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wèi)·休謨｜我的自傳

作者｜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1711—1776）

英國哲學(xué)家、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建立了近代歐洲哲學(xué)史上第一個不可知論的哲學(xué)體系，被視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以及西方哲學(xué)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如果說得太多了，總不免有沽名釣譽之嫌，所以我的自傳力求簡短。人們或許會認(rèn)為，我竟擅敢寫自己的生平，這正是沽名釣譽的一個實例。不過，這篇文字所記載的無非是我的文字生涯，而我的一生也差不多都消耗在舞文弄墨中。此外，我大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以成為虛榮的對象。

我是在1711年舊歷4月26日在愛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論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系出名門。我父親的家系是霍姆伯爵，或休謨伯爵家系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們，則歷代以來曾領(lǐng)有我兄長所領(lǐng)有的那些產(chǎn)業(yè)。我的母親是法爾康諾爵士的女兒（法爾康諾是蘇格蘭法律同人會的會長），她的兄弟曾世襲了赫爾克頓勛爵的頭銜。

不過我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在兄弟中我排行最小，所以按照我們國家的習(xí)俗，我的遺產(chǎn)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父親算是一個有才干的人，當(dāng)我還是嬰孩時，他就死了。他撇下我和一個長兄，一個姐姐，由母親來照管我們。我母親是一位特別有德行的人，她雖然年輕而且美麗，卻全身心地?fù)湓谧优酿B(yǎng)育上。我受過普通的教育，成績頗佳。自幼，我就酷愛文學(xué)，這是我一生的主情（ruling passions），也是我快樂的不竭源頭。我因為好學(xué)，沉靜而勤勉（my studious Disposition，my sobricty，and my industry），所以眾人都想，法律才是適合我的行當(dāng)。不過除了哲學(xué)和一般學(xué)問的鉆研外，我對于任何東西都感到一種不可抑制的嫌惡。因此，當(dāng)他們以為我正在披閱沃伊特（Voet）和維尼烏斯（Vinnius）的時候，我實際上在暗中貪讀西塞羅和維吉爾等諸位作家。

不過我微薄的家資實在不適宜于這種生活安排，而且我的健康也因為太過用功的緣故，受到了些許損害。故而，我就躍躍欲試（或者毋寧說迫不得已），想小試身手，以求進(jìn)入一種較為積極主動的生涯中。1734年，我曾帶了幾封推薦信到布里斯托去找?guī)孜获Y名的商人。不過幾個月后，我就覺得那種生涯完全不適合我。我于是去了法蘭西，打算在鄉(xiāng)下隱居，從事研讀。我在那里就制訂了一生的計劃，并在此后一直孜孜以求，結(jié)果也算不負(fù)所望。我那時力求節(jié)省，以彌補(bǔ)資產(chǎn)的不足，以維持我的獨立生活。并且，除了在文學(xué)中培養(yǎng)我的才能，我決心將其他一切事物都視為草芥。

在隱居法國時（最初在蘭斯，不過后來大部分時間卻在安茹郡的拉弗萊舍），我寫出了我的《人性論》。在法國舒服地度過了3年之后，我于1737年返回倫敦。并于1738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論》，隨后我立即回鄉(xiāng)省親，探望了我的母親和長兄。我的長兄住在他的鄉(xiāng)下老宅，很精明地努力增益他的家業(yè)，而且頗為成功。

任何文學(xué)嘗試都不及我的《人性論》那樣不幸。它一刊印出來就像是死產(chǎn)，無聲無臭的，甚至在狂熱者中也不曾激起任何怨訾。不過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樂觀的，所以不久便從此次打擊中恢復(fù)過來，而且在鄉(xiāng)下孜孜不倦地從事研讀。在1742年我在愛丁堡印行了我的《隨筆》（Essays）的第一部分。這部著作頗受人歡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從前的挫折。我和我的母親及長兄繼續(xù)待在鄉(xiāng)下，并且在那時候，重新溫習(xí)了希臘文——在幼年時，我對它多有忽略。

