于任何東西都感到一種不可抑制的嫌惡。因此，當他們以為我正在披閱沃伊特（Voet）和維尼烏斯（Vinnius）的時候，我實際上在暗中貪讀西塞羅和維吉爾等諸位作家。

不過我微薄的家資實在不適宜于這種生活安排，而且我的健康也因為太過用功的緣故，受到了些許損害。故而，我就躍躍欲試（或者毋寧說迫不得已），想小試身手，以求進入一種較為積極主動的生涯中。1734年，我曾帶了幾封推薦信到布里斯托去找幾位馳名的商人。不過幾個月后，我就覺得那種生涯完全不適合我。我于是去了法蘭西，打算在鄉下隱居，從事研讀。我在那里就制訂了一生的計劃，并在此后一直孜孜以求，結果也算不負所望。我那時力求節省，以彌補資產的不足，以維持我的獨立生活。并且，除了在文學中培養我的才能，我決心將其他一切事物都視為草芥。

在隱居法國時（最初在蘭斯，不過后來大部分時間卻在安茹郡的拉弗萊舍），我寫出了我的《人性論》。在法國舒服地度過了3年之后，我于1737年返回倫敦。并于1738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論》，隨后我立即回鄉省親，探望了我的母親和長兄。我的長兄住在他的鄉下老宅，很精明地努力增益他的家業，而且頗為成功。

任何文學嘗試都不及我的《人性論》那樣不幸。它一刊印出來就像是死產，無聲無臭的，甚至在狂熱者中也不曾激起任何怨訾。不過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樂觀的，所以不久便從此次打擊中恢復過來，而且在鄉下孜孜不倦地從事研讀。在1742年我在愛丁堡印行了我的《隨筆》（Essays）的第一部分。這部著作頗受人歡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從前的挫折。我和我的母親及長兄繼續待在鄉下，并且在那時候，重新溫習了希臘文——在幼年時，我對它多有忽略。

1745年，我接到安南戴爾侯爵的一封信，邀請我到英格蘭與他一塊生活。我同時還發現：這位青年貴族的朋友和家人，都愿意讓他受我的照料和指導，因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況都需要這樣做。我和他一道生活了12個月。在那段時間，我的這些任職將我的微薄資產大大增益了。此后，我又受到圣克萊爾將軍的邀請，作為他的秘書隨他一道遠征。這個遠征團原本打算要去加拿大，但結果卻侵人了法國的海岸。第二年，也即1747年，圣克萊爾將軍率軍事代表團出使維也納和都靈的宮廷。他再度邀我隨行，仍做他的秘書。我于是穿著一個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身份被介紹到那些宮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厄斯金爵士和陸軍上尉格蘭特——即現在的格蘭特將軍。我一生中只有這兩年中斷了我的讀書生活。我那時日子過得很愜意，而且出入于上流社會。我因為擔任了這個官職，再加上力事節省，所以就積蓄了一筆資財，我白認為這筆資財足可讓我過一種自立的生活。雖然我這樣說時，大多數朋友多嘲笑我。總而言之，我此時差不多擁有了1000鎊的身家。

我向來認為，《人性論》的刊行之所以失敗，多半是由于文風的不當，而不是由于意見的不妥，而我之倉促將其付印，乃是最魯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書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寫了，以《人類理解研究》為名出版。這部新書出版時，我正在都靈。不過這部書起初并不比《人性論》更為成功。自意大利歸來后，我灰心喪氣地發現：全英國都對米德爾頓博士（Dr. Middleton）的《自由研究》發了狂，但我的作品卻無人問津。我早先在倫敦刊印的《道德和政治隨筆》，到此時又出了新版，不過也并不受歡迎。

不過由于我天性樂觀，這些失意事并沒有給我帶來多大的影響。1749年，我回到老家，與我的長兄一道在他的鄉下老宅住了兩年，因為我的母親在此時已經辭世了。在那里，我撰寫了我的《道德和政治隨筆》的第二部分，取名為《政治論衡》（Political Discourses）。此外，我還撰寫了《道德原則研究》（Inquiry concernin the Principle of Morals），這是我重新改寫過的《人性論》的另一部分。與此同時，我的書商安德魯·米拉告訴我：我先前刊印的著作（除了那個不幸的《人性論》）已經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銷量也逐漸多起來，而且社會上還要求再版。一年之中，牧師和主教們的回應文章也有兩三篇，而且根據沃伯頓博士（Dr. Warburton）的嘲罵，我發現：在上流社會中，這些書開始逐漸地受到了重視。但是，我曾下定決心，絕不答復任何人，而且終生不移。我的脾氣既不容易發怒，所以我就容易擺脫開一切文字上的爭訟。這些預示著我正聲名鵲起的時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因為就天性而言，在看待事物的時候，我總愛看積極的一面，而不愛看消極的一面。我想，一個人如若有了這種心向，遠比生在年入萬鎊的豪富之家還要幸福。

