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前夕籠罩在上海的“納粹魔影”

納粹官員與間諜紛紛涌入上海

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前不久，德國納粹黨官員與間諜紛紛涌入上海。他們是從美國與拉丁美洲被驅逐出來的。在這些納粹黨人員中，排在首位的是駐舊金山的原德國總領事弗里茨·韋德曼上校。

1941年10月上旬，韋德曼抵達上海。據德國通訊社報道，韋德曼準備就任天津總領事。從他之前是舊金山德國總領事來看，天津總領事這一職位對他來說似乎是降職，但實際上將他調任該職的目的，是將納粹的間諜與宣傳活動從新世界的美洲大陸轉移到東方，然后再從東方向美國挺進，他這個“納粹人才”不會在中國的北方港口城市天津被埋沒。

韋德曼（左）與斯蒂芬妮·馮·霍恩洛赫公主

韋德曼之所以會來到東方，是因為他對國際形勢有一種天生的靈敏嗅覺。他原本打算乘坐日本輪船秘密離開舊金山，由于被美國政府發現，不得已又上岸，在受到監視的情況下，橫穿美洲大陸被送到紐約，之后又與其他納粹間諜機關人員一起乘坐特別的輪船被遣送回德國。然而，他并沒有在德國滯留太久。也許是乘坐了潛水艇，他突然出現在拉丁美洲的納粹基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從這里，他攜帶裝有準備交給納粹駐東京大使與遠東特務機關人員文件的公文包和行李箱，登上了開往東京的日本輪船。在納粹間諜機關人員中，還有汪精衛傀儡政權下的德國外交代表海爾·M·費舍爾。

韋德曼被任命為天津總領事這一職位的原由是在他抵達上海后不久才完全明白。納粹預想，如果德國向東方進攻，日本向西方進攻，兩邊一夾擊，蘇聯就會早日崩潰。納粹推測日本可能會從滿洲進攻外蒙古與西伯利亞，并籌建與日本一起行動的機構。日本人很早以前就在天津訓練遠征西伯利亞的白俄軍隊。白俄軍隊由從中國北部與生活在滿洲的俄羅斯人中招募的士兵組成，共有兩個聯隊，名義上由年老的哥薩克人阿塔曼·謝苗約諾夫率領。他自十月革命以來一直受雇于日本。

韋德曼來到上海，說明納粹在遠東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攻勢。而其目的，就是抵消英美強迫日本從中國撤軍的努力。希特勒出于對日本的支持，很早就將蔣介石司令部的德國軍事顧問全部撤回，同時，對“滿洲國”與南京的汪精衛傀儡政府也給予外交上的承認。

9月27日，韋德曼參加了在東京舉行的防共協定紀念儀式。10月中旬，主要來自墨西哥和拉美各國、人數多達3000余人的“專家集團”在東京進行會談。在這個“專家集團”中，有中國與日本大使館與公使館的職員，最重要人物的是來自日本政府、特別是擔任內務省要職的官員。納粹官員抵達上海后公開接受采訪，采訪內容在上海的納粹機關報上刊登。納粹預測，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會談“必然破裂”。

英國人試圖切斷納粹官員從美國西海岸的港口——主要是舊金山前往日本與中國。英國海軍的大型軍艦在橫濱海域攔截了日本班船淺間丸，并命令數名納粹高官下船。其時這些高官正在從美國與南美前往日本與中國的途中。后由于遭到日本政府當局的強烈抗議，這艘英國軍艦不得不將大部分德國納粹高官移交給日本人。而在日本抗議的背后牽線指揮的正是東京的德國駐日大使歐根·奧特。

此外，經由日本秘密抵達遠東的著名納粹間諜中，還有即將就任上海總領事的約翰內斯·博爾希爾斯博士。博爾希爾斯之前曾擔任紐約總領事。比他早到中國的還有在天津建立了納粹與白俄的聯合組織的瓦爾特·福庫斯。據新聞界透露，他的主要任務是在中國北部與外蒙古引發反蘇維埃政權的動亂，計劃在蘇維埃政權崩潰后，在亞洲奠定有助于建立日、德提攜的勢力范圍的基礎。德國人還準備在日本與英美列強爆發戰爭之時，接管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于是就開始進行人事安排。