1745年，我接到安南戴爾侯爵的一封信，邀請我到英格蘭與他一塊生活。我同時還發(fā)現(xiàn)：這位青年貴族的朋友和家人，都愿意讓他受我的照料和指導(dǎo)，因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況都需要這樣做。我和他一道生活了12個月。在那段時間，我的這些任職將我的微薄資產(chǎn)大大增益了。此后，我又受到圣克萊爾將軍的邀請，作為他的秘書隨他一道遠(yuǎn)征。這個遠(yuǎn)征團(tuán)原本打算要去加拿大，但結(jié)果卻侵人了法國的海岸。第二年，也即1747年，圣克萊爾將軍率軍事代表團(tuán)出使維也納和都靈的宮廷。他再度邀我隨行，仍做他的秘書。我于是穿著一個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身份被介紹到那些宮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厄斯金爵士和陸軍上尉格蘭特——即現(xiàn)在的格蘭特將軍。我一生中只有這兩年中斷了我的讀書生活。我那時日子過得很愜意，而且出入于上流社會。我因為擔(dān)任了這個官職，再加上力事節(jié)省，所以就積蓄了一筆資財，我白認(rèn)為這筆資財足可讓我過一種自立的生活。雖然我這樣說時，大多數(shù)朋友多嘲笑我。總而言之，我此時差不多擁有了1000鎊的身家。

我向來認(rèn)為，《人性論》的刊行之所以失敗，多半是由于文風(fēng)的不當(dāng)，而不是由于意見的不妥，而我之倉促將其付印，乃是最魯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書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寫了，以《人類理解研究》為名出版。這部新書出版時，我正在都靈。不過這部書起初并不比《人性論》更為成功。自意大利歸來后，我灰心喪氣地發(fā)現(xiàn)：全英國都對米德爾頓博士（Dr. Middleton）的《自由研究》發(fā)了狂，但我的作品卻無人問津。我早先在倫敦刊印的《道德和政治隨筆》，到此時又出了新版，不過也并不受歡迎。

不過由于我天性樂觀，這些失意事并沒有給我?guī)矶啻蟮挠绊憽?749年，我回到老家，與我的長兄一道在他的鄉(xiāng)下老宅住了兩年，因為我的母親在此時已經(jīng)辭世了。在那里，我撰寫了我的《道德和政治隨筆》的第二部分，取名為《政治論衡》（Political Discourses）。此外，我還撰寫了《道德原則研究》（Inquiry concernin the Principle of Morals），這是我重新改寫過的《人性論》的另一部分。與此同時，我的書商安德魯·米拉告訴我：我先前刊印的著作（除了那個不幸的《人性論》）已經(jīng)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銷量也逐漸多起來，而且社會上還要求再版。一年之中，牧師和主教們的回應(yīng)文章也有兩三篇，而且根據(jù)沃伯頓博士（Dr. Warburton）的嘲罵，我發(fā)現(xiàn)：在上流社會中，這些書開始逐漸地受到了重視。但是，我曾下定決心，絕不答復(fù)任何人，而且終生不移。我的脾氣既不容易發(fā)怒，所以我就容易擺脫開一切文字上的爭訟。這些預(yù)示著我正聲名鵲起的時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因為就天性而言，在看待事物的時候，我總愛看積極的一面，而不愛看消極的一面。我想，一個人如若有了這種心向，遠(yuǎn)比生在年入萬鎊的豪富之家還要幸福。

1751年，我從鄉(xiāng)下搬到城里——這才是文人的真正舞臺。1752年，我的《政治論衡》于愛丁堡一一我那時正卜居此地——刊行。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唯有這一部在出版伊始就獲得了成功。無論是在國內(nèi)還是在國外，它都大受歡迎。同年，又在倫敦印行了我的《道德原則研究》，在我看來（我自然是不該自行判斷的），在我的所有著作中（不論歷史的，哲學(xué)的和文學(xué)的），這部書是無雙的。但是它出版以后，卻根本就沒有引起世人的關(guān)注和注意。

