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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河湯湯,流淌著石家莊千年的歲月印記。石家莊日報記者 董永博 攝
上篇:石家莊區域歷史的起源和演變
石家莊區域形成的歷史必然性
石家莊是一座因鐵路而生的城市嗎?
這個說法若干年前曾廣為流傳,近年來已經減少,因為它只看重了表象,而忽視了厚重的歷史積淀——千百年來區域歷史一脈相傳的內在聯系。猶如一棵參天大樹,它一定是承受了日月精華的哺育,吸吮了滄桑大地的養分,經年累月才根深葉茂的。
狹義的近代石家莊,是近代工業的興起、鐵路的修建,才使她迅速崛起,成為一個工商重鎮。但廣義的石家莊“這一帶”(我們姑且稱為石家莊區域)歷史很悠久,文化底蘊很厚重。石家莊,的確是從歷史深處走來。
考古證明,石家莊區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從新石器時代,就有了人類生活的印跡。從商朝開始,就有了人群聚集的城邑。從春秋戰國開始,就萌發了最早的區域形態。從秦統一全國后,基本形成相對穩定的行政區劃。
今天的石家莊與歷史上的區域有沒有內在的聯系?答案是肯定的。
打開歷史書卷,人們會驚奇地發現,今天石家莊一帶早在2700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區域框架的雛形,鮮虞國、中山國先后登上歷史舞臺。
秦統一六國后,郡縣制廣泛推行,隨著東垣縣、恒山郡的設置,相對穩定的石家莊區域有了基本輪廓,并且一直延續傳承,范圍雖時有盈縮,但2200多年來經朝歷代,從來沒有中斷過。
一個數千年歷史的區域傳續是偶然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它有著歷史的必然性。
太行山的護衛和滹沱河的滋養。太行山中段、曾經是五岳之一的古恒山(在今曲陽縣與阜平縣交界的大茂山),像一扇巨大的屏風,阻遏了來自大西北的寒流,而挽留下東南方的暖濕氣流,確保了山下大地溫潤宜居;它又像一羽展開兩翼的雄鷹,把守著太行要道,抵御戰爭襲擾,護佑河北平原的安全。由此,秦朝將這里的行政機構命名為恒山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有山就有水。古北岳山脈之下,有一條大河——滹沱河蜿蜒流過,貫穿了石家莊區域。從遠古以來,她與太行山一起,伴隨著石家莊區域的年年歲歲,榮枯著這里的一草一木。滹沱河是我們的母親河,實至名歸。
正是這一山一水的滋養,帶來了優良的生態環境,充沛的水源,富饒的土地,早早就為人居繁衍提供了適宜條件,也為石家莊區域的形成和發展鋪設了溫床。
背倚古恒山、帶繞滹沱河,乃天下形勝。中華民族發祥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依河而居,便于農耕和漁獵。石家莊的先民們也不例外,早早就定居于滹沱河畔。
經濟活動的緊密性。史載,石家莊區域從新石器時代,就有了桑麻、絲麻織品的生產,從商周時期,就開始種植小麥,從明代開始種植玉米和棉花。在生產水平相對低下、交通不夠發達的古代,需要一定范圍內的“抱團取暖”,包括共同抵御自然風險,以及近距離的產品交換、互通有無等。太行山區的煤炭、木材順流而下,平原的棉花、小麥沿陸路而上時,促成了區域經濟的緊密聯系。
軍事要沖的重要性。石家莊一帶早有燕南趙北、冀晉咽喉之稱,更扼太行八陘之一的井陘口,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著名的“背水一戰”、漢東垣之戰、唐安史之亂常山之戰、抗金斗爭的“靖康之役”、明燕王掃北的“靖難之役”的烽煙,都曾彌漫此地。
這樣一個要沖之地,歷朝歷代守邊固關皆為要務,而糧秣后勤,則需要一個地區的支撐。
秦末漢初以來的正定一帶,經濟活躍,物產相對豐富,有共同的安全需求,也有足夠的人、財、物支撐前線軍需。明代后,在此設置真定衛,統領保定、真定兩巡撫兵力,雄鎮倒馬、龍泉、固關三關,不僅凸顯了這一區域的軍事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緊固了區域的安全體系。
