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宮新語｜羅文華：雨花閣——清高宗與三世章嘉的歷史對話

本文原載于《紫禁城》2025年第6期，54-67頁，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一、中正殿與雨花閣

清代宮廷的宗教殿堂90%以上都是佛堂，其中絕大多數是藏傳佛教佛堂，它們遍布皇家宮禁苑囿之中，反映出清代宮廷信仰以藏傳佛教為主的歷史事實。每處佛堂的建筑沿革和功能各不相同，但絕大多數都跟清高宗有關。紫禁城中的中正殿一區就是最好的例證。

中正殿一區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宮花園以南，南北狹長，面積不大，卻分布著10座佛堂，以昭福門為界，分為南北兩個區。北區由南向北分別有寶華殿、香云亭、中正殿、中正殿東配殿、中正殿西配殿、淡遠樓；南區由南向北分別有雨花閣東配樓、雨花閣西配樓、雨花閣、梵宗樓。因中正殿一區與清帝居室和辦公之所在養心殿毗鄰，清圣祖之后的歷代清帝均來此拈香禮佛，是典型的“清帝禮佛區”。1923年建福宮火災中，寶華殿以北被毀，損失慘重，2009年重修之后才恢復原貌，迄今未對外開放。

圖1 中正殿一區建筑分布圖

由以上介紹可知，中正殿既是一個殿的名字，也是這一區的統稱。從明代開始，這一區域的稱呼一直在變化，功用也不一。《明宮史》記載，最初主殿叫玄極寶殿，隆慶元年（1567年）改名隆德殿，為供奉道教三清上帝造像之所。萬歷年間（1573年～1620年），英華殿舉辦的藏傳佛教法事跳步叱（即清代的跳步扎，今天的“跳羌姆”或“打鬼”活動）就是在隆德殿大門之內舉行的。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十一月初二日毀于火災，天啟七年（1627年）三月初二日重修。崇禎五年（1632年）九月殿內造像移送朝天宮等處安供。朝天宮是道觀，可見一直到明末，中正殿一區是道教殿堂，藏傳佛教的跳步叱也許只是屬于臨時性活動。崇禎六年四月十五日這一區域才正式改名中正殿，一直延續到今天。[1]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一地區的功用都模糊不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內務府下設中正殿念經處，專門管理宮中藏傳佛教事務，辦造佛像。[2]從此機構的名字我們推測，最初的中正殿念經處就設在這里，這一區域開始轉變成藏傳佛教佛堂區。故宮現存的中正殿一區的檔案較為完整，多是1923年建福宮火災的劫后遺存（下文統稱中正殿火場檔案），為中正殿一區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這批檔案最早始于乾隆八年（1743年），一直到清末，記錄了自康熙朝以來中正殿一區的建筑、陳設變化，十分珍貴。

根據中正殿火場檔案的記載，乾隆朝早期，中正殿一區內只有中正殿及其東西配殿和一層后照房（即今天的淡遠樓），基本保存了康熙朝以來的原狀。各殿內佛教法物琳瑯滿目，卻很難看出明顯的陳設思想。乾隆八年開始，清高宗陸續動手改造這些佛堂的內部陳設，最明顯的改造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和二十八年（1763年）將東西配殿改供成《龍藏經》的供奉地。

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開始，中正殿一區突然變得熱鬧起來，陸續修建了一批佛堂。

在寶華殿和中正殿之間新建了一座小佛堂香云亭，乾隆十三年八月香云亭內部陳設和裝修基本成型，十八日殿外掛匾。與此同時，雨花閣建筑基本完工。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寶華殿、雨花閣、昭福門、凝華門（即今天的春華門）上同時掛匾[3]，表明四處佛堂基本成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增建雨花閣東西配樓。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淡遠樓經過兩次改造，由一層變成兩層多間佛堂；三十一年，梵宗樓建成，至此中正殿佛堂區的建筑正式完成。

