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與私情——郁達夫最后的時光

今年是郁達夫逝世80周年。關于其生平和文學創作的新史料，近年來寥寥，指涉其死因的可信證據或證言，更是幾十年無所發掘了。因不能定論，所以郁達夫在最后的歲月里種種行動和情態，總有紛紜，但大多以胡愈之的回憶文章和鈴木正夫的考證為基礎。以史學觀點來看，回憶和口述記錄終歸不是直接史料，連證言都要隱去姓名的所謂考證則近乎荒唐，于是懸案依舊還是懸案。雖無新證，但聚合已有材料，橫向對比推敲，總能梳理一些事實、澄清一些說法的，故有此文。

一

1941年12月5日，在新加坡舉行的一場報界人士宴會中，郁達夫已有醉意，仍在不停地向人勸酒，神情輕松而愉快。然而與會者的心情多是低落的，日本南進的傳聞已滿城風雨，今日出席宴會的英國情報官員（原文為遠東情報部長，此職務不確）斯考特也在席間宣布，戰端可能就在這個星期開啟。毫無征兆地，郁達夫手里的酒杯掉落在地上，《總匯報》的總編胡邁頓時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覺戰爭爆發就是這兩天的事，便悄悄告訴了郁達夫，想聽聽他的看法。郁達夫坦然應之：“讓我借孟子的一句話來回答你，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的是日本的南進，減輕了對中國的壓力，但懼怕的是英國當局既無開戰的決心，又無準備。”

這幾句席間閑談對于局勢的判斷，竟比郁達夫在抗戰期間筆耕不輟的諸多政論文章更為精到。日本為掠奪能源擴大侵略范圍，使得中國獲得了更多的國際支持，而奉行“先歐后亞”政策的英國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一再潰敗，將大半個東南亞拱手送出。兵燹在即，滿座皆憂心于個人的前途命運，達夫的表現卻像個另類——他竟有所喜，喜的是“減輕了對中國的壓力”，非以國家為己任者，怎可能有此心懷？

郁達夫（右二）等人向李宗仁（左三）獻旗

眾所周知，抗戰時期郁達夫的文化氣質已與其青年時代所謂“頹廢派文人”的標簽化形象相去甚遠，其視野從自我轉向大眾，從精神世界轉向嚴峻時勢，倡導大眾的、寫實的、抗日的文學，肯定文藝對政治的積極作用。杭州、富陽淪陷后，郁達夫接受政治部第三廳的工作安排，于臺兒莊及浙東兩度勞軍，至1938年10月武漢保衛戰結束，頓生霧失樓臺之感。此時與王映霞的情變也已無可挽回，郁達夫嘲之曰“一飯論交竟自媒”，恰逢新加坡《星洲日報》發來邀約，他便負氣南下，“匆促買舟，偷渡廈門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檳嶼，間關幾萬里，閱時五十日”，未想到此行竟成了與祖國的訣別。

時至今日，仍有觀點將郁達夫遠赴新加坡的原因歸結為政治因素的作用，包括郁風的回憶文章，稱其“一面目睹群眾和士兵英勇抗敵而深受感動，另一面又在與上層接觸中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因而“走上另一條抗敵路線”，這是明顯不合情理的。若是為了抗日，即使郁達夫不愿去重慶或留在福州，也還有廣闊的大后方或者延安可以棲身，大可不必離開國內主戰場去海外“探索新戰線”。從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皆可知，與王映霞感情破裂對郁達夫影響很大，以至于寫下《毀家詩紀》公之于眾，甚至還將別人寫給王映霞的情書“印了一套像明信片般的珂羅版印成的東西，遇著交好就送”（高拜石語），怨恨至深而行事荒唐，可見情變才是他去國離鄉的主因。王映霞在回憶里也提到郁達夫選擇新加坡的原因：“這里是一個新的所在，你沒有什么人認識，我要和你在這里終老。”初抵新加坡時郁達夫作《抵星洲感賦》，末兩句更是明明白白表示了自己的想法，“寧辜宋里東鄰意，忍棄吳王舊苑花”“不欲金盆收覆水，為誰憔悴客天涯”——要不是為了維持這段感情，誰愿意飄零至此呢？