人文的趨同性。滹沱河兩岸,一衣帶水,人民血緣相近,相親相愛,有著相同的生活習俗和文化認同;千百年來,這里的人形成了命運共同體,具有勤勞、勇敢、堅韌、包容的性格,他們的根已經深深地扎在這片土地上。
綜上所述,地理、政治、經濟、軍事、人文諸多因素,必然促成一個相對緊密的區域,不管稱謂叫什么,如何演變,它已經活生生地存在于現實里,銘記在史冊中。
石家莊區域的歷史沿革
石家莊區域的沿革如此久遠,是一脈相承的嗎?讓我們沿著歷史的印記梳理一下。
先秦時期,石家莊區域性雛形開始顯現,代表性的是:
春秋時期的鮮虞國。為北方少數民族白狄所立,國都新市(今正定縣新城鋪),其疆域在今正定、新樂一帶。鮮虞國與鼓國(今藁城一帶)、肥國(今晉州一帶)形成城邦聯盟,后被晉國所滅。鮮虞國史料較少,有學者認為,鮮虞國主要控制滹沱河北部地區,可以說是縮小版的石家莊區域。
戰國時期的中山國。鼎盛時期,其疆界北跨今天的定州市、保定,南臨汦水(今邢臺市臨城),東越漳水達到扶柳(今衡水冀州)一帶,西至太行山東麓,疆界方圓500里,城邑幾十座。
中山國前后存在200多年,她南與趙國爭城,北隨齊國伐燕國,幾度興衰,成為僅次于戰國七雄的“千乘之國”(戰車的數量),演繹了一幕慷慨悲歌、威武雄壯的活劇,也為石家莊的歷史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與鮮虞國相比,中山國是擴大了的石家莊區域,包括了今天定州、保定、衡水、邢臺的部分縣市。
鮮虞國、中山國是擎著火把前進的開拓者,他們在2000多年以前,就奮力勾勒出今天石家莊區域的大致輪廓。
秦朝,在此設恒山郡,郡治東垣縣(今長安區東古城),石家莊行政區劃第一次在統一的中國版圖上得到了確定。其管轄范圍以東垣為中心,偏重西北而輕東南,包括今天的保定的曲陽、阜平、唐縣、滿城一帶,而缺少今天的晉州、無極等地。顯然,它凸顯了古恒山的祭祀和軍事地位,也使郡名名副其實。
兩漢至三國魏時,公元前179年,漢文帝為避其名諱,改恒山郡為常山郡、常山國;漢武帝時郡內析設真定國,領真定、綿蔓、藁城、肥纍四縣,國都在真定,一度與常山郡并列。
漢代的常山是個大郡的地理范疇,常山郡(一度也稱常山國)領18縣,地域1.5萬多平方公里,約包括今石家莊市大部和保定、邢臺的部分地區,而沒有無極和深澤等地。
從東晉16國始,常山郡轄地發生變化,郡東南分設一個區域性的中心,先為趙郡、后為趙州,再后時郡、時州。
由于地域相連,歷史同源,風物相近,趙州與真定區域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非常密切。應當說,北真(定)南趙(州)像一對孿生兄弟,共同為石家莊一帶的繁榮發展作出了貢獻。
隋唐五代時期,石家莊區域先后設恒州(鎮州)和趙州;唐開元年間,又改州為郡,常山郡之名一度復出。常、趙兩郡范圍基本覆蓋了今天的石家莊區域,只有新樂、無極、深澤,隸屬定州。
宋金時期,改鎮州為真定府,又以真定城為河北西路的治所。河北西路轄4府、9州、6軍、65縣,范圍大致北到今保定滿城、徐水,南到今黃河北岸的沁陽、武陟(包括今天的安陽、新鄉、焦作等地),西以太行山為界,東到今雄安、衡水一線。這樣看來,正定早在北宋時期,就已經是“省會”了。
宣和四年(1122年),真定宣撫使劉韐招募軍兵,岳飛聞訊從家鄉湯陰來真定應募,此事湯陰岳飛廟中還有記載。
蒙元時期,升真定府為真定路,管轄1府、5州、26縣,除了今天的石家莊市各縣外,還包括今天的保定、衡水等部分區域。這也是石家莊區域范圍較大的一個時期。
明代、清初,仍然設真定府,其管轄范圍與今天石家莊轄區差不多。從明代開始,趙州即回歸真定府管理,雖然后來一度成為直隸州,但再次回歸石家莊區域。清雍正元年,為避帝王名諱,改真定府為正定府。
歸納一下,石家莊區域行政沿革順序大致是,恒山郡(秦代及漢初)——常山郡(漢文帝后及三國)——恒州、常山郡(隋唐代)——鎮州(唐長慶元年后)、趙州——河北西路真定府(宋、金代)——真定路(元代)——真定府(明、清初)——正定府(清代雍正年后)。大致可簡化歸納為秦漢郡、隋唐州、宋金路府、元路、明清府。
石家莊區域中心治所的演變
細心的讀者發現,治所這一詞經常出現在史書中。什么是治所?通俗地講,就是區域行政機構所在的城市,也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區域發展必然有一座中心城市,石家莊區域也概莫如此。只不過,她與許多區域一樣,有過多次變遷。