圖2 中正殿一區俯瞰

二、兩條史料：雨花閣建造的緣起

雨花閣位于中正殿佛堂區的最南端，從外觀看為典型的三層金頂建筑，內部一層隔出仙樓，組成外三內四的結構，整個建筑突兀而起，遮擋了整個西北角的視線。究竟是在什么情況下清高宗決定要修建這座與眾不同的佛堂，甚至不惜打破中正殿一區建筑的整體布局呢？

圖3 雨花閣外景

清高宗的上師三世章嘉國師若必多吉（1717年～1786年）的藏文傳記（下文簡稱《三世章嘉傳》）中記載了雨花閣營建的緣起：

一日，大皇帝問章嘉國師：“在西藏為佛教建有廣大功業的人物有哪些？他們的主要功績如何？”章嘉國師一一詳細列舉，其中講到了大譯師仁欽桑波創建托林寺金殿，殿四層，內設諸佛及其所屬的四續部曼荼羅的情況。大皇帝說：“在朕的京城中也要建一座那樣的佛殿。”于是，在章嘉國師指導下，于內城右隅建起了一座四層金殿，內置四續部諸佛的塑像：頂層供秘密佛，第三層供普慧毗盧佛，其下（仙樓）供宏光顯菩提佛，再下作各扎倉僧眾念誦三重三昧耶儀軌的場所。[4]

史學研究中有“孤證不立”的說法，這個記載就是一個“孤證”，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中正殿火場檔案中提到：乾隆十三年時，雨花閣一層仙樓的花蓮罩上貼有御筆橫條“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安養道場”一張。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才在其兩邊貼泥金寫滿文、蒙古文、藏文和漢文四樣字贊文四張。[5]現在，御筆橫條和贊文還在原處，只是漢文贊文佚失。由于贊文的原文是漢文，其他三種文字都是從漢文譯出，從翻譯的角度來看頗有硬譯的特點，想完全復原清高宗的語言特色和本義很難，筆者深感力有不逮，試擇一部分藏文贊文轉譯漢文大意如下：

數千年以來，諸智者與成就者不斷從西方天竺之國將這些能仁教法之寶鬘（法脈）迎至大國，昭示善途。故廣修身語意所依與佛堂，為眾生創建一個正信福德圣地。

朕慈養天下，法天而行，萬幾之暇，思慮清凈，探究本旨，深慕奧義。為正道彰顯之故，思于紫禁城之中供奉皇祖內所依的佛堂中正殿前建一座都康大殿。法友殊勝廣慈普通大國師喇嘛章嘉胡圖克圖奏曰：“西藏西部，昔日使佛法弘傳的是一位名叫譯師仁欽桑布的大賢哲，曾建造了阿里托林寺祖拉康。祖拉康高四層，內部依次塑造了密續四部諸佛。藏地佛教大興。彼佛堂具大加持力，其教法聲名大著。”故今朕亦在此地建三層四次第都康大殿一座，內部依次整齊排列功行品、行德品、瑜伽品、無上瑜伽品四續諸佛，并設稀有之供器。

圖4 雨花閣一層仙樓花邊罩上所貼“西方極樂世界安養道場”黃條

圖5 雨花閣一層仙樓花連罩上所貼四體贊文

圖6 雨花閣一層仙樓花連罩所所貼藏文贊文

顯然，雨花閣的贊文完美印證了《三世章嘉傳》記載的真實性。如《三世章嘉傳》中提到，正是由于章嘉國師的介紹，乾隆帝得知了西藏西部上路弘法過程中仁欽桑波大譯師（Lotsaba Rin chen bzang po，958年～1055年）作出的巨大貢獻，他曾建造了一座以四部密續供奉為主題的三層佛堂，乾隆宗遂決定在中正殿前仿建一座。雨花閣原狀也與上述兩條史料的記載完全吻合。

