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吧讀書，是裝腔作勢嗎？丨文化周報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張釗涵 記者 李欣媛
界面新聞編輯 | 李欣媛

“文化周報”繼續向你匯總呈現最近國內外文藝圈、出版界、書店業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日，我們關注公共場合閱讀被指裝腔作勢，閱讀或失去道德位置，白宮官網上線媒體“恥辱堂”，Spotify年終盤點顯示本土內容遭算法排斥，澳大利亞尋求政策干預提高本土音樂競爭力。

酒吧里的“讀書表演”，是在消費知識，還是消費自己？

一個男人走進酒吧，在吧臺前坐下，點一杯酒，從帆布包里取出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無盡的玩笑》，然后埋頭閱讀。在TikTok和Instagram上，這種在公共場合閱讀的行為被稱為“表演型閱讀”：把書當作配飾，隨身攜帶大部頭作品，用以吸引潛在的約會對象。當其他人都戴著降噪耳機刷新社交媒體時，表演型閱讀似乎提供了某種智識上的優越感。

這種指認方式多少顯得武斷，但社交媒體期望將任何情緒放大，“表演型閱讀”已經扎根于大眾想象之中。在美國語境下，特朗普的競選宣言（我愛那些讀書不多的人?。┥踔翞檫@種指認方式提供了政治正義：堅持閱讀很難，但指責這種行為是裝腔作勢總歸容易得多。然而，僅僅十年前，約翰·沃特斯的名言“如果你跟某人回家，發現他家里沒有書，就別和他上床”還被印在帆布包上。

文化規范固然是一種匿名的現實，但它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新語詞是診療新生的文化現象，還是照亮了早已存在的事實？

話題詞#BookTok頁面截圖

社交媒體上對閱讀的符號化始于2021年，當時名人組織的讀書會迎來井噴，而TikTok上致力于推廣與討論流行小說的“BookTok”也把書籍變成了一種“配飾”。雜志《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莎拉·馬納維斯（Sarah Manavis）曾寫道，BookTok “本質上就是表演性的”，那些“潮書”之所以爆紅，并非因為文本的質量，而是它們象征著一種“愈發時髦的、偽知識分子式的審美”。作為某種姿態性的反撥，閱讀大部頭自然攜帶著更多的智識資源。放回中文語境，伍迪·艾倫、“高智感”和“知識分子穿搭”的搜索量暴漲也就不難理解了。

閱讀這一行為的審美化，只是商品化進程中的最后一塊拼圖，在經濟意義上并無任何特殊性。文化左派和保守主義者一度聯合起來批判新技術的侵擾，在雷蒙·威廉斯的巨著《文化與社會》中，他將“文化”作為最高上訴法庭而批評文化的商品化、庸俗化以及對人們集體生活方式的敗壞。

新媒體的整合功能將舊媒介推向墓碑，攝影、音樂和電影紛紛坍縮為圖標。直到今天，閱讀仍然是社交媒體唯一無法復制的文化形式，紙張的厚重感是無法模擬的。然而，據《衛報》統計，近五年世界范圍內的紙質書銷量不降反增，英國圖書館的人流量也逐年增長，這對文化唯物主義者而言無疑是嚴重的打擊。

即便在個體主義盛行的主流社會中，對真實的迷戀和苛求也迫使人們不斷審視自身，在場感需要持續不斷的設計?！懊赖滦盘枴保╲irtue signalling）在2010年代中期變得備受厭惡，用簡單的文字進行政治聲援越來越被視為一種姿態，真誠的表達反而被視為別有所圖——這是消費邏輯的副產品，所有不諷刺、不解構的內容都被指認為表演，與此一同發生的，是美國公民識字率的下降、高等教育對人文學科的削減和人工智能對時間的侵占，老生常談的批判性思維和媒介素養問題似乎已經無法喚起公眾的警惕。