東垣(真定)古城(在今石家莊市東古城)。如果不算鮮虞國的新市、中山國靈壽這些先秦時期的中心城市,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一統后的石家莊區域首任治所是,坐落于滹沱河南岸的東垣城(今長安區東古城附近)。
史料記載,東垣古城興起于2500多年前的戰國,是中山國的重要城邑,它雄踞滹沱河南岸,扼太行山口,銜燕趙,控中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秦統一中國后,在此設東垣縣,繼而成為恒山郡的治所。
西漢初,第一位與石家莊區域有直接聯系的皇帝——漢高祖劉邦,御駕親征東垣,平定代王陳豨叛亂,攻城數月破之后,將東垣更名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仍為恒山郡郡治。亂世英豪的漢高祖,是“真定”一詞的創始人,其稱謂用了1900多年。這座城市后來成為真定國國都和常山郡郡治。
元氏故城(在今元氏縣故城村)。漢文帝登基后,改恒山郡為常山郡、常山國,真定國分設后,元氏故城為郡治。這座城市以封龍文化為依托,統領四方,成為重要的中心城市,時間長達400余年。三國魏時,常山郡治由元氏故城又遷移至真定。
真定城(今正定城)。決定真定古城由滹沱河南岸遷往北岸的,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這位鮮卑族出身的皇帝,對漢文化相當崇拜,對風水學尤感興趣。公元398年,拓跋珪來到常山郡治——滹沱河南岸的真定城,看到河北岸有一處高地,名曰安樂壘——一個扎營駐兵的軍事城堡。認定是“祥瑞之地”,決定將常山郡治遷到北岸的安樂壘。
這次遷移比較徹底,連城市的名字一并帶走,安樂壘成為真定城。而原來繁華了幾百年的真定古城則被拋棄,漸漸衰敗為一個村落。
在經過多次變遷之后,石家莊區域終于找到一個穩定的中心治所,此后真定(正定)城一直是郡、州、軍、路、府的治所,承載著統領區域中心的任務,長達1600多年,直到民國撤銷府治,是石家莊區域中心治所最長的一個時期。
但是,歷史并不平靜。進入20世紀,隨著現代工業革命的興起、鐵路的修建,石家莊區域中心治所再次變遷,她的名字叫石家莊。
綜上所述,石家莊區域治所的沿革比較清晰了,大致是:東垣城(恒山郡、常山郡郡治)——元氏故城(常山郡治、常山國國都)——真定古城(恒山郡治、真定國都城、常山郡治)——真定城(安樂壘,隋唐時期恒山郡、恒州、鎮州治所,宋金元時期河北西路、真定府路治所,明、清初真定府治所)——正定城(清正定府治所)——石門(民國時期)——石家莊(新中國成立以后)。
在粗略梳理石家莊中心治所演變史后,我們發現了一些規律,即區域的緊密性和穩定性。
除了趙州在若干時期的分設外,大多時間,中心治所管轄的是今天石家莊區域,帶有一定的穩定性,說明這一帶經濟社會內在的必然聯系。它令人信服地說明,東垣——元氏——真定——正定——石家莊,是這一地區歷代中心城治的延續。這種延續,既是地緣上的延續,更是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延續。這就是石家莊今天之所以成為河北省省會、畿輔重鎮的歷史淵源。
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治所的幾次遷徙,都是圍繞滹沱河和正定完成的。由東垣古城到元氏故城,再到真定古城,再到安樂壘(真定、正定),最后到今天的石家莊,幾次變遷,像是有條線,在兩岸劃了個不規則的曲線,最遠不過30公里。
說明了什么呢?我以為,是這座城市的親水性和近文化性。畢竟,滹沱河是哺育這座城市的母親河,依戀在母親懷抱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正定古城是這座城市的文化根脈,延續了千年文明,親近它,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你看,一條不息的河流,灌溉著萬千良田沃土;一脈文化之水,滋養著蕓蕓眾生,誰說這不是一個設城的好地方呢!
