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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陳勝建立張楚到項羽為西楚霸王,楚地的政治重心由陳到彭城發生了一次轉移,這種轉移始于楚懷王之時。陳勝初起之時,攻占陳而以之為都,這中間當有兩重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陳毗鄰鴻溝,交通便利,為楚國晚期的都城,楚人在此地勢力較大。戰國晚期,秦始皇的兩次東巡除了君臨其少時生活過的邯鄲之外,另一次即是親臨滅楚的前沿郢陳,足見其對此地之重視。陳不僅成為楚復興的精神象征,甚至成為整個反秦陣營的一面旗幟。是以當陳勝死后,張楚余部數次復陳為都,第一次是陳勝蒙難之后未暇呂臣即復陳為楚:“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此后陳復為秦左右校所攻占,黥布復收之為都:“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第二個原因則在于陳處于攻秦武關和函谷關的中心點上,坐鎮于陳可以有效指揮各路攻秦大軍,而從張楚政權建立伊始即發兵函谷關、武關,東北攻滎陽,可見陳勝是銳意攻秦而圖一舉滅之的,正是如此,陳自然成為一個重要的前敵指揮中心。但是,隨著陳勝西征的各路大軍次第失敗與秦軍東向反攻的開始,陳在進攻意義上的優點不復存在,而反倒處于易于受到攻擊的不利地位,是以陳勝沒后,陳數度淪陷。
項氏叔侄渡江而西,楚地兵勢復振,待其立懷王后,“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臺”。當時的楚都盱臺遙在洪澤湖之南,而從項梁大會諸將于薛,且此后其活動皆不在盱臺可知懷王當時所都之地不過是一個政治花瓶而并非實際的政治中心。然則自項梁兵破定陶,楚國內部的情況變得復雜起來,不甘寂寞的懷王開始力圖掌握主動,一方面拉攏陳勝舊臣呂臣及劉邦、宋義等將領以分項羽之勢;另一方面懷王所都的盱臺遙在洪澤湖之南,不利于及時預于形勢,因而從盱臺遷都彭城,而遷都彭城在當時的另一重意味則是就齊而尋求奧援。“楚兵已破于定陶,懷王恐,從盱臺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宋義被懷王立為上將軍,從宋義送子宋襄赴齊為相足見楚聯絡齊國排擠項氏勢力的用心。當然,齊楚彼此關聯對于抗秦圖存也是有利的。
隨著項羽分封的塵埃落定,其王九郡奪彭城而都之。關于項羽不都關中而都彭城,歷來為人所詬病。韓信與劉邦論及項羽之失則曰:“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太史公亦將項羽都彭城看作是其走向滅亡的原因之一,其曰:“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顧炎武認為顏師古之說“乃背約,非背關也”,亦即舍棄關中四固之險要而都彭城之謂。山河千載不變而時勢歷代不同,是以顧祖禹開篇即論及疆理擘畫之道而曰:“州域之建置有定,而形勢之變動無方。”定都之理亦然,單純從形勢而論及都彭城與都關中之優劣,自然彭城有諸多之不及,但是我們看待項羽定都的問題亦當與看待其分封問題一樣,不能將之看作是終究之計,這兩者皆是項羽試圖邁向大一統帝國而不得不行的權宜之計。然則歷史的發展使項羽擘畫的邏輯歸向中道而止,所以我們無法看見那一幅永遠無法打開的歷史畫卷。
王子今先生引宋人黃震之論而認為“其實項羽本來就無‘爭天下之志’,‘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心’”是不妥的,項羽早在少年之時即有“取而代之”之志。關于項羽謀求帝業的系列擘畫,田余慶先生在《說張楚》一文里亦有精辟論述:“項羽不會自安于稱楚王而長久地與諸侯王并立,不會眼看著業已空出的帝位而毫不動心。所以他除了在分封諸侯王中隱伏心機以外,還有其他一些動作。第一步,他把楚懷王升格為楚義帝,以楚帝代替秦帝的法統地位,并就此承認帝業的合法性。他自己則暫居西楚霸王,繼續作諸侯的盟主。第二步,他徙義帝于郴而又殺之,這樣就使楚帝名號暫時空懸起來,使自己有靜觀待變、斟酌處理的余地。第三步,他合乎邏輯的措置是,作好各種善后以后,自己名正言順地登上楚帝的寶座。但是項羽沒有邁開這最后一步,形勢就急遽變化,自己立刻由主動變為被動,作楚帝的機會也永遠消失了。”王先生正是認定了項羽無大志方才在其安于歸故鄉上立論而極言彭城地理之優。