至于前文提到的《無盡的玩笑》，或許是當下最適配“表演型閱讀”的文本，作者在其中描繪了一個政治動蕩、企業割據、自然環境瀕臨崩潰的反烏托邦世界，而小說中的人物幾乎對此毫無察覺，他們通過酒精、高強度健身和過度的媒體消費逃避真實世界，這不啻為一種共享的孤獨。2003年的一次采訪中，華萊士說“閱讀需要一個人獨自坐在安靜的房間里，我有些很聰明的朋友不喜歡閱讀，只是因為恐懼孤獨?！倍ヂ摼W恰恰最擅長驅散這種恐懼——不斷劃動屏幕，即便不能消解孤獨，也足夠以拖代變，盡量延后。他擔心在一個充斥著強感官刺激的時代，閱讀將會失去自身的道德價值。一個并不遙遠的問題是：如果在公共場合閱讀會遭人嘲笑，我們需要回家鎖上房門偷偷讀書嗎？

白宮官網上線媒體“恥辱堂”

“誤導的，有偏見的，原形畢露的”(Misleading.Biased.Exposed)，這是美國白宮官網頁面頂端的一則標語，該網站于上周晚些時候發布了兩個模塊：“本周媒體違規者”（Media Offender of the Week）和“違規者恥辱堂”（Offender Hall of Shame）。訪問者可以使用頁面底部的數據庫進行報道搜索，撰文的記者姓名也被不加保護地收入其中。被公示的報道主題涵蓋特朗普的政策倡議、移民執法行動和關稅政策，每篇報道都被標注了諸如“謊言”“左翼瘋狂”“瀆職”“斷章取義”的標簽。

白宮媒體頁面截圖

目前，該網站列出了近二十家媒體，以及超過50名記者和電視評論員。本周的“媒體違規者”是《華盛頓郵報》，“恥辱堂”則加入了CBS、CNN和MSNBC三家媒體。此外，《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被列入存在偏見或錯誤信息的長名單。值得一提的是，福克斯新聞也一度被列入其中，而后其發布聲明稱一位受指控的記者被誤認為其工作人員，白宮網站立即將其撤出了名單。即便存在自導自演的質疑，特朗普本人至少希望表現出自己對紅藍兩派媒體一視同仁的強硬態度。

被頻繁點名的《華盛頓郵報》其中一篇文章寫道，美國海岸警衛隊將停止將納粹符號（卐）和絞索歸類為仇恨符號。這一行動在報道發表后被海岸警衛隊迅速撤回，有媒體在后續報道中迅速確認了這一反轉。面對美國政府的指責，該報引用了一位內部發言人的話：“《華盛頓郵報》為其準確而嚴謹的新聞工作感到自豪?！?/p>

“媒體恥辱堂”的推出，只是特朗普對媒體孜孜不倦攻擊中的最新一環。在本任期內，白宮已多次將一些美國主要新聞機構稱為“人民公敵”。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Karoline Leavitt）在周一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個新的媒體偏見網站是對白宮所稱的“假新聞”“對會議的不準確描述”以及“基于匿名消息源的報道”的回應?！斑@呼應了我們第一天起做出的承諾：讓媒體承擔責任。”有業內人士對此表示擔憂，認為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可能對媒體報道產生寒蟬效應，并危及記者的安全。

不僅如此，特朗普還加大力度對女記者進行個人攻擊。月初，在空軍一號的一次沖突中，特朗普稱彭博新聞的一位記者是“piggy”（“豬玀”），因為這位記者就愛潑斯坦案對他發起了提問。上周，一則Truth Social的帖文中，特朗普稱《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是“三流記者，表里如一的丑陋”，此前她撰寫的一篇文章暗示了這位80多歲的總統缺乏精力。新聞自由基金會（Freedom of the Press Foundation）主管塞思·斯特恩（Seth Stern）表示，特朗普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他并不真正在乎媒體偏見，而是記恨記者沒有恭維他，也沒有復述他的謊言，“總統自封為媒體的仲裁者，這本身就足夠荒唐”。

美國職業記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于本周一呼吁政府撤下該網頁，并“為政府官員與記者之間的交鋒降溫”。