1751年，我從鄉下搬到城里——這才是文人的真正舞臺。1752年，我的《政治論衡》于愛丁堡一一我那時正卜居此地——刊行。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唯有這一部在出版伊始就獲得了成功。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它都大受歡迎。同年，又在倫敦印行了我的《道德原則研究》，在我看來（我自然是不該自行判斷的），在我的所有著作中（不論歷史的，哲學的和文學的），這部書是無雙的。但是它出版以后，卻根本就沒有引起世人的關注和注意。

1752年，蘇格蘭律師公會（Faculty of Advocates）選我為其圖書館的管理員，這個職務的薪俸相當寒薄，不過卻使我可以掌管一個偌大的圖書館。于是我就擬定了一個計劃，準備著手寫《英國史》。不過要敘述1700年間的歷史，想起來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從斯圖亞特朝繼位開始寫起。我以為，主要是從那時起，出于黨派偏見，歷史寫作中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現象才開始出現。我承認，在當時，對于此書的成功，我是頗感樂觀的。我曾想，身為歷史家而能將現世的權力、利益和權威，以及大眾成見的呼聲，都棄之不顧的，唯有我一人。而且，既然這個題材可以將我的才情一覽無余的發揮出來，所以我也期待得到相當的贊賞。不過我受的挫折也太過可憐。人們都攻擊我，向我發出斥責、非難甚至厭惡的呼聲來。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輝格黨，托利黨，國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家，宗教家，愛國者，宮廷中人，都眾口一詞地對我大光其火，因為我竟敢對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運灑一掬同情之淚。更令人喪氣的是：當他們第一波憤怒的狂潮迸發之后，這部書似乎已被世人們拋至九霄云外。米拉先生告我說，一年之內，他只售出45部。實際上，在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我幾乎不曾聽說有哪一位能容忍我這部書，對那些顯貴或文豪而言更是如此。不過英格蘭大主教海林博士（Dr. Herring）和愛爾蘭大主教斯通博士（Dr. Stone）卻似乎是兩個鳳毛麟角的例外。這兩位主教曾經分別捎口信給我，囑我不要氣餒。

不過我得承認，我最終還是氣餒了。若不是當時英、法兩國爆發了戰爭，我肯定會退隱至法國的某個省城，改名換姓，再也不回我的母邦。不過這個計劃在當時既然不甚合乎實際，而且后面的卷帙也大有進展，所以我就決心鼓起勇氣，繼續努力精進。

在此期間，我在倫敦印行了我的《宗教自然史》以及其他的一些短章。它雖發表于世，卻相當地湮沒無聞，只有赫德博士（Dr. Hurd）寫了一本小冊子來攻擊它，帶有沃渥頓學派所特有的那種偏執，暴躁，傲慢和刻薄。相對于其他作品所遇到的冷遇和漠然，這本小冊子算是給了我些許安慰。

1756年，在第一卷出版之后2年，我的《英國史》的第二卷也出版了，這一卷涵蓋了自查理一世之死到（光榮）革命這一歷史時期的英國史。與上一卷相比，該卷較少引致輝格黨人的不快，也較受歡迎。它不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讓其不幸的兄弟得以抬起頭來。

不過，我雖然憑經驗知道：輝格黨握有一切可以賞賜的政治和文學方面的權位，但是，我仍不愿意屈服于他們那種毫無意義的喧嚷。所以，就斯圖亞特朝前兩個國王統治時期的歷史而言，作為繼續研讀和沉思的結果，我雖然在其中改動了百余處，但凡是改動過的地方，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托利黨。真的，要認為此前的英國憲法是一個擁護自由的規范方案（regular program of liberty），那是很可笑的。1759年，我印行了我的都鐸朝統治時期英國史。人們對該書所吐露的喧嚷，幾乎不亞于斯圖亞特朝前兩個君主統治時期英國史。伊麗莎白統治時期的歷史特別令人生厭。不過在這時候，對于一般愚人的觀感，我處之泰然。因而我繼續恬然自足地生活在愛丁堡的隱遁處，并寫完了早期英國史，共兩卷，于1761年刊印，所得到的只有一點勉強說得過去的成功。