不過，贊文中也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如贊文稱中正殿是“供奉皇祖內所依（thugs rten nang rten）的佛堂”。皇祖（yab mes），藏文本意是“祖父或祖先”，此處應當是指高宗的祖父圣祖。另外，在藏傳佛教的語境中，內所依通常指弟子或后人為故去的寺廟喇嘛、活佛、尊長造像或建塔以示紀念，像內會將逝者生前遺物或法物裝藏。中正殿火場檔案的相關記錄中雖未提及中正殿內供奉過清圣祖的內所依，但在正龕前供有“世祖御筆一包”，可能也是清圣祖為紀念其父或為其亡靈薦福所獻，殿內供奉的唐卡、佛造像多是圣祖所設。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中正殿從明末以來的默默無聞突然成為藏傳佛教佛堂或許與圣祖將此改造為世祖的紀念堂有關。[6]

但是，贊文中有一點令人感覺非常奇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敕封二世章嘉為“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次年頒金印，雍正十二年（1734年）襲封此號。[7]但是贊文在提到三世章嘉時，卻沒有使用這個官方封號，而是稱他為“法友殊勝廣慈普通大國師章嘉胡圖克圖”（bstan pa'i rtsa lag phul byung thugs rjes kun tu khyab pa chab srid chen po'i bla ma lcang skya sbrul sku）。這個名號未見于任何其他文獻記載，令人不解。

比較上述兩條資料，我們發現，文獻對托林寺金殿的認知有明顯的錯誤。

《三世章嘉傳》中，章嘉國師在向高宗介紹仁欽桑波時提到“仁欽桑波創建托林寺金殿，殿四層，內設諸佛及其所屬的四續部曼荼羅的情況”，并未提及其建筑規模。雨花閣的贊文中，高宗把仁欽桑波建造的金殿稱為“托林寺祖拉康”（Tho ling gi gtsug lag khang），又將他仿金殿建成的雨花閣稱為“都康大殿”（'Du khang chen mo），無論是“祖拉康”還是“都康”，都可以理解為“大經堂”“大雄寶殿”的意思。這給人一種印象，似乎金殿曾經是托林寺的主殿，規模宏大。然而，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

三、歷史的圣殿：托林寺金殿

托林寺位于今天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的西北，北臨象泉河，是10世紀西藏上路弘法的中心，也是古格王朝的中心和最早的寺廟建筑群之一。

圖7 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托林寺象獅河北岸遠眺

圖8 托林寺近景

吐蕃王朝崩潰以后，10世紀中葉，王族后裔的一支吉德尼瑪袞（sKyil lde Nyi ma mgon）逃到后藏西部和阿里地區，通過與當地貴族聯姻，得到了布讓（sPu rangs，今天阿里地區普蘭縣）的統治權，后又將古格（Gu ge）納入治下，建立古格王國。他去世之前，將領地分封給三個兒子，其中二兒子扎西袞（bKra shis mgon）占據了古格和布讓地區。扎西袞的長子松艾（Srong nge）繼承王位后，把王位讓給弟弟柯熱（Kho re），自行出家，取法號益西沃（Ye shes 'od），又稱拉喇嘛（即天喇嘛之意，暗示他是吐蕃王室出家僧人）。益西沃對后弘初期以阿里為中心的上路弘法貢獻最大，他派出藏族青年才俊赴克什米爾留學，后來成為大譯師的仁欽桑波就是其中之一。益西沃于996年仿西藏山南桑耶寺修建了托林寺的祖拉康（即今天的迦薩大殿），成為佛教復興的地標建筑。

柯熱之子拉德（Lha lde）繼承王位。他有三子，即長子強秋沃（Byang chub 'od）、出家的二兒子希瓦沃（Yes shes 'od）和三子沃德（'Od lde）。沃德之子孜德（rTse lde）在位時，希瓦沃于1067年至1071年間建成了托林寺金殿，該殿全稱“金殿文殊幻化無上瞻部莊嚴”（gSer khang 'jam dpal rnam 'phrul bla med 'dzam gling rgyan）。[8]古格王孜德于1076年舉辦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丙辰法會”，當時各地高僧云集于此，掀起了上路弘法的高潮。后孜德被謀殺，王國動蕩，篡位者巴德（'Bar lde）之子索南孜（bSod nams rtse）即位后于12世紀初重修了托林寺金殿。