Spotify發布年終盤點，澳洲尋求政策干預提高本土音樂競爭力

“音樂流媒體服務的算法正在扼殺澳大利亞本土的音樂產業?！盨potify前首席經濟學家威爾·佩奇（Will Page）撰寫的報告顯示，從2021年到2024年，澳大利亞境內的本土藝人播放量下降了20%。與此同時，盡管澳大利亞音樂的總體收入上漲了 25%，但分配給本土藝人的份額卻減少了30%。在最新發布的Spotify2025年終盤點中，澳大利亞用戶最常聽的歌手是：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德雷克（Drake）、摩根·沃倫（Morgan Wallen）、威肯（The Weeknd）和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佩奇稱，流媒體服務的算法也許能識別語言，但它們忽略了地域因素，這意味著本土音樂通常不會被推薦給澳大利亞聽眾。

澳大利亞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為報告作序，他認為機會比人才更加稀缺，然而在算法取代DJ的流媒體時代，本土的文化聲音正面臨被淹沒的風險?！罢缥覀兺顿Y科技、能源和國防一樣，我們也必須制定政策、投資文化。因為身份認同是信心的基礎。”

報告封面（圖源：Australia Institute官網）

歷史學家杰弗里·布萊內（Geoffrey Blainey）曾提出，澳大利亞深受“距離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所苦，國家發展長期受制于與世界權力中心的遙遠距離，海運時代高成本的航程限制了移民和貿易，因此成為世界邊陲。然而，在廣播和唱片時代，足夠遠的距離反而提供了天然的文化保護政策，澳大利亞一度擁有非常健康的廣播網絡，澳大利亞公共廣播公司（ABC）設立了青年音樂電臺Triple J，為全國范圍的音樂創作提供支持，超過450家社區廣播電臺為原住民音樂和區域文化保留了足夠的空間。然而，流媒體和算法則打破了這層緩沖，讓澳洲音樂直接暴露在全球競爭之中。

澳大利亞今日面臨的危機，加拿大早在半世紀前就已經開始尋求解法。1971年，加拿大開始施行“加拿大內容”（Canada Content，簡稱CanCon）政策，要求廣播電臺和電視廣播機構必須制播一定比例的加拿大本土內容。衡量標準即MAPL制度，包含音樂（Music）、演唱者（Artist）、錄音（Production）、歌詞（Lyrics），滿足其中兩條即可視為加拿大內容，這種制度保護使加拿大在九十年代一度成為全球音樂產業第六大市場。

由于YouTube和Spotify不受CRTC（加拿大廣播電視與電信委員會）規制，2023年加拿大對原有的廣播法進行修訂，形成《在線流媒體法》，CRTC要求在加拿大年收入超過一定門檻的在線流媒體，拿出約5%的本地收入，投入支持加拿大內容的各類基金（包括原住民內容、法語內容、獨立新聞等），這一政策被平臺視為變相征稅。更加引起爭議的是，CRTC要求提高加拿大本土內容的算法權重，獲取更高的“可見性”。加拿大民眾擔心，CRTC作為非民選監管機構，擁有過于寬泛的裁量權，言論自由或將受到威脅。政策支持者則稱，平臺瓜分了廣告和訂閱收入，因此也應當承擔文化義務。

加拿大帶給澳大利亞的啟示或許是，寄希望于算法本身是無助于在地文化的。在Spotify上，澳大利亞聽眾的年度關鍵詞是流行（pop）和情色（smut），這本身就是一種警醒：在內生的文化無法得到表達時，享樂主義的價值往往會以普世的面目出現。對處于文化守勢的國家和地區而言，文化保護主義與審查制度的界限，仍然是需要摸索的問題。

參考資料：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lede/performative-readi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5/jun/30/performative-reading-public-tiktok

https://www.whitehouse.gov/mediabias/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nov/29/white-house-media-website-trump

https://www.wsj.com/politics/policy/new-white-house-website-takes-aim-at-journalists-and-news-outlets-1b97e59f

https://australiainstitute.org.au/post/drowned-out-in-the-stream-australian-music-is-in-trouble-and-needs-investment-new-report/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25/dec/04/spotify-wrapped-2025-most-streamed-australia-taylor-swift-wiggles-kid-lar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