郁達夫在福州任職期間的檔案

關于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的抗日斗爭，胡愈之的記述、陳嘉庚《南僑回憶錄》、溫梓川《郁達夫別傳》皆可對比參考。除在《星洲日報》、《華僑周報》擔任編輯并撰寫文章外，他還擔任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戰時干部訓練班主任，參與了華僑籌賑會的募款，負責收聽日方宣傳廣播，并選擇其重要部分翻譯成英文情報。1941年12月底華僑動員委員會成立，郁達夫任執行委員兼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但由于日軍攻勢進展極快，英軍于1942年1月底便放棄了整個馬來半島，郁達夫與其他18位文化界人士在2月4日離開，經巴東等地輾轉，直到5月初才在武吉丁宜（Bukit Tinggi）附近的巴爺公務（Pajakumbuh）安頓下來。

為隱蔽身份，郁達夫在蘇門答臘期間化名趙廉，并與當地華僑集資開辦了一家“趙豫記酒廠”以維持生活。因不慎暴露自己精通日語，達夫又被武吉丁宜憲兵隊征去擔任翻譯，借此便利暗中幫助和營救印尼民眾和華僑，并獲悉了日軍許多機密和行徑，這也為他悲劇的結局埋下了伏筆。胡愈之所著《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于1946年由香港咫園書店發行單行本，后由本人審訂發表于《新文學史料》1978年創刊號上，是記錄郁達夫此間經歷最早、最權威的版本，不過仍有些細節和推論值得商榷。

二

在新加坡時，郁達夫曾與華語播音員李筱英相處了些時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勞燕分飛，李筱英隨英方情報人員撤至印尼爪哇島，達夫曾作《亂離雜詩》第七首追憶這段感情。有人憑詩中“酒能損肺休多飲”一句，認為郁達夫接受了情人的勸誡，去巴東后不再飲酒；還有人認為他為了與日軍周旋，需保持冷靜頭腦，為避免酒后誤事而徹底戒去，似有幾分道理，但絕非如此。如果說酒后失言可能會惹出事端，那么身為酒廠經營者卻滴酒不沾，豈不更容易引起懷疑？郁達夫或許控制了酒癮和酒量，但肯定還是飲酒的。與陳蓮有洞房花燭之夜，他不但喝了酒，還一口氣寫下四首七律來紀念；1945年除夕，郁達夫寫下遺囑之際，難免又喝了些屠蘇。鈴木正夫調查郁達夫死因時采訪了一些日本人，多談及郁達夫的酒廠和與其吃飯喝酒的過往，如原東京電力株式會社社員池內秀夫所述：

趙桑那樣子也許是有意裝出來的，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樣，每天早上起來就要喝酒，因而紅著臉，一口一個池內桑，總是雜七雜八找些話講。有時候在酒席上，他會說，我是由岡山第六高校考入東大的，但搞不清是真是假，無法相信。

若以詩取證，達夫1942年4月作《去卜干峇魯贈陳金紹》詩云“若問樽前惆悵事，故鄉猿鶴動人愁”；1944年和胡邁詩云“歡聯白社居千日，淚灑新亭酒一杯”，而胡邁來詩亦有“愁中濁酒且添杯”語句；《無題四首》中有一句“酒從雨月莊中貰”，顯然是以司馬相如事比擬自身狀況，自家開辦了酒廠，能忍住不賒些來喝，實在不像郁達夫的作風。昔年嘉興金石家陳澹如游杭州時，郁達夫取一塊艾綠石章請他篆“座上客常滿”五字，陳笑道，不如刻“樽中酒不空”。達夫知其有諷意，后寫信自道苦衷：“冠蓋中雖少肝膽，但藉此自溷，亦莊生曳尾涂中意也。”郁達夫向有醇酒婦人以自戕之態度，流落南洋時國難家愁叢集一身，哀樂中年自傷濩落，總難免要寄情于詩酒，這是他自然的性情所致。

郁達夫在巴爺公務的酒廠

20世紀后半葉的學者們評述郁達夫，多受革命史敘事影響，總是不由自主地將其向抗日志士的方向塑造，這也可能模糊詩人的真實面貌。郁達夫是抗日的，這毋庸諱言，但他畢竟不是中共黨員，不是組織和紀律約束下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他的言行更多出乎于自己的信念、良知和價值觀，帶著很強的隨性和個人色彩，用當時話語講，是有一些“小資產階級習性和軟弱性”的。因此在稽諸史料和前人所論時，尤應掂量這種美化的傾向，更注重合乎邏輯和情理的推斷。

