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情感與歷史——多學科視野下的近代中國

2025年11月1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辦的“性格，情感與歷史”主題工作坊在中國歷史研究院閱微廳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十余位專家學者與會討論。

與會者合影

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室研究室副主任趙妍杰副研究員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主任李在全研究員致辭。李在全首先回顧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傳統，指出本次工作坊以情感、性格研究為主題，能夠拓展近代史研究的視野，對于近代史研究是一個很好的補充。李在全也表示，針對相關主題進行多學科的交流和討論，有利于豐富和提升我們對近代史研究的理解。最后，李在全希望各位與會學者能夠充分交流，暢所欲言。

第一場報告由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柴英編審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高波教授作題為《錢穆論“時代心情”：讀〈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的報告。高波認為錢穆所說的“時代心情”所反映的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而是一整個時代的心境。在錢穆看來，詩文相較于經史更能體現“時代內蘊之心情”。在這篇文章中，錢穆也毫不回避他的“時代心情”即民族主義觀念。錢穆驚訝于明初開國士人并非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對明朝的建立和蒙元的失敗感到歡欣鼓舞，而他也希望將這一“時代心情”展現出來。高波認為這篇文章不僅在情感史的方法論意義上對我們有所啟發，而且對于理解宋以來的夷夏觀念結構以及士大夫群體在夷夏的觀念結構變遷中發揮的作用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清華大學歷史系王東杰教授認為，高波的報告提示了我們“詩文證史”對歷史研究的拓展。就報告中涉及的歷史中“有我”與“無我”的問題，王東杰認為歷史研究其實就是不同的“我”之間的對話。具體到夷夏之辨這一觀念結構，王東杰認為元末明初與晚清顯然是不同的，這也提醒我們思考應該用什么樣的范疇來評價時代與歷史。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王利平教授作題為《重審韋伯的新教教派命題——以芝加哥大學建校史為例》的報告。王利平認為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起源與美國新教教派有著密切關聯。她從馬克斯·韋伯的《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切入，韋伯發現美國的宗教生活與商業活動密不可分，具有明顯的反教條和反建制特征，推崇直覺和信仰的純粹性。而美國新教教派正是由一些自認為信仰純粹、宗教精英感強烈的群體組成。在美國政教分離的背景下，美國不同的新教教派將教育視作一種爭搶教徒、擴大影響力的手段，由此推動了美國早期各類大學的創立。具體到芝加哥大學成立的初衷，是19世紀美國浸信派試圖在美國中西部建立一所輻射整個美國中西部的大學。而他們的目標則是建立一所研究型的大學以區別于早期美國東部的精英大學。高波認為王利平的報告反映了美國新教教派在社會改造中的作用，涉及到了美國建國史、多元大學體制的建立等許多問題。高波進一步提到芝加哥大學與早期美國大學的區別，芝加哥大學與美國資本主義“鍍金社會”之間的關聯，20世紀的美國大學如何同逐漸官僚化聯邦政府打交道等問題。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果教授作題為《集團生活：國難的道德制裁與倫理救贖》的報告。王果教授從胡適九一八事變后對中國政治倫理的提問出發，分析了九一八事變后胡適、傅斯年與梁漱溟、盧作孚、晏陽初解決政治倫理的不同路徑。胡適、傅斯年等寄希望于國民政府，希望通過道德和倫理來重振國家政治，包括“新生活運動”也基本延續這一邏輯。而同期梁漱溟、盧作孚、晏陽初等則認為應當通過改變組織生活來改變政治倫理，通過集團生活改變人與人的依賴關系和社會的組織力，通過“經驗”來變“先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劉文楠副研究員認為“新生活運動”內在的邏輯本質上是組織國家力量進行經濟建設的思路。他們與鄉村建設派最大的區別恰恰在于只注重建設而缺少內在的道德倫理內核。而30年代胡適、傅斯年的救亡思路實際上延續的是此前科玄之爭的問題意識，他們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從頂層設計解決國家能力。