近代石家莊的崛起與中心城市的形成
近代石家莊的崛起僅僅是因為鐵路嗎?答案是城市的源頭不僅是鐵路,近代工業的興起和發展,是這座城市出世的重要拉動力。
史載,山西省和井陘縣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宋代起開始手工開采。鴉片戰爭之后,近代工業煤礦于19世紀末誕生,井陘煤礦也于1898年成立。隨著生產水平大幅提升,資方和地方政府有了煤炭外銷的強烈沖動。山西方面尤甚。但“晉省僻居西北,少水多山,不通舟楫”,為此要打通出省的最近通道——井陘口。于是正太鐵路幾經蹉跎,應運而生。
概括地說,由于近代工業生產水平的提升,促成了煤炭等商品的外銷需求,催生了一條鐵路;而產供銷的“一條龍”配套服務,及其衍生產業的興起,又催生了一座新城的迅速崛起。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
當然,按照歷史邏輯分析,石家莊的崛起,并沒有改變石家莊區域的格局,而是帶來了區域中心城市的更替。由于多種因素,千年古城正定沒有把握住機遇,區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拱手讓給了一座新城。
史料記載,隨著正太鐵路的開通,正定的政治、經濟、交通優勢日漸式微,中心地位漸行漸遠,而石家莊因鐵路而興,展示出生機勃勃的發展力。
但是,歷史不會完全重復。與歷史上的治所變遷不同,石家莊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是漸進的、逐步完備和被認可的,有其特殊性。
遷徙的不同性。歷史上每一次治所的遷徙,都是行政命令的結果,其地位和作用由國朝頒布確認;而石家莊的中心地位最初不是行政意志的產物,而是因現代工業的萌發,交通運輸、經濟發展而自然形成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一座自學成才的中心城市。
承接順序也有不同。它不像先前的治所那樣,首先成為政治中心,因為政府不可一日“停擺”,衙門要馬上開門辦公。然后再按經濟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的順序展開。
石家莊區域中心功能的承接有點“反彈琵琶”。它是先成為交通中心;然后是經濟中心、文化中心、軍事中心,最后才承接政治中心的職能。也可以說是,先具備了單一的中心城市功能,經過不斷演變,逐步完備了綜合城市的功能。
當平漢、正太兩條鐵路在石家莊交匯時,瞬時產生一個西進東出、上京津下豫漢的交通樞紐。鐵路以其運力大、時效快、成本低的優勢,迅速吸引周邊的人流、物流向這里集散。正太鐵路開通第一年,貨物運輸量達到14萬噸,1918年突破了100萬噸。
地方道路也紛紛聯通。民國年代,石家莊陸續開通到正定、獲鹿、藁城、寧晉、平山、辛集的公路,開辟了到滄州、德州、濟南的交通線。后者將鐵路平漢線與津浦線連接起來。1928年起,石家莊簡易機場建成,逐步開通了到北平、鄭州、漢口的航班。石家莊成為人們出行、運輸貨物的首選之地。
交通中心是石家莊最早形成的中心城市功能,具有基礎性功能,它牽引了城市經濟的興起。石家莊周邊的糧食和經濟作物、手工業產品找到了銷售渠道,小麥、玉米、棉花、土布、陶瓷等商品迅速集結而來,擴散而去,換回的則是百姓需要的煤炭、鐵器、洋布及日用工業品。
不止如此,依托鐵路拉來的能源、集散的農產品,又帶來了相當規模的衍生產業。1907年,石家莊第一個機車修理廠——正太鐵路機器總廠建成;1914年,石家莊第一座煉焦廠——石門焦化廠正式投產;1922年,第一個紡織廠——大興紡織廠開始運營。制鐵、木器、糧食加工產業陸續出現……
與此同時,城市化進程加快。金融業、電信、郵政等公用行業、商業服務業蓬勃發展。第一家銀行——交通銀行石家莊支行于1907年開辦,到20世紀30年代,石家莊已有銀行16家、銀號和錢莊24家,區域性的金融中心形成;糧食貿易業、百貨零售業、飲食服務業欣欣向榮,正太飯店、民國飯店、中和軒飯莊、樂仁堂藥店、扶倫綢緞莊等老字號陸續開門迎客。30多家糧倉貨棧大展身手,每年成千上萬噸糧食、棉花在這里集散。
正太飯店是石家莊最早、最豪華的飯店,曾經接待過孫中山、蔣介石、宋教仁、周恩來、彭德懷、張學良、閻錫山、九世班禪等知名人物。
這一切,都標志著石家莊經濟中心、工商重鎮的地位已經初步形成。
隨之而來的是,為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動。新式學校、戲院、電影院紛紛面世,河北梆子、絲弦、評劇、山西梆子粉墨登場,文化交流空前活躍。1924年5月,世界文豪泰戈爾在林徽因、徐志摩陪同下做客石家莊,還有美國東方教育考察團及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友人來石訪問。國內外文化、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在這里碰撞交融,形成獨具特色的石家莊文化。
交通、經濟、文化的發展,必然影響政治的變化。1913年民國政府廢除府治,正定長達1600多年的治所地位畫上了句號。
1925年民國政府批準設立石門市,雖然后來一度緩辦,但從那時起,石家莊的財政、稅務、民政、公安、司法等行政事務直屬河北省政府,財稅機關開始管轄周邊17個縣的業務,地方檢察院、法院開始受理周圍20個縣的二審案件,行使中級審判的職能。石家莊政治中心的功能已然形成。