1752年，蘇格蘭律師公會（Faculty of Advocates）選我為其圖書館的管理員，這個職務(wù)的薪俸相當(dāng)寒薄，不過卻使我可以掌管一個偌大的圖書館。于是我就擬定了一個計劃，準(zhǔn)備著手寫《英國史》。不過要敘述1700年間的歷史，想起來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從斯圖亞特朝繼位開始寫起。我以為，主要是從那時起，出于黨派偏見，歷史寫作中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現(xiàn)象才開始出現(xiàn)。我承認(rèn)，在當(dāng)時，對于此書的成功，我是頗感樂觀的。我曾想，身為歷史家而能將現(xiàn)世的權(quán)力、利益和權(quán)威，以及大眾成見的呼聲，都棄之不顧的，唯有我一人。而且，既然這個題材可以將我的才情一覽無余的發(fā)揮出來，所以我也期待得到相當(dāng)?shù)馁澷p。不過我受的挫折也太過可憐。人們都攻擊我，向我發(fā)出斥責(zé)、非難甚至厭惡的呼聲來。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輝格黨，托利黨，國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家，宗教家，愛國者，宮廷中人，都眾口一詞地對我大光其火，因為我竟敢對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運灑一掬同情之淚。更令人喪氣的是：當(dāng)他們第一波憤怒的狂潮迸發(fā)之后，這部書似乎已被世人們拋至九霄云外。米拉先生告我說，一年之內(nèi)，他只售出45部。實際上，在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我?guī)缀醪辉犝f有哪一位能容忍我這部書，對那些顯貴或文豪而言更是如此。不過英格蘭大主教海林博士（Dr. Herring）和愛爾蘭大主教斯通博士（Dr. Stone）卻似乎是兩個鳳毛麟角的例外。這兩位主教曾經(jīng)分別捎口信給我，囑我不要氣餒。

不過我得承認(rèn)，我最終還是氣餒了。若不是當(dāng)時英、法兩國爆發(fā)了戰(zhàn)爭，我肯定會退隱至法國的某個省城，改名換姓，再也不回我的母邦。不過這個計劃在當(dāng)時既然不甚合乎實際，而且后面的卷帙也大有進(jìn)展，所以我就決心鼓起勇氣，繼續(xù)努力精進(jìn)。

在此期間，我在倫敦印行了我的《宗教自然史》以及其他的一些短章。它雖發(fā)表于世，卻相當(dāng)?shù)劁螞]無聞，只有赫德博士（Dr. Hurd）寫了一本小冊子來攻擊它，帶有沃渥頓學(xué)派所特有的那種偏執(zhí)，暴躁，傲慢和刻薄。相對于其他作品所遇到的冷遇和漠然，這本小冊子算是給了我些許安慰。

1756年，在第一卷出版之后2年，我的《英國史》的第二卷也出版了，這一卷涵蓋了自查理一世之死到（光榮）革命這一歷史時期的英國史。與上一卷相比，該卷較少引致輝格黨人的不快，也較受歡迎。它不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讓其不幸的兄弟得以抬起頭來。

不過，我雖然憑經(jīng)驗知道：輝格黨握有一切可以賞賜的政治和文學(xué)方面的權(quán)位，但是，我仍不愿意屈服于他們那種毫無意義的喧嚷。所以，就斯圖亞特朝前兩個國王統(tǒng)治時期的歷史而言，作為繼續(xù)研讀和沉思的結(jié)果，我雖然在其中改動了百余處，但凡是改動過的地方，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托利黨。真的，要認(rèn)為此前的英國憲法是一個擁護(hù)自由的規(guī)范方案（regular program of liberty），那是很可笑的。1759年，我印行了我的都鐸朝統(tǒng)治時期英國史。人們對該書所吐露的喧嚷，幾乎不亞于斯圖亞特朝前兩個君主統(tǒng)治時期英國史。伊麗莎白統(tǒng)治時期的歷史特別令人生厭。不過在這時候，對于一般愚人的觀感，我處之泰然。因而我繼續(xù)恬然自足地生活在愛丁堡的隱遁處，并寫完了早期英國史，共兩卷，于1761年刊印，所得到的只有一點勉強(qiáng)說得過去的成功。