例如郁達夫再娶一節，就有值得商榷之處。胡愈之文簡要交代了始末，認為郁達夫為了使日本人不致疑心而娶妻，隨意選擇了當地一位年輕的娘惹，既不漂亮也沒有智識，完全是個掩護。后來人普遍采信此說，如王自立所編簡譜稱，郁達夫結婚是“為避免日軍猜疑和便于掩護”。（《郁達夫研究資料》，1984年版）這種看法就是偏重于郁達夫抗日的視角，多少忽略了歷史人物應有的真情實感。郁達夫對陳蓮有的選擇并非隨意為之，他先是了解了對方的家世，抱有同情的心意，婚禮也是輕松愉悅的，有詩為證：

洞房紅燭禮張仙，碧玉風情勝小憐；

惜別文通猶有恨，哀時庾信豈忘年？

催妝何必題中饋，編集還應列外篇；

一自蘇卿羈海上，鸞膠原易續心弦。

玉鏡臺邊笑老奴，何年歸去長西湖；

都因世亂飄鸞鳳，豈為行遲泥鷓鴣。

故國三千來滿子，瓜期二八聘羅敷；

從今好斂風云筆，試寫滕王蛺蝶圖。

贅秦原不為身謀，攪轡猶思定十洲；

誰信風流張敞筆，曾鳴悲憤謝翱樓。

彎弓有待出南虎，拔劍寧它慚上勾？

何日西施隨范蠡，五湖煙水洗恩仇。

老去看花意尚勤，巴東景物似湖濆；

酒從雨月莊中貰，香愛觀音殿里薰。

水調歌頭初按拍，摩訶池上卻逢君；

年年記取清秋節，雙槳臨風接紫云。

盡管有“惜別文通猶有恨”的失意，也有“碧玉風情勝小憐”的快意，“好斂風云筆，試寫蛺蝶圖”等句更是表達了從此外息紛擾、內安家室的態度。既然巴東景物似西湖，那么哪里不能看花呢？詩人的情緒是復雜的，去國懷鄉的哀愁雖未散去，但也試圖追尋此心安處即吾鄉的境界?；槎Y次日朋友來道賀時，郁達夫毫不諱言床笫之私：“想不到她還是處女?！庇中Φ溃骸盀榱耸翘幣?，詩中‘瓜期二八’之下應改為‘破羅敷’了。”情態雖是玩世，卻也饒有興致，至少并不排斥這位新婦。

放到今日，郁達夫必有不尊重女性之嫌，他先是將妻子的名字改為何麗有，戲謔曰“何麗之有”，平日里又叫她“婆陶”（bodoh），馬來語“傻瓜”的意思，許多人據此認為這個女子在他心中無足輕重。需知親密男女間稱呼多有此舉，更何況郁達夫就有這個習慣。郁風曾回憶她讀大學后和三叔見面，郁達夫就愛和她開玩笑，除了說要給她找個好婆家外，還用家鄉富陽話喊她“木都”，亦是傻瓜的意思。

陳蓮有懷抱著郁大雅

據郁達夫與陳蓮有之女郁美蘭的記述，郁達夫對其母親體貼照顧，尤其是她懷有身孕時，郁達夫總是悉心攙扶，這對從小受苦又缺乏家庭溫暖的陳蓮有印象深刻。她不滿之事只有兩件，一是家中常有人造訪，包括達夫的女性朋友，說的東西她也不懂；二是這個“都岡八雜”（馬來語，書呆子）的藏書太多，無處收納令她心煩。達夫失蹤后，許多人都提到陳蓮有多方打聽丈夫下落的情狀，也從側面反映夫妻感情甚篤。若說這些都不足為憑，那么郁達夫的遺書則真切體現了他心之所系。其財產可分兩部分，國內財產歸國內三子，但“經此大亂，殊不知其存否”；在蘇島的一切，“統計目前現金約存二萬余盾；家中財產約值三萬余盾；丹戒寶地方住宅草舍一所，地一方，長約一百二十五米達，寬二十五米達，共一萬四千余盾；凡此等產業及現款金銀器皿等，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雅與其弟或妹（尚未所生）分掌”。感情是相處出來的，即使郁達夫的第三次婚姻一開始視同兒戲，經過數年相依后，陳蓮有已成為他最為親密的托付。