不過，我的著作雖然經受了這樣的狂風暴雨，但它們仍然進展順利，因而書商所給我的版稅競然大大超過了英國此前所知的任何作品的版稅。因此，我不僅獲得了經濟獨立，而且富甲一方。我于是退隱至蘇格蘭的故鄉，決意不再涉足世事。那時，因為自己從不曾拜謁過任何一位大人物，甚至也不曾邀好于任何權貴，所以頗為自得，并愿借隱居把這種自得之樂維持下去。現在我既然50有余，所以自己打算在這種哲學的生涯中度過自己的余生。不過在1763年時，我卻接到素昧平生的赫特福德伯爵的招請，讓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他允諾我不久即可就任使館秘書：同時，我實際上執行的也是秘書之職。這個建議雖然富有引誘力，但我起初卻辭謝了。一則是因為我不愿意和權貴打交道，二則是因為我恐怕巴黎的禮讓文雅，繁華都麗的社交圈，也不適宜于我這樣年紀和性格的人。不過那位伯爵既然一再敦請，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提議。就快樂講，就利益講，我和那位貴族相處，是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后來和他的兄弟康威將軍相處，也是很幸福的。如果人們沒有見識過其風尚的奇特之處，那他們永遠想象不到我在巴黎從各種階層，各種地位的男男女女那里受到了什么樣的款待!我愈是回避他們那過度的禮讓謙恭，他們愈是對我表示禮讓謙恭。不過在巴黎往，也能得到一種真正的滿意，因為那個城市中富有、聰明、睿智而文雅的人們，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一度曾打算終身定居在那里。

此后，我被任命為使館秘書。1765年夏，赫特福德伯爵離開我，因為他已經被任命為愛爾蘭總督。我做了代理公使，一直等到里奇蒙（Richmond）公爵那一年年底赴任后才作罷。1766年初，我離開巴黎，夏天又去了愛丁堡，我去那里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樣，仍是打算讓自己隱居在一個哲學的隱遁處。我返回那個地方時，比我離開它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是更為豪富了，可是因為赫特福德的友誼，我卻有了更多的錢，較大的進項。那時我正打算試試，多余的家資會發生什么結果，一如我先前試驗我的小康時那樣。但在1767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請，讓我去做次官。因為那位先生的人格和我同赫特福德伯爵的關系，使我不能辭去那種邀請。后來我返回愛丁堡，很是富裕（因為我每年有1000鎊的收入），健壯，而且雖然年邁，但還希望久享清福，并看著自己聲名日起。

1775年春，我患了腸胃癥，那種癥候在一開始并不曾使我驚恐，不過我想它嗣后卻成為致命的、無法治療的病癥。現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沒有因為我的疾病受了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體雖然很衰弱，可是我的精神從沒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要我指出我一生中哪一個時期，是我最愿意重過一次的，我一定會挑出這一段晚年的時光。我的研讀仍如以往那樣熱烈，我的談笑仍如以往那樣快活。而且我想，一個人已經到了65歲，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幾年患疾的光景。而且我雖然看到，有許多征象，預示著我的文名終究會顯耀起來，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幾年來享受它。我到此時對于生命算是最無牽掛的了。

現在我可以回顧一下我的性格，結束此文。我的為人，或者寧可說，我從前的為人（因為我現在說到自己時，應該用這種過去說法；這樣一來，倒使我鼓起勇氣來，吐露自己的意見），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藹，愉快而善與人親昵，最不易發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雖是最愛文名，可是這種主情也并不曾使我辛酸，雖然我也幾度遭遇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檢束的人也樂與我相處，正如勤懇的人和致力文藝的人樂與我相處似的。我因為與歉抑的女子相處，覺得特別快樂，所以她們待我也很好，使我沒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總而言之，許多人雖然在別的方面都超卓，可是也往往遭到人的怨謗，致使自己不悅。至于我，則不曾被誹謗的毒齒所噬、所觸。我雖然置身于各政黨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為我對他們平素的憤怒處之泰然，他們反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們從來沒有遇見任何機會，來給我的品格和行為的某些方面辯護?？駸岬男磐絺儾⒎遣辉敢饽笤觳鞑ゲ焕谖业墓适拢撬麄儚膩碚也坏娇梢粤钊擞袔追窒嘈诺氖聦崄?。我并不是說，我給我自己所寫的這種安葬演說沒有摻雜任何虛榮心，不過我希望，我的這種虛榮心并沒有錯置，這是一種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