圖9 托林寺平面分布圖（1為祖拉康，8為金殿，引自Records of Tho.ling：A Literary and Vis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 Monastery in Gu ge）

15世紀末，格魯派領袖宗喀巴的弟子阿旺扎巴（Ngags dbang grags pa）和克主杰（mKhas grub rje）的弟子拉旺洛珠（lHa dbang lho gros）擴建了托林寺。拉旺洛珠重建了金殿。

1630年，古格被拉達克軍隊攻破，國王被俘，享國祚七百余年的古格王朝結束。1681年支持格魯派的蒙古軍隊進軍阿里，奪回了托林寺的管理權，直到19世紀中葉，托林寺再毀于戰火，后又毀于“文革”。[9]

從歷史文獻的描述來看，希瓦沃時期的金殿規模很大，比較意大利學者圖齊于20世紀30年代拍攝的舊照片來看，今天金殿規模縮水很多。根據我們的實地考察，今天的金殿只保存了第一層，壁面上隱約可見一些尊像和部分殘留的佛傳故事壁畫以及舊泥塑的背光、蓮座的痕跡，希瓦沃時期的痕跡完全被抹去。即便如此，它的盛名卻一直經久不衰。這可能與《青史》記載的一個故事有關。

圖10 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托林寺金殿外景

圖11 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托林寺金殿內II壁

古格國王強秋沃邀請孟加拉國的佛學大師阿底峽尊者來到阿里傳法。大譯師仁欽桑波邀請尊者來托林寺會面。仁欽桑波譯著等身，名滿天下，難免傲慢。阿底峽尊者進到他的駐錫殿內，對殿內繪畫的四續部佛像一一禮拜和頌偈之后才入座。仁欽桑波問他，這些偈頌是誰創作的。阿底峽說是自己即興創作的。仁欽桑波才心生敬畏。阿底峽又問仁欽桑波通曉何種教法。仁欽桑波一一列舉出來。對他通曉教法之廣，阿底峽深感震驚，一邊施禮一邊說，假如我知道有你這樣的飽學之士在，我就不會來西藏了。隨后又問道：你精通這么多教法，那你知道一個人應當怎么修行呢？仁欽桑波說，當然按自己的續部逐一而修。阿底峽聽到這里才明白了為什么需要自己到西藏來傳法了。他對仁欽桑波說：這是不對的，應當合一而修。也就是將四續部融合為一個體系統來修行。

見面結束時，阿底峽請仁欽桑波做自己的翻譯陪同他下一步去衛藏傳法。這時，已經是85歲老者的仁欽桑波脫下帽子，對阿底峽說，我已經是白發蒼蒼的老人，無法為尊者您服務了。阿底峽對譯師也是惺惺相惜，建議他一心專修。仁欽桑波聽從了尊者的建議，單獨修建了一座房屋，閉關十余年，于98歲去世。[10]

上述對話是上路弘法歷史中最為經典的故事，是古格王朝初期最偉大的兩位佛學大師的高光時刻，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青史》中提到，阿底峽尊者是對殿內繪畫的四部密續諸尊禮拜偈頌的，顯然是在暗示這個故事發生地就在金殿。因此，金殿因承載了上路弘法的歷史光輝，留下過兩位大師的身影，從一座偏殿變成了圣殿，附會于古格王益希沃所建的祖拉康了。

四、美麗的誤會：從托林寺金殿到雨花閣

西藏的文獻中經常將益希沃修建的托林寺祖拉康與希瓦沃修建的金殿相混淆。《俄派教法史》[11]和《白瑪嘎波教法史》[12]都提到同樣的內容：益希沃在東邊建了一座大塔，每當太陽升起，佛塔反射出金光，所有的大殿都變成金光燦爛。這是人們把益希沃所建的托林寺祖拉康稱為金殿的原因。[13]這說明將二殿混淆的情況至少早在16世紀已經出現了。