韋德曼到達上海后，在納粹機構集中的地區召開了遠東納粹全體高官會議。德國人學校、納粹練兵場、德國廣播電臺等所在地區正是汪精衛政府管轄的中國領土，從公共租界的邊界線橫穿馬路，很快就能到達。出席會議的有駐汪精衛政府的德國公使馬丁·費舍爾博士、駐泰國的德國公使恩斯特·文特勒、駐上海副總領事克里斯汀·金舍。金舍之前因參與納粹陰謀，曾被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驅逐出境。另一位出席會議的是被派往遠東、肩負特殊任務的蓋世太保軍官梅辛格上校。

納粹在上海掀起的反猶風暴

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后幾個月間，有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數千名猶太難民抵達上海。這些難民為了尋找登陸地點，在世界各地徘徊了好幾個月，最后到達上海。上海當時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登陸特別許可的護照的港口，猶太人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落腳點。

在上海，猶太難民住在廉價的公寓，接受當地猶太人設立的基金會或紐約、倫敦的猶太人救濟協會的援助。住在上海租界的兩位著名的猶太人——英國人維克多·沙遜爵士與荷蘭人斯皮爾斯曼為難民提供了免費的住所。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占據了上海的所有地區。他們接受納粹的命令，將難民安置在條件艱苦的“猶太人居住區”。紐約的猶太人社會為管理食物、衣服與經濟援助的分配，向上海派遣了代表。這些經濟援助采取向猶太人個人或團體提供小額貸款的方式，使他們能夠從事被納粹驅逐出境之前在本國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難民來到上海后，給上海的商業活動帶來了活力，因為猶太人擅長經營小規模的企業。

當時由于日本的占領，上海的商業活動陷入混亂，而猶太難民到來，卻使得商業活動一時繁榮起來。日本人將從英國人、美國人的家庭與辦公室掠奪來的商品擺在二手商店和當鋪出售，不久，猶太難民就在公開場合交換物資。成百上千的猶太難民經常聚集在南京路和四川路的拐角處。這個地方與大通銀行的上海分行相鄰，只要來到這里，從舊毛皮大衣、舊禮服到一打包裝的阿司匹林藥片，什么都能買到。因為通貨膨脹，商品的價格暴漲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用面料定制一套西服要4000到5000法幣，皮鞋是500到1500法幣。這期間還有運氣好的商人發大財的故事。比如有一個很有經商頭腦的維也納人跑遍了所有的二手商店和典當行，把帶拉鏈的衣服全部買下，最后一手包辦了這些產品的拉鏈生意。因為這時候拉鏈已不準進口，在中國也無法制造。

然而，正當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以小商人的身份在上海社會站穩腳跟時，納粹掀起了反猶風暴。11月上旬，在納粹發布的報告中公布了上海的猶太人公司，以及雇用猶太人作為店員與售貨員的共270家英美公司的名稱，并書面命令所有“雅利安人”都對猶太人進行抵制，如果不服從，就將違反者的姓名與照片提交給柏林納粹總部，并采取“適當的行動”。“適當的行動”是什么性質，這有很大的想象空間。由此可見，納粹德國的魔掌已經像伸向南、北美洲一樣伸向了東方。在這以前，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沒有出現過排斥猶太人的示威活動。在中國與日本的大城市生活的猶太人大部分是經由巴格達、亞丁、孟買、新加坡到達東方，河南省開封市曾經有猶太人保留區，有很多猶太人的后代居住在那片土地上，講中國話、穿中國衣服，安居樂業；定居在日本港口，特別是神戶的日本猶太人也融入了當地的日本社會。

在納粹計劃抵制的猶太人公司名單中有多種商業類型，其中包括：毛皮店、藥店、女性服裝店、照相店、皮革制品和手提包店、兒童服裝鞋襪店、食品店、珠寶店、藝術品店、兼賣羊毛面料的男性裁縫店、美容店、夜總會、劇場、酒吧等。負責這一階段反猶運動的納粹組織占據了國際飯店一排房間，每月房費為2500美元。據說在列出這份名單時曾發生騷動，因為納粹的支持者提出，如果經營者愿意支付賄賂，或者已經支付賄賂，就可以不公布店鋪名。