不過，我的著作雖然經(jīng)受了這樣的狂風(fēng)暴雨，但它們?nèi)匀贿M(jìn)展順利，因而書商所給我的版稅競?cè)淮蟠蟪^了英國此前所知的任何作品的版稅。因此，我不僅獲得了經(jīng)濟(jì)獨立，而且富甲一方。我于是退隱至蘇格蘭的故鄉(xiāng)，決意不再涉足世事。那時，因為自己從不曾拜謁過任何一位大人物，甚至也不曾邀好于任何權(quán)貴，所以頗為自得，并愿借隱居把這種自得之樂維持下去。現(xiàn)在我既然50有余，所以自己打算在這種哲學(xué)的生涯中度過自己的余生。不過在1763年時，我卻接到素昧平生的赫特福德伯爵的招請，讓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他允諾我不久即可就任使館秘書：同時，我實際上執(zhí)行的也是秘書之職。這個建議雖然富有引誘力，但我起初卻辭謝了。一則是因為我不愿意和權(quán)貴打交道，二則是因為我恐怕巴黎的禮讓文雅，繁華都麗的社交圈，也不適宜于我這樣年紀(jì)和性格的人。不過那位伯爵既然一再敦請，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提議。就快樂講，就利益講，我和那位貴族相處，是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后來和他的兄弟康威將軍相處，也是很幸福的。如果人們沒有見識過其風(fēng)尚的奇特之處，那他們永遠(yuǎn)想象不到我在巴黎從各種階層，各種地位的男男女女那里受到了什么樣的款待!我愈是回避他們那過度的禮讓謙恭，他們愈是對我表示禮讓謙恭。不過在巴黎往，也能得到一種真正的滿意，因為那個城市中富有、聰明、睿智而文雅的人們，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一度曾打算終身定居在那里。

此后，我被任命為使館秘書。1765年夏，赫特福德伯爵離開我，因為他已經(jīng)被任命為愛爾蘭總督。我做了代理公使，一直等到里奇蒙（Richmond）公爵那一年年底赴任后才作罷。1766年初，我離開巴黎，夏天又去了愛丁堡，我去那里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樣，仍是打算讓自己隱居在一個哲學(xué)的隱遁處。我返回那個地方時，比我離開它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是更為豪富了，可是因為赫特福德的友誼，我卻有了更多的錢，較大的進(jìn)項。那時我正打算試試，多余的家資會發(fā)生什么結(jié)果，一如我先前試驗我的小康時那樣。但在1767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請，讓我去做次官。因為那位先生的人格和我同赫特福德伯爵的關(guān)系，使我不能辭去那種邀請。后來我返回愛丁堡，很是富裕（因為我每年有1000鎊的收入），健壯，而且雖然年邁，但還希望久享清福，并看著自己聲名日起。

1775年春，我患了腸胃癥，那種癥候在一開始并不曾使我驚恐，不過我想它嗣后卻成為致命的、無法治療的病癥。現(xiàn)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沒有因為我的疾病受了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體雖然很衰弱，可是我的精神從沒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要我指出我一生中哪一個時期，是我最愿意重過一次的，我一定會挑出這一段晚年的時光。我的研讀仍如以往那樣熱烈，我的談笑仍如以往那樣快活。而且我想，一個人已經(jīng)到了65歲，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幾年患疾的光景。而且我雖然看到，有許多征象，預(yù)示著我的文名終究會顯耀起來，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幾年來享受它。我到此時對于生命算是最無牽掛的了。

現(xiàn)在我可以回顧一下我的性格，結(jié)束此文。我的為人，或者寧可說，我從前的為人（因為我現(xiàn)在說到自己時，應(yīng)該用這種過去說法；這樣一來，倒使我鼓起勇氣來，吐露自己的意見），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藹，愉快而善與人親昵，最不易發(fā)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雖是最愛文名，可是這種主情也并不曾使我辛酸，雖然我也幾度遭遇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檢束的人也樂與我相處，正如勤懇的人和致力文藝的人樂與我相處似的。我因為與歉抑的女子相處，覺得特別快樂，所以她們待我也很好，使我沒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總而言之，許多人雖然在別的方面都超卓，可是也往往遭到人的怨謗，致使自己不悅。至于我，則不曾被誹謗的毒齒所噬、所觸。我雖然置身于各政黨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為我對他們平素的憤怒處之泰然，他們反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們從來沒有遇見任何機(jī)會，來給我的品格和行為的某些方面辯護(hù)。狂熱的信徒們并非不愿意捏造并傳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們從來找不到可以令人有幾分相信的事實來。我并不是說，我給我自己所寫的這種安葬演說沒有摻雜任何虛榮心，不過我希望，我的這種虛榮心并沒有錯置，這是一種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