三

1945年8月29日晚間，郁達夫正在家中與熟人聊天打麻將，被一個二三十歲的本地青年叫出門談事，穿著睡衣和木屐就走了，從此不知所終。至于此后發生了什么，胡愈之文稱附近一家咖啡館的伙計見過兩人，似是青年托郁達夫辦事，達夫沒有答應，兩人又再次出門去。再據一位印尼農民稱，咖啡館附近有條小路，當晚九點前后有一小車駛來，車上有兩個日本人，郁達夫和青年就上了這輛車。由于當地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車，胡文認為日本憲兵綁架并殺害了郁達夫，并根據邵宗漢從聯軍總部得來的消息，稱郁達夫于當年9月17日被槍殺，遺骸埋在丹戎革岱（Tanjong Kedah）附近。這一結論歷經數十年旁人的考證和補充，已經漸趨事實真相，惟因遺骸無法找到、棉蘭法庭無相關戰犯審訊記錄而不能確鑿。

日本學者在戰后搜集整理郁達夫資料上出力甚多，1958年伊藤虎丸、稻葉昭二為其編寫年譜稿時，便開始了對郁達夫之死的調研。發表在新加坡日本俱樂部會刊《南十字星》1972年5、6月號上署名“今西健夫”的文章稱，據停戰時武吉丁宜憲兵隊總部的人（暫且稱為A）透露，殺害郁達夫的兇手是武吉丁宜憲兵分隊、負責彭鶴齡鎮的一個特高班隊員，與A同期畢業于東京中野憲兵學校，并且是同鄉。此人有一次向A告白稱：“我遵照上峰長官的意思，干了一件荒唐事。”但A再追問便不多言了。過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A遇到了陳蓮有，后者哭泣著指責他們殺害了她的丈夫，A立刻就想起了兇手的告白。也是在那幾天，A還遇到了兇手和另外一名特高班隊員，當時他們正準備處理一名本地青年，而這青年告訴A，他一直給日本人當密探，如今卻要殺死他。

以上種種，與胡愈之陳述的情況基本合轍，被殺死的本地青年很可能就是當晚將郁達夫叫出家門的那位，兇案的執行者是一名日本憲兵，而他應是奉了上級的要求（并非命令），但郁達夫的死亡時間發生了變化，應在8月29日當晚或次日凌晨。在這篇文章中，今西還提供了一個細節，當時與郁達夫一起籌劃整理農場的有位中國人，據其所稱，在郁達夫離家之前，后來殺害印尼青年的兩名憲兵其中一位，就已經在附近蹲守了。這名憲兵在戰時臭名昭著，經常無故毆打居民，郁達夫大概率是有所聞的，這也證明胡愈之判斷這些憲兵害怕戰后審判時郁達夫提供罪證，是很有可能的。

鈴木正夫后來聲稱，署名“今西健夫”的這篇文章就是自己寫的，但他在調查過程中不斷接觸到新的材料，看法也一直有變化，并列出四種可能性：一是被印尼獨立軍當作親日派殺害；二是由華僑秘密送回國內；三是自行逃亡遭遇不測；四是死于日本憲兵之手。后來鈴木正夫通過蘇門答臘憲兵的《遺族援護會會員名冊》和《遺族援護會發起人名冊》找到一位涉事憲兵的家屬，這位家屬曾無意中得知了當時憲兵班長殺害郁達夫一事：

終戰后不久，在憲兵隊當過翻譯的一個姓趙的有名的中國人，因為他太了解憲兵隊的底細了，所以由我承擔起全部責任，命令手下四個人去把他殺了。當時是開著卡車去的，是XX和后來下落不明的一個把他給扼死的……

兇手是一面在紙上寫著名字一面向家屬解說的，家屬保留了這張紙，鈴木正夫發現上面寫著“支那人趙”和憲兵隊員的名字，進行了復印。鈴木嘗試給兇手打電話和寫信，但對方拒絕與他溝通。1985年9月，鈴木正夫面見了兇手，但對方只是重復了一遍之前的證言，但仍然拒絕透露姓名或在報紙上刊登真相。隨后鈴木赴浙江富陽參加了郁達夫遇難四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在會上公布了自己的研究結論，即郁達夫確系死于某位日本憲兵之手。