然而更大的誤會在于，仁欽桑波去世于1055年，而托林寺金殿建成的時間是在1067年至1071年間，也就是說，仁欽桑波與阿底峽見面的地方不可能是在托林寺金殿，很可能是在仁欽桑波的駐地布讓。此記載見于仁欽桑波弟子吉唐巴·益西貝（Khyi thang pa ye shes dpal)所撰《大譯師仁欽桑布傳記》[14]，顯然要較15世紀的《青史》和《阿里王統記》更可靠。因此，金殿與益西沃的托林寺祖拉康、金殿與仁欽桑波、阿底峽的歷史會面地雙重疊加都是一場美麗的誤會，是口傳歷史中多重附會的結果。當然，這絲毫不會影響托林寺金殿與雨花閣的傳承關系，章嘉國師分別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兩次赴藏，但都沒有到過阿里，他應當是通過藏文文獻，至少通過口傳了解到金殿的歷史的。

以20世紀30年代圖齊考察隊拍攝的托林寺金殿的舊圖和今天雨花閣的外觀相比較，二者相當接近，因此可以推測章嘉國師很有可能在西藏曾經看見過類似的圖像資料，或者他很有可能拿到過類似的圖樣。

圖12 托林寺金殿線繪圖 （引自Records of Tho.ling：A Literary and Vis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 Monastery in Gu ge）

根據《上部阿里三圍歷史寶典》（sTod mnga' ris skor gsum gyi lo rgyus），五世達賴喇嘛修繕大昭寺的時候，將色康（即金殿）壁畫按原樣畫于大昭寺中。[15]

實際上，清宮對于西藏的重要寺廟也不是一無所知。乾隆十年（1745年），中正殿后殿已經收進了西藏建筑圖樣9軸，共描繪了25座寺廟。[16]我們推測這9軸西藏建筑圖樣只能是示意圖，而不會是建筑測繪圖。這些圖樣一直保存在淡遠樓中，大概毀于1923年建福宮火災中。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宮專門派工匠進藏繪畫西藏主要建筑的內外圖樣，以便仿造[17]，這應當是清朝對西藏寺廟的正式測繪。很有可能，乾隆帝就是這樣從西藏拿到過金殿的建筑圖樣。

很顯然，即使在金殿初建時期，它也只是一座三層內繪四續部諸佛的偏殿而已，很可能只是仁欽桑波個人的工作室和禪修室，其規模無法跟益希沃建造的祖拉康相提并論。可能是在人們心目中無法接受這座圣殿如此普通，在種種歷史的機緣巧合之下，它才被逐漸塑造為祖拉康式（或都綱式）的建筑，最終影響到清高宗和雨花閣。

還有一點值得關注，清高宗與三世章嘉關于雨花閣的對話大致發生在哪一年呢？《三世章嘉傳》里并沒有提到準確的年代，傳記中高宗曾有兩次向章嘉國師咨詢西藏佛教發展史，第一次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雍和宮改造為藏傳佛教寺院和佛學院工程施工當年；另一次就是雨花閣的興建之前。[18]綜合所有的檔案資料，乾隆十三年，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已經開始為雨花閣制作各種供品，保守推測，雨花閣的施工至少在乾隆十三年之前。那么，第二次對話就應當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初之間。

由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高宗的四十萬壽，此次建設緣起也不能排除有一部分是為自己祝壽的私人目的而發起的，“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安養道場”的御筆橫條似乎也佐證了這一猜測。

一次君臣對話將西藏西部一座古老的金殿佛堂的歷史記憶嫁接在一座宮廷式的金頂樓閣中，同時，也將相隔萬里的清代中央王朝宮廷與青藏高原最西端的古格王朝連接起來。站在它面前，無法避開的是撲面而來的時空穿越感。（故宮博物院文華學者計劃得到香港賽馬會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獨家捐助，在此特別鳴謝！）