石家莊還以其戰略地位,早早成為區域性的軍事中心。民國年代,這里是軍閥混戰的大舞臺,直奉戰爭、晉奉戰爭、蔣馮閻中原大戰均席卷此地。東北軍、晉軍、國民軍紛紛登場,三天兩頭,“城頭變幻大王旗”。抗日戰爭時期,日軍規劃石家莊與北京、天津、太原、濟南等城市一起,建成華北六大都市,在這里建立了偽真定道治所,妄圖長期保有其殖民者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對石家莊的重視由來已久。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從戰略全局考慮,提出“三路四城”的計劃:準備逐步占領平漢、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門(石家莊)、太原和大同四城。石家莊處于平漢、正太兩路的交匯點,奪取了石家莊,猶如中心開花,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石家莊解放后不久,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情況的通報》,告知全黨:“目前我們正將晉察冀區與晉冀魯豫區及山東的渤海解放區統一在一個黨委(華北局)、一個政府,一個軍事機構的指揮之下……該區的領導中心設在石家莊。”
至此,從局部區域中心,到成為擁有100多萬平方公里、4300萬人口的華北解放區的中心,昔日默默無聞的石家莊已經在烽火中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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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河。石家莊日報記者 董永博 攝
下篇:石家莊的歷史地位與煌煌貢獻
也許與低調和內斂的人文性格相關,石家莊是最不善于自我夸耀的城市之一。
這與事實反差頗大。事實上,石家莊歷史上有很多引以為豪的地方,創造了許多享譽海內外的文明成果,為中華文明發展、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歷史貢獻。
為中華文明作出杰出貢獻
千古之美——蔚為大觀的古建筑
石家莊擁有從隋代以來的歷朝古建筑遺存,璀璨奪目,極具價值,僅國家重點文物單位,就達30多處,被學者專家稱為“中國古建筑的博物館”。最具代表性的是銅佛、鐘樓、石橋、橋樓殿。
隆興寺觀音銅佛。由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敕建,是我國歷史最久遠、體量最大的立式銅佛,其工藝建造水平極高。我國現存的古銅佛,只有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的強巴銅佛比它高,但后者晚了900多年。明代,波斯沙哈魯王派的使節來到真定,贊嘆其體量之巨大(估算76噸),無法言喻,只好說用10萬頭驢子馱的銅鑄成;有50腕尺高(一腕尺45厘米),約等于23米,與銅佛實際高度21.3米很接近。
正定開元寺鐘樓。建筑大師梁思成認為,開元寺鐘樓“與其他建筑迥然不同,古簡粗壯無過于是”,最后斷代為唐代的鐘樓,且是中國“獨一遺例”,由此進入我國僅存的三座唐代建筑行列。銅鐘高3米多,厚15厘米,重11噸,與樓渾然一體,千年不墜,數學家華羅庚稱“這是一個謎,在世界數學史上,至今還未被后人算清并揭示出來的數學幾何力學題”,可謂一大奇跡。
隋代的趙州橋。它像一道美麗的長虹橫跨在洨河之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跨度最長的敞肩拱橋,世界橋梁組織認定為開世之作,比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拱橋要早600多年。唐朝文人贊美她如同“初云初月,長虹引澗”。
大石橋歷經1400多年風霜、10次水災、8次戰亂和多次地震,仍然屹立在洨河之畔。如果不是因為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今天它仍然是車水馬龍的通衢之道。
蒼巖山橋樓殿。建于隋代,是我國三大懸空建筑之一。巍峨獨特的橋樓殿堂,于重山疊翠、峽谷一線處,形成“橋殿飛虹”的天下奇觀。也可以稱為是古代的綜合建筑體。同為建筑奇觀的山西渾源的懸空寺,為木質框架式結構,在陡崖上鑿洞插懸梁為基,而橋樓殿是雄踞于高聳的兩山之間,沒有任何依托的懸空建筑。橋長150米、約35噸重,與樓殿渾然天成,堪稱巧奪天工,蔚為壯觀。這個畫面進入電影《臥虎藏龍》之中,引發全球觀眾的驚嘆。
橋樓殿是建筑學的奇跡,如何搭建至今成謎。我們只能說,在千年之前,先人們就貢獻了曠世的聰明智慧。
悠長的絲帶:絲綢之路的產業源頭之一
人們都知道,漢唐絲綢之路的起點在古都長安,但很少有人知道,絲綢之路的重要產業源頭之一,在今天的河北中南部地區,石家莊區域又是重要的產區。
考古證明,石家莊是中國最古老的桑蠶文化和絲麻織技術的發祥地之一。20世紀80年代,在滹沱河畔的正定南楊莊(今長安區境內)仰韶文化遺址上,發現了世界上最久遠的陶制蠶蛹,以及紡紗輪和骨匕,距今有5400多年,說明在那個時期,滹沱河一帶就開始了種桑養蠶的活動。
稍早,離正定不遠的藁城臺西的商代遺址中,發現了中國最古老的絲麻織品——觳,相當于今天的皺紋織品,距今有3400年的歷史。
從商周開始,石家莊一帶絲織業萌發,經秦漢時期傳承壯大,到唐時,成為全國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產量和質量都居全國前列。唐代河北道,包括真定、定州生產的常貢絲織品,約占全國總量的百分之五十。有12個特種絲織品,“瓜子羅”“孔雀羅”等,是對外交往的國家禮品和皇家御品。
北宋時期的真定府是絲織業的重要基地,宋代河北路的稅賦占全國首位,有“衣被天下”之譽。真定產的綿綺、鹿胎、透背,聲譽天下,是專供皇家的絲織品。鹿胎,又稱鹿胎纈,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以鹿胎紋纈圖案的絲織品,簡稱鹿胎。透背,指正反兩方面有花紋的絲織品。光是這形象美麗的名字,就能想象到絲織品的珍貴了。