第二場報告由北京大學中文系袁一丹副教授主持。清華大學歷史系王東杰教授作題為《語言、身體、技術和革命的感覺》的報告。王東杰指出革命在很多時候不只是字面意義上表現的涵義，而是它喚起了一種什么樣的行動感覺。王東杰教授從語言、身體、行動、感覺。革命的技術與工具等層面，分析了革命如何通過這些具體的事物，激發民眾產生一種抽象的“革命感”，將個體的革命與集體的革命、在場的革命與不在場的革命聯系起來，從而形成一種革命的“通感”。北京大學中文系季劍青副教授認為，“革命的感覺”實際上革命者為了維持革命的秩序，通過各種感官資源的再分配，使革命的參與者始終認為自己生活在革命中，從而實現革命的生產和再生產。他進一步提到革命者的語言從一開始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煽動性，這是由革命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革命的實踐性要求其必須完成快速的動員，因而相較于理性，訴諸感官是一種更為直接的方式。

北京大學中文系季劍青副教授作題為《從培植“善勢力”到反抗“惡勢力”——惲代英“五四”后的實踐》的報告。季劍青注意到惲代英組織學生團體的最初目的在于在“惡勢力”之外重新培植“善勢力”，希望通過理學的方式讓學生團體自我訓練，提高學生團體的道德修養，并通過小團體的聯合，在小團體內進行社會建設事業以解決社會問題。但隨著利群書社的經濟困難，惲代英重新投身被他視作“惡勢力”的教育界，他的革命觀念逐漸發生變化，由強調建設善勢力轉向反抗和破壞舊的惡勢力。季劍青副教授指出，惲代英的這種轉變只是社會地位變化所引發的行動策略的轉變，其內在改造社會和強調道德修養的目標仍然一以貫之。南開大學中文系邱雪松教授認為，季劍青副教授的報告貫穿著兩條線索，一是地方知識青年同中央的互動，二是惲代英如何在集體與個體之間轉化。而這兩條線索又恰恰與五四和后五四時期社會形勢的極大轉變有關。而惲代英的轉變也與他的師范學校出身有一定關系。邱雪松教授并引出一個問題，即五四以前在地方上自發形成的學生團體為什么會和五四的目標高度契合，這背后是否存在著一些地方因素的影響。

南開大學中文系邱雪松教授作題為《“人群中的人”：文藝青年沈振黃的社會學考察》的報告。沈振黃作為一名出身優渥，在軍政系統有著豐富人脈的青年，最終卻轉向了文藝道路。邱雪松認為，中學時期的沈振黃受到了《沉淪》《中學生雜志》等的影響，逐漸投入新文藝事業。中學畢業后的沈振黃則由于出版業的發展和大學生就業的困難，憑借與顧均正的學緣關系進入出版業。這一時期他的興趣轉向了木刻藝術，為左翼小說作版畫，沈振黃的這一轉變無疑迎合了時代轉化的要求。隨后的失戀讓他轉入生活書店工作，在這里他開始創作時事漫畫。在七七事變前后，救亡成為主旋律，沈振黃的思想中左翼文藝的色彩逐漸濃厚，并最終轉變為一個完全的救亡青年。而沈振黃犧牲后社會各界對他的評價，也反映了文藝界對國民黨和抗戰從激情控訴到政治覺醒的軌跡，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第二條戰線轉變的內在邏輯。王利平認為，沈振黃的轉變的背后可能有著一代人的思想轉變。而沈振黃從文藝青年向救亡青年的轉變不僅是時代主題的轉變，也可能蘊含著沈振黃個體生命歷程的轉變。

第三場報告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季劍青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田耕副教授作題為《民性與俗傳：略論早期中國社會科學認識習俗的兩個基本線索》的報告。田耕指出近代中國“俗民”與“民俗”兩個概念相互糾纏。蔡元培和江紹原都曾在現代意義上對人類學和民族學做出區分，而他們所接受的這種民族學觀念深刻受到德國俗民學觀念的影響，后者強調德國對殖民地文化的正統性。具體到中國的“俗民”研究，田耕以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和清末法律習慣調查為例，兩者對“民俗”的調查實際上更多都是落實在“民之性情”的層面，這一意義上的“民族”更多是作為呈現非進化論意義上的民之性情的載體，本質上是從方志中剝離出來的產物。田耕進一步從20世紀學術史的角度出發，認為清末的法律調查更接近大陸法意義上的法律習慣調查，其不同于普通法意義上通過重新整理法律習慣讓地方初民擺脫文化貴族的統治，而是通過深入民事習慣以方便立法，其本質是民法體系、法律習慣和法教育學的三位一體。高波認為田耕的報告站在歐洲學術史的脈絡中理解中國學術的發展，并且注意到了德語系學術與英美系學術傳統的差異及其在中國的不同表現。高波進一步提出問題，即在近代社會學的各種傳統中，法國社會學處于一種什么樣的位置，對中國有沒有影響。田耕表示法國學者在當時很少有類似的回應。