郁達夫子女在作家遇難四十周年座談會合影

鈴木正夫的報告引起了廣泛的震動，許多人包括郁達夫的親友、后代都接受了他的調查結論，新華社亦作了日本學者證實郁達夫死因的報道，畢竟這個結論既和既往推斷基本一致，也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情理。但由于鈴木沒有確鑿的實證，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一張紙片和與兇手的談話錄音，且以與兇手有約定為由，多年來一直未公布其真實姓名，因此也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浙江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羅以民就認為，宣布結論必須出示證據，鈴木正夫一直用“D”來指代兇手，此人的姓名、舊部番號、聯系方式和住址都不敢暴露，就有虛構的可能性。更為可疑的是，鈴木正夫在回應中稱再次聯系到了已95歲高齡的兇手，他的采訪陳詞又發生了重要的改變：

鈴木：執行犯是誰？

兇手：是我向四位部下和一位印度尼西亞的士兵候補下的命令。執行絞殺任務的（不是日本憲兵XX）是與趙廉基本上沒有直接關系的、稍微有點輕率的男子。

至此，鈴木正夫的調查結論已經偏離了既往普遍的看法，從日本軍方的暴行成了受脅迫的印尼本地青年的輕率之舉，中國學者并非不愿相信事件的偶然性和荒謬之處，但不可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接受。即使兇手愿意面對公眾進行說明，也有接受質詢的義務，更何況他無法露面，所有的信源都出自鈴木正夫一人呢？

關于郁達夫死因的其他推測，如印尼獨立軍殺害之說、自行逃離意外死亡之說一無實據、二不合情理，都可以排除，甚至還有王任叔（巴人）出賣說、戴笠情殺說等，更是無稽之談?，F在的問題在于，郁達夫被害究竟來自于日軍哪個層級的授意，背后的動機可能因此不同。如果接受鈴木正夫的說法，就只能追溯到憲兵班長這個級別，那么日軍的動機就是掩蓋巴爺公務當地憲兵的暴行，郁達夫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曾擔任憲兵隊的翻譯，而和他過往的抗日行動、言論關系不大。這也能從相關記述中得到印證，郁達夫在與日軍憲兵聊天后得知了一些消息，“驚訝的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為何憲兵告訴他這些秘密和讓人害怕的事”，這些事很可能就是他們的暴行。日軍占領印尼后，征收了大量苦工苦力修建軍事工程，如武吉丁宜至今還保存著“日本洞”，洞內長度數公里，通往城市各處，工程量十分浩大。洞內設有“屠宰處”，這些苦工每天挖掘十多個小時，勞累致病者就在洞里被殺害并肢解拋尸到外面的河流里，郁達夫或許就是因為了解此類暴行而遭殺害的。

武吉丁宜的日本洞

但鑒于鈴木正夫一直無法固定其證據鏈，就無法排除另一種可能——殺害郁達夫的指令來自更高層，可能牽涉到棉蘭的日軍憲兵司令部甚至國內本部。日軍在1944年知道“趙廉”的真實身份后，郁達夫立刻就陷入危局之中，因為日方早已開始了對他的調查，而情報收集和報告本就是憲兵的分內工作。有文章就提到，與郁達夫一起開辦肥皂廠的張楚琨就接收到內幕消息，憲兵隊曾將趙廉身份事報知東京，并得到“嚴密監視，一網打盡”的回電。近年有學者對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現藏郁達夫史料進行了考釋，這四份史料的形成皆緣起于對郁達夫的調查和監視，結論都作出了其“左傾”“左翼作家”的身份認定。其中一份關于郁達夫在全面抗戰爆發前訪日的記錄如下：

前幾天有日本友人問我：“現在中國的文學完全是排日抗日的文學吧？”我回答說：“文人若有那種狹隘的思想，便不能成為文人了，中國文學不一定抗日。假若美國侵略我們，我們就要排美，英國侵略我們，我們就要排英，哪一個國家侵略我們，我們就要排斥哪一個國家?！边@種回答，他們相信與否不得而知，也許是似信不信的罷？（郁達夫演講原文）