誠然,彭城之地緣優點歷代皆有論及,顧祖禹在論及徐州府之地緣優劣時多有援引,三國時期的呂蒙曰:“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今日取之,操后旬必來爭。”南朝宋人王玄謨曰:“彭城要兼水陸,其地南屆大淮,左右清、汴,表里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禁衛周固。”南朝陳人顧野王曰:“彭城險固,繇來非攻所能拔,且其地形都要,不特捍蔽南國,為必爭之地,而自昔東南用兵,莫不繇此以臨諸夏矣。”北宋人陳無己曰:“彭城之地,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泗,故于兵家為攻守要地。”蘇軾曰:“徐州為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概括諸家之論,彭城的地緣形勢特點在于其是南北之沖要,四方交匯之樞紐,為必爭之地,這正是彭城重要性之所在,那么定都于這么一個“爭地”之上的原因自不在于其所謂“險固”,自當有其“必爭”之形勢使然。
史念海先生提出了項羽定都彭城是出于經濟考慮的觀點,他說:“如果僅從經濟上來觀察,項羽的東都彭城,并沒有什么可以訾議的地方。”但是他又說:“他對于選擇首都,只著眼在經濟的觀點,而沒有想到建國的大計原是多方面的,單解決經濟上的困難是不行的。東南固然富庶,是西北趕不上的,可是西北馬匹的精良和人民的強悍,也是東南所趕不上的。尤其是秦漢之際去戰國未遠,昔日的風流余韻還未完全泯滅,所以這方面更是重要。項羽和漢高帝雖并起于江淮之間,可是漢高帝出關東征的時候,部下除過若干將帥之外,大部已經換成關隴巴蜀的士卒了。項羽僅就這一方面著眼,終久吃了大虧。”史先生之說且不說前后矛盾,僅就項羽士卒戰斗力之論就忽略了基本的歷史事實,項羽何以能威服諸侯呢?不正是在于楚軍的勇猛與旺盛的戰斗力么?西北士卒之英華者王離大軍不正是慘敗于這關東楚軍么?而且史先生是論亦是認定了項羽都彭城即為一終極事件而為之找原因附會,這勢必衍生出諸多難以自圓其說的枝蔓來。
項羽雖則被后世目為殘暴,但是屠城之事連號稱仁厚長者的劉邦在西征中同樣為之,“南攻潁陽,屠之”。項羽的身份與劉邦不同,如何處置秦國后亦必為諸侯所矚目,對此姚磊的解釋是:“殺子嬰,滅秦宗室亦是項羽之戰略。首先,子嬰是秦朝殘余勢力之代表,作為對秦始皇的反對,大家是不會留下這個代表的。當劉邦想收買關中之人心,留下子嬰,手下曹無傷則言:‘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如果項羽留下子嬰,恐怕亦會遭到諸侯抵制。再當時宗室的威望號召力強大,六國民心皆向著宗室,并認為立宗室為王就是恢復舊國。項羽封章邯為王,阻擋劉邦,必然要為章邯除此隱患,斷絕秦人復國之念。否則,秦人有死灰復燃之勢,必然影響項羽戰略大計。”且項羽坑殺章邯大軍亦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章邯有此二十萬大軍于項羽而言自然是芒刺在背,一旦其待時而起后事皆難預料,殺之而章邯就不得不仰仗楚人之支持方能立國。
項羽對于關中和齊地皆加以肢解,此舉所將引發的激烈反彈亦必是其預料到的。項羽都彭城正是利用其處于東向地軸沖要的樞紐地位以便對諸方尤其是齊地可能的變故迅即作出反應,另外項羽自王九郡、定都彭城而處于四戰之地,正是仰仗其驍勇強悍的軍隊以作出快速反應出擊四方。是以,項羽都彭城本身即是為戰計而非坐守之勢,其地緣擘畫的藍圖就是欲利用這種肢解和裁置加上楚軍強大的戰力,利用諸侯間對分封的不滿和異動而將其各個擊破,這方是項羽自立于四戰之地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西楚霸王睥睨天下的英雄氣概之體現。
本文摘自《帝國的骨架:先秦、秦漢地緣政治結構變遷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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