北京大學袁一丹副教授作題為《告白的激情：以血肉生命兌換的徐祖正日記》的報告。袁一丹首先談到了徐祖正的基督教背景和《徐祖正日記》的重要性。在她看來，徐祖正的日記通過一種絮語的方式傳達自己的生命，將自己的內在當作一種自然來觀察和追逐。而他公開發表自己的日記則是一種悲壯的對自我的剖白。袁一丹認為徐祖正發表自己日記的動機，就在于通過公開自己最私密的日記表露自己的愛，通過戀愛的方式喚醒內在的神圣之力，愛本身成為個體生命意義的錨點。而告白則與以基督教為媒介的自白制度有關。告白是一種扭曲的權力意志，以一種柔弱的姿態獲得主體對生命的支配權。徐祖正通過公開的告白將內在生命的激情向外傾注與燃燒，而在激情熄滅后，他的日記就成了他向內觀察和追索的一種方式。北京大學中文系路楊助理教授認為，袁一丹的報告涉及到個體的成長和塑造、情感表達的裝置。跨文化和跨語際的流動、日記研究的范式，日記中展現實際生活的感受等多重問題。路楊也指出，徐祖正的這種書寫方式在此后一定程度上為沈從文所延續下來，形成一種共通的浪漫的方式和人格的延續。而如何在這些所謂的“浪漫的一代”中如何發掘不同的個體和自我，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北京大學中文系路楊助理教授作題為《“浪漫”的分叉：“后五四”時期新文壇“戀愛小說”風尚》的報告。路楊認為，1920年代新文壇“戀愛小說”的寫作風尚，處在五四時期的自傳體小說和1928年以后的革命戀愛小說之間，覆蓋了不同代際、社團、流派的知識分子。在這一文學風尚內部，以郁達夫和張資平的創作最為典型，而兩種類型也反映了新文學自身的分化。在主題上，1920年代的戀愛小說都以“愛欲”為主題，但其重心逐漸從20年代初期的“浪漫愛”轉向對欲望的正視，在內容上，郁達夫式的創作強調愛的精神性和純潔性，而張資平式的創作強調戀愛的現實性。在敘事方式上，戀愛小說逐漸從自白式的抒情轉向獨立的思辨與討論。在寫作倫理上，其他創作者通過有意識地模仿郁達夫和張資平的寫法，創作看似是戀愛小說的非戀愛小說，從而實現新文學生產模式的閉環和延伸。路楊認為，通過戀愛小說所體現的文學風尚進入到社會風尚，在看似同質性的文本中發現其背后的偏移。能夠幫助我們厘清個體風尚與集體風尚之間的糾纏，并反映當時情感結構的變化。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秦方認為，路楊的報告呈現了浪漫故事的主體和內在情節的邏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情感革命并非一種學術上的發明，而是內嵌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而戀愛小說的種類恰恰呈現了社會的多樣性，反映了當時的年輕人對現代性的思考。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張霖副教授作題為《從情感勞動到政治勞動——關于現當代文學中女店員的微笑問題》的報告。張霖認為自1930年代產生的中國女店員群體在社會形象上經歷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在此前，中國新文學中鮮少有職業女性的形象，即使是作為職業女性的女店員，在新文學作品中也往往被忽視，而在社會輿論中她們的地位也很低，被視作出賣色相的花瓶，情感勞動的服務者，盡管她們自己和她們的雇傭者認為她們是有技能的職業女性。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婦女解放、勞動光榮等觀念的廣泛傳播，女店員群體看似擺脫了這一“花瓶”的形象，但這一現象只是被掩蓋而從未消失。袁一丹認為，張霖的報告從文學的角度切入討論新女性，從女店員群體這一角度進行發問，這是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就新文學中女店員群體被忽視這一話題，袁一丹認為這也涉及到不同的職業與不同城市文化、閱讀文化之間的關聯。