納粹在打壓與迫害猶太人的同時，還開展反猶宣傳。1940年與1941年，大批納粹德國的外交官和諜報員抵達上海，當時英國人經營的所有酒店都對納粹緊閉大門，于是他們就在國際飯店下榻。這座具有美國風格的賓館由中國人經營，當時是上海最高的建筑，正對著上海主要的外國人娛樂場所——跑馬場。10月下旬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正舉行秋季賽馬大會的跑馬場擠滿了觀眾，這時突然從空中飄落傳單，仿佛是從飛機上撒下來的。后來人們才知道，這些傳單是從國際飯店塔樓上散發、然后乘著強風飄落到了跑馬場。這些傳單用英語與中文印刷著反猶太人的文字。

德國反猶宣傳活動的影響很快顯露。雖然日本人及其傀儡政府對納粹諜報與宣傳人員大力推行反猶主義宣傳興趣不大，但卻很樂意在這項運動中趁機得益。比如受到日本及其傀儡政府支持的某英文報紙就發表了攻擊上海富裕的猶太人加大對國民黨經濟援助的社論。

“……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猶太人對國民黨政府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中國今天的局勢就不可能永遠存在。由此推定，當地商業設施的總收入至少有75%會落入猶太人的腰包……，這在世界最大的城市倫敦和紐約也是如此，目前只有柏林是例外。”

當地商業設施的總收入的75%落入猶太人腰包并非事實。據公共租界的總收入統計顯示，約五分之四的地方稅來自中國人的零售業和工業利潤等大規模的商業收入。

當時，擁有平民區最多地段房產的是沙遜家族、以斯拉家族、哈杜恩家族和沙蒙家族等猶太家族。他們大多數來自波斯、阿拉伯和印度，擁有英國國籍。沙遜家族在印度積累了巨額財富，并在1927年后在上海進行酒店、公寓和辦公樓等大規模投資。在這期間，日本及其傀儡政府發現，一旦發生戰爭，他們就可以通過沒收沙遜的財產來獲取利益。事實上，當時汪精衛政府沒收了哈杜恩家族的私人土地；珍珠港事件發生后，日本沒收了沙遜家族和沙蒙家族的財產，并聲稱采取這樣的行動是為了“保護”猶太人的財產。

納粹在上海的反美宣傳活動

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的幾周內，納粹間諜與宣傳機構的人員克勞斯·梅納特博士就抵達上海。他在位于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魯魯的夏威夷大學任教，并長期擔任納粹的諜報與宣傳工作。抵達上海后不久，梅納特創辦了一本名為《二十世紀》的英文雜志。梅納特的英語說得非常流利，所以在創辦納粹雜志之前，沒有人認為他是德國人。另一個著名的納粹宣傳機關人員弗里克-斯特格也經由布宜諾斯艾利斯、舊金山、火奴魯魯、東京到達上海。他在美國接受教育，很多人都認為他是美國公民，其實他是德國人。

赫斯特社駐上海的新聞記者卡爾·馮·威根特當時也在上海。他是美國人。威根特在國際飯店住了好幾個月，每周將關于遠東局勢的報道用電報發給赫斯特公司。他在德國和日本兩國的官員中交際面很廣，因為每天都能從日本外務大臣處收到資訊，因此他能搶在其他記者之前報道獨家新聞。

弗里克-斯特格還運營上海的納粹廣播電臺XGRS和XHHB。該廣播電臺提供英語和中文廣播，英語新聞的首席評論員兼廣播員叫哈巴特·莫伊，是一位出生在紐約并接受教育的中國人。他得到了另一個名叫羅伯特·福克勒的美國公民的幫助。福克勒原是作為夜總會爵士樂隊的隊長來到上海的。還有另一個華裔美國人是弗朗西斯·李，他與上海的德國系海外新聞社有聯系。然而，李在珍珠港事件后與兩名美國記者一起逃到了重慶。

1941年，日軍占領上海后，拆除海關大門前赫德銅像的情形

納粹在上海的宣傳活動除了反猶，主要還有反美。

1941年8月14日，英美兩國發表了關于世界政治原則的共同宣言，內容包括：1.領土不擴大；2.不承認未經國民同意的領土變更；3.尊重國民選擇政治體制的權利，恢復被掠奪的主權；4.經濟繁榮所必需的世界通商和原料的均等開放；5.經濟領域的各國合作；6.納粹暴政的最終崩潰，從恐懼和匱乏中解放；7.海洋航行自由；8.放棄使用武力與建立永久性的安全保障體制。納粹編印的宣傳手冊《一艘船上的兩個人》則抨擊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八條宣言》。