到了元代,絲織產業達到鼎盛時期。元朝統治者集中了大批織造手工業者,建立起規模空前的官方手工業作坊,并且在真定建立了絲織業管理機構——紗羅兼雜造局,每年都要收取大量的稅款。真定城的稅收達5000錠之多,為真定路總稅收的三分之一。
明代以后,雖然棉花代替了桑麻,但紡織業轉型變軌,棉花的種植與紡織,在滹沱河兩岸依然蓬勃繁盛。清代正定、欒城、藁城、趙縣是棉花高產區,每年產量達到6500萬斤,家家紡線、戶戶機杼聲的場景尋常可見,棉紡織品產量頗豐。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在石家莊規劃建設了大型紡織聯合體,其產品享譽全國,暢銷海內外。可以說,自古以來,紡織業就是石家莊的優勢產業。
千年繁華巨郡:北方的重要商埠
漢唐以來,石家莊一帶商業逐漸發達,成為區域性的商品集散地。
北宋時期,真定府位列全國21大商埠之列,其年稅收額超過河北路治大名府,高達3.9萬貫。
元代的商品流通急劇擴大,交易形式也相應變革。元代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發行并廣泛使用紙幣的朝代,而真定府因緣際會,率先發行了至元通行寶鈔,對中國錢幣發展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也許,石家莊注定是與紙幣有緣的。700多年后,新中國第一張人民幣又在石家莊發行。
明代,真定府成為天下四大都市之一,號稱天下“四大劇郡”。“曰浙之杭,豫之開封,北直之真定,南直之蘇,而蘇為最大。”四大劇郡,京畿之地的北直隸唯有真定入內,并與蘇州、杭州、開封并列,足見其地位顯赫。
同時真定還是重要的陸地口岸城市,早早就做起了對外貿易。
北宋時期,石家莊一帶是宋遼邊境之地。宋遼在連年征戰之后,簽訂“澶淵之盟”,宋太宗始令鎮州(今正定)等地設立榷場(邊境互市),真定府及周邊地區成為重要集散地。中原的茶葉、絲綢、瓷器、糧食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馬匹及其他牲畜、皮毛、珠寶在這里交易,成就了最古老的河北茶馬古道。
元代,石家莊一帶開創了對外貿易的活躍時期。彼時真定是富商大賈集中地,陽和樓吸引了中亞、粟特商人在此開設商行,從事東西方貨物交易。坐商、行商、批發商紛至沓來,真定儼然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從大都走來,盛贊真定是一座“貴城”,詩人陳孚曰“千里桑麻綠茵城,萬家燈火管弦清”,生動地描述真定城的繁榮景象。
新中國成立以后,依托交通優勢,石家莊是全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南三條、新華小商品市場位列全國十大市場前茅,全國性的大型交易博覽會經常舉辦。
總之,歷朝歷代石家莊區域都是重商之地,商埠中心名副其實。
陽和樓上的弦音:中國戲劇的誕生地
當眾多學者談到中國戲劇史時,會不約而同地聚焦到元代大都(今北京)和真定,元雜劇在這兩個地方破繭而出、走向繁盛,標志著中國戲劇成熟時代的到來。
元曲雜劇和唐詩、宋詞鼎足并舉,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以白樸為首的真定作家群,為元雜劇的興起和繁榮作出重要貢獻。
史書記載,當時全國“名譽昭然”的元雜劇作家有56人,作品378種。除大都外,真定作家最多,有9人,作品57種,且名篇迭出,成果斐然。
這個團隊的旗手,無疑當屬與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齊名的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此外還有李文蔚、尚仲賢、戴善甫、史樟,以及侯正卿、汪澤民、王嘉甫等一批上了戲劇史的人。
真定作家團隊的創作碩果累累。藝術題材繁多,既有喜劇,又有悲劇,還有神話劇,天上人間,五彩斑斕;藝術表現力豐富,以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曲折完整的故事情節、雅俗共賞的地方語言而著稱。
最具特質的是,創作者們是很接地氣的團體,他們以庶民的目光、平等的視角,敘說世俗百態、人間悲喜,為人民疾苦發聲,為社會的美好追求而吶喊,精神分量十足。其代表作如白樸的《梧桐雨》《墻頭馬上》,尚仲賢的《柳毅傳書》,李文蔚的《燕青博魚》等優秀劇目光彩奪目,源遠流長,成為不可多得的戲劇藝術珍品。
為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立作出重要貢獻
石家莊的解放
1947年11月12日,晉察冀野戰軍發揚“勇敢加技術”的作風,一舉解放華北重鎮石家莊。這是我軍攻堅戰奪取的第一座較大城市,它提供了攻堅戰的范例,標志著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有了質的飛躍;壁壘堅固的城市,再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一個個更大的城市將被我軍攻占。
中共中央軍委將石家莊攻堅戰的經驗,作為“奪取大城市之創例”,推廣到各野戰軍,并在后來解放一系列城市的戰役中開花結果。
與此同時,它還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解放了的石家莊,猶如在華北中心開花,拔除了平漢路上的“隔斷”,使晉察冀解放區與晉冀魯豫解放區連成一片。北方的軍事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除京津保少數城市外,整個華北成為一片紅色,也為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舉行了奠基禮。