第四場報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劉文楠副研究員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夏寅博士作題為《時代與個人生活的復雜轉捩：江紹原的求學、運動與婚姻》的報告。夏寅認為江紹原雖然后來逐漸脫離了五四，但其早年生活深刻卷入到五四的大潮之中。夏寅從江紹原的求學生涯、五四時期的活動、婚姻和情感的經歷，展現了江紹原作為一名經歷五四的青年如何逐漸偏離了五四的軌道，并由此呈現五四作為一個時代的大潮和公共話語如何滲透到個體的私人生活體驗之中，而個體又是如何在多重因素的交織之下對五四的時代強音作出不同的回應。張霖認為夏寅的報告以江紹原為個案呈現時代與個人雙向呼應之間的豐富性，從江紹原的生命歷程來呈現其在時代浪潮中的矛盾。張霖也提到，大學教育之前的教育經歷是否對江紹原造成了影響。包括江紹原妻子之內的許多嫁給青年的新女性回歸家庭后的生活和聲音是什么樣的，這些都是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

安徽大學歷史學院江明明博士作題為《主義之外青年“煩悶”的出路：1929年大夏大學首創導師制新詮》的報告。江明明注意到，大夏大學的師生正是因經歷種種苦悶而離開廈大創辦大夏大學，所以他們最初希望建立一所師生平等、融合各種教育理想的大學。但隨著國家主義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力量的滲透，校內出現主義之爭，原本和諧的師生關系遭到破壞。學生群體的斗爭一直延續到北伐之后，戀愛、主義和虛無等因素加劇了學生的煩悶。因而大夏大學的一些教師在克伯屈的建議下試行導師制，企圖通過導師以身作則的方式引導學生脫離主義和政治回歸學術。這一制度最初有一定成效，但較高的要求使其根本無法持續。隨著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推進，導師制最終被改為訓導制。田耕認為江明明的報告實際上可以延伸到另一個問題，即政治文化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激發青年，在何種程度上能使青年煩悶。田耕也提到，大夏大學的導師制顯然與美國大學導師制的形式不同，這一制度產生的本土因素是值得繼續注意的。

首都師范大學秦方副教授作題為《禮與情：近代男性知識分子的孝道表達與實踐》的報告。秦方認為“孝”在近代是禮、法、情的三位一體。在近代，孝逐漸由“孝道”轉變為“孝行”，孝的道德性被弱化，轉變為家庭中男性與女性的責任。但在實際生活中，離家的青年男性更希望尋覓遠離家園的理想生活，很多時候他們并不能盡到孝的責任，對于他們而言，孝道只是一個形式上的表現，是對其真摯情感的掩飾。而這個照料的工作實際上都由妻子來做。這種形式主義的孝道實際上將女性置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副研究員趙妍杰認為秦方的報告展現了近代中國的家庭革命從“說”革命到“干”革命的過渡。沒辦法自我選擇的女性只能在男性的選擇中適應。那些經歷了變革時代的女性未必獲得了歷史進步主義意義上的解放，而可能遭受了一種新的困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趙妍杰副研究員作題為《政治人物的性格與中原大戰的演進》的報告。趙妍杰主要以閻錫山為切入點，分析了中原大戰前后閻錫山對蔣介石態度由“迎蔣拒汪”到“迎汪拒蔣”的轉變，這一態度的轉變出除了與時局的關系外，還可能與閻錫山個人相對保守、謹慎的性格有關。而中原大戰的發生與走向也許同閻錫山、蔣介石的個人性格有著密切關系。李在全認為在近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性格固然深刻影響到中國政治的走向。但對于政治人物性格的分析要更多地置于政治自身的規則中進行審視。

在最后的圓桌討論環節，與會的專家學者就情感與性格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情感史研究的邊界，情感研究與語言表達的關系，情感史研究的長時段問題等進行了交流和討論，工作坊在熱烈的討論氛圍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