參考文獻

[1] [明]劉若愚《明宮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17、53頁。

[2]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八八六。

[3] 中正殿火場檔案《中正殿經目錄檔案、燈檔》，乾隆二十七年前立檔，記事至乾隆四十六年。

[4] 圖官·卻吉尼瑪《章嘉國師若白多吉傳》（藏文版），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55頁。

[5] 中正殿火場檔案《香云亭雨華閣現供佛軸像供器總檔》，乾隆十三年八月立。

[6] 羅文華《清代中正殿的陳設思想及其宗教職能考》，載中國紫禁城學會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五輯，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873頁。

[7] 釋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蘇廣陵金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94頁。

[8] 希瓦沃的事跡不詳，參見：Samten Gyaltsen Karmay,“An Open Letter by Pho-brang Zhi-ba-'od to the Buddhists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Vol. 5, No. 3 (Autumn 1980), pp.3-28.《王統日月寶串》（古格班智達·扎巴堅贊著，巴爾卡·阿貴譯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80～181頁）中有希瓦沃的事跡，可惜文本殘缺，出家后的事跡多缺失。

[9] 以上資料出處見：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出版社，1987年，第29～32

[10]［英］桑木丹/噶爾美著，米松譯《贊普天神之子達磨及其后裔之王統世系述略》，王堯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五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5頁；Roberto Vitali, 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according to Mgna?-ris rgyal rabs by Gu-ge Mkhan-chen Ngag-dbang-grags pa, India: Dharamsala, 1996. pp. pp.14-15, 29, 31, 33, 38,97.

[11] 管·宣奴貝著，王啟龍、還克加譯，王啟龍校注《青史》（足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32～233頁。

[12] Ngor chen dkon mchog lhun grub (1497-1557)和Sangs rgyas phun tshogs (1649-1705), Ngor chos 'byung（Dam pa'i chos kyi byung tshul legs par bshad pa bstan pa rgya mtshor 'jug pa'i gru chen shes bya ba rtsom 'phro kha skong bcas），1705年德格印經院木刻本。

[13] 'Brug pa padma dkar po（1527-1592）, 'Brug pa'i chos 'byung (Chos 'byung bstan pa'i padma rgyas pa'i nyin byed)，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3年。

[14] Roberto Vitali, Records of Tho. Ling: a literary and vis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 monastery in Gu-ge, Dharamshala: High Asian, 1999. p. 29.

[15] 張長虹《大譯師仁欽桑波傳記譯注》，《中國藏學》2014年第1期（下），第38～40頁。

[16] 彭措朗杰《托林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1年，第29頁。

[17] 中正殿火場檔案《（前殘）佛塔數珠底檔》，乾隆八年立。

[18]《活計檔》第16冊，頁205，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五日，記事錄；陳慶英《章嘉若必多吉年譜》，載于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編《藏學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70頁；《軍機處錄副》，“奏呈覽西藏各大寺廟建筑及其供奉佛尊圖畫片”（滿文），檔案號03-0173-0972-001.3。

[19] 圖官·卻吉尼瑪《章嘉國師若白多吉傳》（藏文版），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55頁；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著，陳慶英、烏力吉譯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2～94頁

羅文華 江西人，198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系，現任職故宮博物院宮廷部，受聘為故宮博物院二級研究館員，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長。 主要致力于藏傳佛教文物的鑒定與研究、藏傳佛教藝術史、清朝皇家的藏傳佛教信仰文化與漢藏文化交流；自2005年開始，長期在藏傳佛教文化區作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田野調查，足跡遍及西藏、青海、甘肅、云南、四川甘孜與阿壩地區、內蒙古、尼泊爾等廣大地區，研究范圍涉及藏傳佛教寺廟建筑、壁畫、寺藏文物等。共發表論文110余篇，出版著作14部。 作為獨立策展人先后舉辦了《佛陀之光：故宮博物院與止觀美術館佛教造像展》、《梵天東土 并蒂蓮花：公元400-700年印度與中國佛教雕塑藝術展》、《須彌福壽：當扎什倫布寺遇上紫禁城》、《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譬若香山：犍陀羅藝術展》等大型展覽。

來源：羅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