解放了的石家莊,在保衛黨中央、恢復經濟建設、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承擔起試驗田和搖籃的任務,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做準備。接收管理城市做法,城市基層民主建設范例,陸續從這里走向全國剛剛解放的城市,發揮著積極的引領作用。
1947年—1949年,石家莊充滿朝氣與活力、勤勉且高效,她擺脫了自開埠之日起,就一直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軍閥集團爭奪的欺壓與困擾,第一次按照人民的意愿,在解放的大道上迅速前進,為正義的事業而發力。
紅色圣地西柏坡
西柏坡,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這里是新中國的搖籃,新中國從這里走來。概括起來,中共中央在這里開創了“四大偉業”,誕生了一個偉大精神。
指揮戰略決戰。在世界戰爭史上體量最小、設在農家屋的指揮部,創造了一個時代的戰爭奇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人民解放軍發揚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經過4個多月的時間,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完勝。三大戰役的勝利,使國民黨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奠定了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基礎。
掀起土改風暴。在這里,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推動土地改革運動蓬勃展開。由此打破數千年的封建制度,歷史性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農民在政治上翻身,勞動人民成為農村社會的主人;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參軍參戰的積極性,為解放戰爭提供巨大的動力。
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確定了由鄉村到城市的戰略轉變,制定了進城后一系列方針措施。特別是在即將成為執政黨的歷史性時刻,會議強調要防止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粉碎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進攻,明確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為中共奪取全國勝利和建設新中國,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籌建新中國。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擘畫了新中國的藍圖,確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針,孕育了一個嶄新的國家。
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華北人民政府;探索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形成多黨合作局面;開創了新中國的財政金融體制,發行了第一張人民幣。
組建了一大批新中國的教育、新聞機構,如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華北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中央外事學校、中央黨校的前身馬列主義學院等等;中央新聞機構《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臺,中國青年報等,在石家莊組建。石家莊被稱為新中國新式大學的搖籃。
調集培訓數萬名干部,北上南下,接受管理城市,為新中國國家機器的迅速運轉,做了組織、機構和人員方面的準備。
偉大的斗爭必然產生偉大的思想。中國革命精神譜系中的西柏坡精神在這里誕生,并且長時間地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至今熠熠生輝。謙虛謹慎,艱苦奮斗;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善于學習,立守規矩;民主建政,以人民為中心的精神,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為新中國建設和改革開放作出獨特貢獻的地方
作為一個平實的城市,石家莊并不平庸;在平凡的生活中,石家莊人不乏開拓創新精神。
平時默默無聞,看似平常,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卻蘊藏著巨大的創新能量,一旦時機成熟,就破土而出,甚至是破堅冰、開先河、領潮流的開拓創新之舉。翻開當代史書,石家莊至少有三次具有重大意義的創造。
第一次:關于接收管理城市的樣本
以攻克石家莊為標志,人民解放軍拉開了全國大城市解放的序幕。捷報頻傳時,革命者也遇到了“幸福的煩惱”: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面對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和民生潦倒的困境,嚴峻的挑戰擺在了新生城市的面前。
