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認為京劇是守舊派的文化符號，被用來宣揚封建禮教

筆者在《戲曲“薛平貴與王寶釧”中的薛平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渣男”》說“薛平貴坐享齊人之福，卻沒有任何道德上的負擔和心理上的掙扎，這完全符合封建男權社會中男性對‘功成名就、三妻四妾’的幻想，但在現代視角下，這是極度自私和不負責任的體現”。

其實，類似這樣的封建糟粕，在京劇中觸目皆是。

當年，魯迅先生對京劇就是持批評、批判甚至否定態度的，對萬人推崇的京劇大師梅蘭芳頗多微詞。有關言論主要體現在《社戲》、《論照相之類》、《拿來主義》、《略論梅蘭芳及其它(上、下)》中，對梅蘭芳毫不客氣的批評和挖苦，致使兩人老死不相往來。

魯迅在《社戲》中寫自己看京劇的切身體驗：

“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次中國戲……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冬冬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著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得毛骨悚然地走出了?！?/strong>

“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我買了一張票……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p>

魯迅用“冬冬喤喤”“紅的綠的閃爍”等感官描寫，傳達對京劇程式化、臉譜化的不適；以“私刑拷打的刑具”喻指京劇的壓迫感，暗示其與封建秩序的關聯。

在《論照相之類》中，魯迅對梅蘭芳為代表的男旦藝術給予毫不留情地批判：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異性大抵相愛。太監只能使別人放心，絕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么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貴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里，掛在國民的心中?！?/p>

筆鋒如刀。

在《略論梅蘭芳及其它》中，魯迅從美學角度對梅蘭芳進行評價： “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他未經士大夫幫忙的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骯臟，但是潑辣，有生氣。待到化為‘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薄八麄儗⑺麖乃妆娭刑岢?，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梅蘭芳的游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

魯迅批判京劇男旦文化背后的性別異化，認為其是“封建倫理的審美投射”。魯迅特別反對“男唱女角”的表演形式，同樣在《論照相之類》中，魯迅說道：“我在先只讀過《紅樓夢》， 沒有看見‘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時候，是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為她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現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個麻姑?！溲劬妥齑剑w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

除了這篇文章以外，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略論梅蘭芳及其他》等文章中，也毫不掩飾對梅蘭芳塑造的黛玉舞臺形象的強烈反感，他認為男人扮演女人是不自然的，因而也是不美的。

按照魯迅藝術“改造國民性”的理想，反感“男人扮女人”并從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旨在抨擊傳統文化造就的某種太監化的病態人格，實在是太自然不過了。

估計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京劇取消了男旦（當然現在又恢復了），與魯迅這一批判有直接關系

魯迅對京劇的批評，核心可概括為三點：

批判程式化的“非真實”：他認為京劇的程式化（如臉譜、唱腔、動作的固定模式）是對現實的脫離與“虛假化”，曾直言“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于劇場，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遠遠的看起來，也自有他的風致”，暗指其藝術形式更偏向儀式化的“炫技”，而非對生活的真實反映，無法反映社會矛盾，與啟蒙目標相悖。京劇的“臉譜化”（如紅臉忠義、白臉奸邪）強化二元對立思維，“用固定模式塑造人物，扼殺觀眾的獨立思考”。

反對京劇的“士大夫雅化”：魯迅尤其不滿梅蘭芳時代的京劇被改造為迎合上層文人的“精致藝術”。他指出，京劇原本帶有民間通俗的生命力，卻在士大夫的審美干預下變得晦澀、雕琢，失去了面向大眾的煙火氣，甚至淪為“舊文化符號的附庸”，與他倡導的“平民文學”理念相悖。

質疑內容的“封建性殘留”：魯迅認為，京劇的許多劇目（如忠孝節義題材）仍延續著封建倫理的內核，缺乏對舊制度、舊思想的批判精神。在他看來，這類內容不僅無法啟蒙民眾，反而可能固化落后觀念，與“五四”時期破舊立新的時代需求脫節。

不得不承認，魯迅的很多觀點是正確的。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領域的旗手，其對京劇的批判從未脫離“批判舊文化、啟蒙新思想”的核心立場，并非單純的藝術評價，而是植根于“五四”啟蒙語境下對舊文化的審視，其觀點尖銳且富有現實針對性。

當時不少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的落后根源于傳統文化的腐朽。而在當時，京劇作為“國粹”成為守舊派的文化符號，被守舊派用來宣揚封建禮教，因此，魯迅將京劇等作為舊文化的象征進行猛烈抨擊，根本目的是喚醒麻木的國人，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痛和“拆毀鐵屋子”的決絕。他的偏激，是一種為沖破沉重傳統束縛而不得不采取的啟蒙策略，是其“文化啟蒙”思想的集中體現，核心在于破除舊文化的迷信與束縛。

魯迅的批評雖因時代局限存在一定片面性（如未充分理解京劇程式化的藝術價值），但其中蘊含的思考對當代文化發展極具啟發：

啟示一：文化需平衡“傳統性”與“大眾性”：魯迅對京劇“脫離大眾”的批判，提醒我們文化遺產的傳承不能走向“精英化”。無論是傳統戲曲還是其他傳統文化形式，都應在保留核心價值的同時，貼近當代大眾的審美與需求，避免因過度“雅化”而失去生存土壤。

啟示二：對傳統的“批判式繼承”才是真正的保護：魯迅并非否定京劇本身，而是反對對傳統的盲目崇拜。這啟示我們，對待傳統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復古”層面，而應帶著理性視角審視其優劣，剔除落后成分、注入時代精神，讓傳統藝術在創新中煥發新生。

啟示三：藝術創作需警惕“階層固化”：魯迅擔憂京劇成為“士大夫專屬”，本質是警惕藝術被特定階層壟斷。如今，這一啟示仍有現實意義——無論是影視、文學還是戲曲，都應保持開放性，避免因資本或圈層審美導致“藝術壁壘”，讓不同群體都能參與到文化創造與享受中。

最重要的，須徹底清除京劇散發出來的那股霉味。

一個整天沉溺于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忠孝節義的民族，注定是無法擁抱現代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