該宣傳手冊這樣抨擊羅斯福： “他被貪婪的資本家和金錢流氓、憤怒與執念很深的猶太人、邪惡的武器販子和騙子包圍著。他花言巧語，為獲得第三期連任，故意鄭重承諾不把美國卷入戰爭。然而在第三個任期確定下來之后，就像收回了手掌一樣，一切危機都在席卷西半球。當美國人民仍然拒絕參加英國的戰爭的時候，羅斯福卻拋下了面具。總統最近命令美國海軍一旦發現軸心國的船只就立刻開火，這顯然是一場戰爭行為。總統為實現屬于他金錢政治的鷹派的利己目的，將犧牲美國人的生命。總統為讓每一個彬彬有禮的、和平的美國人成為自己的奴隸，就讓他們辛苦工作，對此毫無悔意。歷史會將這視為總統對美國人民犯下的最大的背信棄義的行為。……且看看結果怎么樣吧！”

納粹組織除了在納粹的廣播電臺進行反美宣傳外，還利用日本傀儡汪精衛政府的中文報紙通過華語開展廣泛的反美宣傳活動。這項工作得到了汪精衛的主任秘書官兼國際宣傳局局長湯良禮的支持。上海的納粹宣傳局局長是F .柯爾特，他大部分時間都與汪精衛傀儡政府的官員們在一起。

進行反美宣傳的主要機構是德國海外通訊社。1941年10月4日出版發行的《中國評論周刊》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兩個月就收錄了外國通訊社刊登的反美報道的摘要。例如：

9月4日，從柏林發出的新聞稱，海外通訊社以《時事解說》為題轉載了羅斯福總統的勞動節演講，在這個演講中，“野蠻的暴力和權力欲”的暴露無遺，這就連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也一定會問自己，這是不是他們總統的政策。這些政策是對南美的野蠻入侵、對歐洲權益領域的不折不扣的干涉、不斷的武力威脅，全部兼備“野蠻的暴力與權力欲”的特征。到了第三段，這一來自德國的報道強行引用了以往常說的“猶太人的影響”，具體如下：

“眾所周知，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即使在經濟突然好轉的時期，美國也有1100萬失業者。……羅斯福雖然在職，但他不僅是淪為被金錢雇用的猶太人仆人的‘民主黨員’，而且現在與民主主義不共戴天的敵人布爾什維克主義結成了同盟。”

大洋橫斷通訊社則采取一貫的方針，刊登了參議員霍伊勒和林德伯格的反政府演講與《芝加哥論壇報》、赫斯特報業等的反政府言論。與此相關，大洋橫斷通訊社將卡爾·馮·威根特從上海向美國赫斯特報業發出的新聞幾乎全部通過海外電報發回上海，做了新聞界少有的“絕活”。F.柯爾特在上海將從納粹和日本的情報源那里得到的情報發送給赫斯特報業，兩三天之后，他從柏林和紐約發來的海外通訊社的報道中，可以再次讀到之前自己發出的報道。

大洋橫斷通訊社的新聞報道還披露了冰島居民寫給南美親戚信件的內容。據報道，這封信是“偶然落入德國人之手”。信中寫道，美國人“像一大群蝗蟲一樣入侵了我們的國家”，這意味著美國人會將得到的食物全部消耗掉。信中還寫道：“由于德國潛艇進行了有效的封鎖，于是成功地在我們的海域擊沉了船只。”

9月25日，大洋橫斷通訊社的報道提及對軍火商的提案，引用了柏林出版物上刊登的評論，標題是“氣得發昏的、狂躁的羅斯福”。9月28日，該通訊社從墨西哥城發來了一則簡短的新聞報道，反映了一艘墨西哥油輪對在得克薩斯州休斯頓港要等上一周才能修理的不滿，“因為美國的造船廠會優先修理受損的英國船只”。

9月28日，世界著名的瑞典遠東探險家斯文·赫定披露一則消息：斯大林準備發動消滅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戰爭。這一戰爭將比之前蒙古各部族對西方文明發動的猛攻惡劣數千倍。斯文·赫定質問：為了幫助向意大利人、德國人、芬蘭人與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開戰的布爾什維克而向他們提供武器，美國人不會感到良心上的譴責嗎？他這篇文章刊登在《柏林-羅馬-東京》這份雜志上，據說這是親德國外交部的機關刊物。在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斯文·赫定與納粹共命運的征兆。

趙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