作為第一座攻堅解放的大城市,石家莊在中央工委直接領導下,勇敢地承擔起探索城市管理“試驗田”的任務。經過不懈努力,找到了“依靠工人階級,保護發展工商業,繁榮城市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城市管理的基本方針。城市工作開始走上正軌,新石家莊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在此之后,石家莊又圍繞城市民主政治建設,大膽實驗與探索,率先經過民主選舉,召開了首屆石家莊市人民代表大會,為城市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搭建了框架,為新中國的人大制度建設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人民日報》連續七天報道大會盛況,稱為“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范例”。
這一整套“石家莊自己的東西”,為全國剛解放的城市管理城市提供了樣本,為黨中央制定城市工作方針提供了依據。
黨中央對此高度重視,向全黨轉發石家莊城市工作經驗,要求各地學習借鑒。毛澤東指出,“石家莊城市工作經驗必須引起全黨注意。”“爾后各局各軍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領以后不久時期內,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針及方法,應即以……攻占石家莊及初期管理石家莊的方針及方法為基本的方針及方法。”
第二次:關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創新
時間到了20世紀80年代,一場關系國家命運的改革席卷神州大地。農村經濟改革已經率先破題,城市經濟改革卻還在步履蹣跚。
破冰者來自一個企業的小人物。時年45歲的業務員馬勝利率先打破“大鍋飯”,以年上繳70萬元的目標承包了石家莊造紙廠。這相當于上級下達該廠利潤指標的四倍。同時,馬勝利又在廠內層層承包,加強核算管理,結果,當年造紙廠不僅超額完成了承包任務,為工廠盈利140萬元,而且職工收入大幅度增長。馬勝利(后被人稱為“馬承包”)總結這套辦法,稱為“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說得簡單明了,又是十分地令人向往。
“一石激起千層浪”。“馬承包”的成功,在全市引起強烈反響。承包制改革像滾雪球一樣,很快在全市工業企業推開。繼而又陸續推廣到物資、商業、飲食服務業等系統,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承包制成功后,石家莊又陸續在擴大開放、引進先進技術;優勢互補、推進聯合;內部挖潛、提升改造;打破舊體制、搞活流通等多方面,創造了一系列經驗。與此同時,政府部門也積極適應改革要求,轉變職能,簡政放權,反過來又推動了企業改革的深入。
新華社記者將這一整套做法,概括為“撞擊反射式的改革”。中央領導及各部門紛紛來石調研,新聞媒介進行了廣泛的報道。石家莊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走向全國,為大江南北改革大潮的興起開局鋪路,推波助瀾。
第三次:關于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的創新
時間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原有的城市管理體制大大滯后,城市管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石家莊人再次發揮了創新的精神,大膽探索改革路徑。從1995年至1998年,在四年多的時間里,持續開展了以建立“兩級政府(市、區)、三級(市、區、街道)管理、四級(市、區、街道、居委會)落實”的城市管理新體制為目標的社區改革。核心內容是,“重心下移,壯大基層,增強區、街管理服務功能,全面加強社區建設”。
為此,市有關部門先后向區、街下放14個方面、37項事權和相應的經費;為街道增加人員,賦予財稅管理、綜合執法等職能,街道成立了財政所、稅務所和綜合執法隊;加強居委會工作,開全國之先,從黨政機關、大學畢業生、轉業軍人中招選近400名專職干部,到居委會任職等等。
這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措施,贏得了全社會的理解支持。城市管理體制在理順,基層管理在加強,老百姓笑臉在增多。
石家莊改革經驗得到國家層面的充分肯定。民政部領導指出,石家莊市在全國率先對城市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為全國的社區建設提供了十分鮮活的經驗。
進入新時代,石家莊人仍然在發揮創新智慧,政治、經濟、城建、文化、生態環境都已經或正在發生令人矚目的變化。我們相信,石家莊還將譜寫新的歷史,石家莊未來可期!
作者簡介
孫萬勇,河北省政府原參事,長期致力于歷史文化研究,著有《石家莊通史》《品讀西柏坡》《品讀石家莊》《品讀正定》《天地有正氣——顏杲卿顏真卿雙忠記》等。
(來源:“石時學習”微信公眾號。原文載《石家莊日報》2025年9月26日第7版。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編輯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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