“郁達夫在中華留日學生講座中發表的反日演講”要旨：本月2日下午16時至17時30分，神田日華學會在神田日華學會樓上舉辦了中國留學生學術演講，與會者近500人。席間，由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邀請訪日的中國左翼作家郁達夫發表了反日煽動言論——“中國今日文學即是抗日排日文學，只要不是賣國賊所有中國國民都應反抗日本”，目前正在嚴密監視其言行。（日方檔案譯文）

可以看出，日方調查人員為了強調郁達夫言行的危險性和煽動力，不惜以偏概全，扭曲其演講表達的原意。日軍在戰時是極其重視輿論戰、宣傳戰的，亦有誘導職業作家參加“筆部隊”進行美化侵略書寫的做法，對于敵對陣營中有著郁達夫這樣的一流作家，不可能不重視。日本戰敗之際，郁達夫難以壓抑內心的興奮，不加遮掩地籌劃華僑慶祝勝利、迎接聯軍的活動，無視日軍尚且控制著印尼的現狀，如何不引起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的日軍注意？此時王任叔等人又有信來，要郁達夫查辦九二〇事件被難的同志在武吉丁宜的下落，這封電報很可能也落入日軍手中，促使他們下定除去郁達夫的決心。從這個視角加以考量，殺害郁達夫就不太可能是幾個低級軍士所為，應是更高級別的日軍機構為戰后審判逃脫罪責而進行的組織性決策。

名古屋大學郁達夫紀念碑銘文

結語

1947年，在為郁達夫申請褒揚令時，富陽縣參議會對其死因作如下陳述：“蓋敵寇以達夫先生為中國有名文學家，久居南洋，目擊獸行，深懼以文字宣揚其罪證，則在目前難逃國際之罪刑，在將來又恐遺臭于千古，遂以一擊隕我文星，其居心之險惡、手段之毒辣，言之殊為痛心?！钡捎趪裾J為調查不足、事實不明，最終未能頒發。直到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英魂方得撫慰。

郁達夫在殘稿中寫道，小船在茫茫的夜里航向蒼茫，逃難中的景致總是最美的（人情和酒亦然），真正的詩人總是面對著死神寫詩，終極的美總帶著血的色澤，和死的荒頹。一語成讖，他最后的歲月恰如一只江海寄余生的小舟，后人只能遙望著消逝在水天線的大致位置，而不知其所終。

郁達夫的形象，并非只有文學才子和抗日志士兩面。他是“中國的盧騷”，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零余者”，是隕落星辰中最亮的那一顆。在當時的文人中，郁達夫是最天真的，卻要經歷最顛沛的離難；他是最純潔的，卻因公開的放浪行徑而飽受爭議；他是最富有正義感和熱情的，偏偏要苦熬著與敵寇為伍終日周旋，其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的傳奇生涯和獨特性情，造就了一個極豐滿多面的形象，后世研究者應注重復魅其個人特質，平衡意識形態化的解讀。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郁達夫，他自謂“I'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李初梨形容他是“模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白薇的評價則最為簡明——他是一個好人。筆者最為推崇的是沈從文的看法——

人人皆覺得郁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為人人皆可以從他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

參考資料

1、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1期

2、 王潤華：《中日人士所見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流亡生活》，《中西文學關系研究》，臺北東大圖書1978年版

3、 鈴木正夫著，李振聲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

4、 鈴木正夫：《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原住蘇門答臘日本人的證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第1輯

5、 鈴木正夫：《駁斥〈天涯孤舟——郁達夫傳〉的作者》，《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6、 小田岳夫、稻葉昭二著，李平等譯：《郁達夫傳記兩種》，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7、 王映霞：《我與郁達夫》，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8、 詹亞園箋注：《郁達夫詩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9、 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 羅以民：《天涯孤舟——郁達夫傳》，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11、 孫百剛：《郁達夫外傳》，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

12、 蔣增福：《郁達夫家族女性》，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13、 郁風：《一個真正的文人——三叔達夫》，《我的家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14、 劉保昌：《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最后日子》，《名人傳記》2012年第12期

15、 黃成湘、鄧文肸：《日本館藏郁達夫史料輯釋》，《郭沫若學刊》，2024年第4期

16、 高拜石：《啼笑因緣——“趙廉”與何麗有》，《新編古春風樓瑣記》第2輯，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17、 曾祥金、溫馨：《郁達夫的“褒揚令”》，《文史天地》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