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歐洲的影響，就像戈爾巴喬夫1980年代對蘇東陣營的影響

【文/伊萬·克拉斯特耶夫，翻譯/鯨生】

重返白宮這十個月以來，唐納德·特朗普徹底顛覆了美國同盟友和對手國家的交往方式。他不僅正在重塑白宮的建筑架構與內飾裝潢，更在重新描繪華盛頓看待世界的“心理地圖”。

起初，美國政府對關稅的關注似乎表明，特朗普對影響別國政治不感興趣，只關心貿易平衡。但最近的一系列動作已經粉碎了這種幻覺。驅使特朗普對巴西展示強烈敵意（因為他極不喜歡巴西的左翼總統盧拉）卻對阿根廷提供慷慨金融援助（他將該國右翼民粹總統米萊稱為“我最喜歡的總統”）的，恰恰是意識形態，而非經濟因素。但定義特朗普政策的是關于左翼-右翼之間的分歧，而非傳統的“民主與權威主義之爭”。不同于他的前任小布什、奧巴馬與拜登，特朗普并不熱衷于輸出民主。他熱衷輸出的是自己的國內政治議程——反移民、反“覺醒”以及反環保等主張。

也許這種“意識形態優先”最鮮明地體現在特朗普的對歐政策上。他的政府輕視歐盟、摒棄傳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這構成了跨大西洋聯盟的基礎），反而傾向于支持歐洲的“極右翼”政黨。除了與意大利的右翼民粹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保持聯系外，特朗普政府還支持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fD）、西班牙的呼聲黨（Vox）、奈杰爾·法拉奇的英國改革黨等“極右翼”政黨。

有一種觀點是，白宮認為，許多歐洲國家僅僅落后美國一個選舉周期，預計未來幾年內，歐洲大陸將上演戲劇性的政治右轉。歐洲的右翼政治勢力似乎也認同這一點，且已經采取了行動來組建某種跨國陣線。一個新的右翼政黨集團——歐洲愛國者黨團（Patriots for Europe）已經浮出水面，他們承諾要“讓歐洲再度偉大”（Make Europe Great Again），并將美國的“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革命視為榜樣。

今年5月，就德國選擇黨被列為明確的“極右翼組織”，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反對，與德國外交部在社交媒體上陷入“口水戰”

當特朗普質疑美國與歐洲的安全協議、威脅縮減在歐洲的軍事部署，并要求歐洲國家自行支付防務費用時，他對歐洲“極右翼”勢力的支持看上去像一步絕妙的戰略先手棋。這讓美國在減少承諾的同時，仍然維持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勢力范圍，通過低成本的方式強化MAGA運動的影響力，同時阻止出現一個不那么依賴華盛頓、更加強調主權的歐洲。

在這場博弈中，中歐國家——那些非自由主義政客已經站穩腳跟的地方——扮演了關鍵角色。早在2024年大選之前，特朗普就表達了對維克托·歐爾班（長期擔任匈牙利總理）的仰慕，后者常被視為歐洲的MAGA式領導人。特朗普重返白宮后，通過豁免匈牙利因進口俄羅斯石油所受的制裁，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關系。

與此同時，在波蘭，一位得到MAGA勢力支持的“極右翼”候選人卡羅爾·納夫羅茨基于今年6月贏得總統選舉。斯洛伐克總理羅伯特·菲佐也展示了靠近美國總統的立場。在捷克共和國，另一位得到特朗普青睞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安德烈·巴比什在今年10月贏得議會選舉，目前正試圖組建新政府。

但就算特朗普政府大力拉攏歐洲的“極右翼”政治勢力，且已經取得顯著的成績，這依然是風險極高的一步棋。首先，煽動政治極化更有可能導致一個碎片化的歐洲，而非向特朗普靠攏的歐洲。

此外，即便是歐爾班那樣的非自由主義領導人，也遠遠無法保證會在地緣政治問題（無論是涉及俄羅斯、中國還是經濟問題）上與特朗普完全保持一致。當美國政府毫不吝嗇地支持那些唯獨在意識形態上與之親近的政黨和領導人時，他們可能會失去長期以來構成美國對歐洲影響力基石的，在歐洲重要國家當中的“親美主義”力量。

非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者

如果說，冷戰結束后的前二十年可以概括為東歐的“西方化”、自由民主制度在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開花結果的時代，那么今天的情況恰好相反。西歐正在逐步經歷“東歐化”——也就是歐爾班式的非自由主義浪潮正在向西歐那些曾經的自由主義堡壘國家滲透。這場轉變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跡象，正是德國選擇黨在該國西部的戲劇性崛起。

不久以前，許多分析人士還認為德國選擇黨——被德國國內情報機構列為威脅民主秩序的“確證右翼極端主義”——無法將影響力擴張到前東德大本營以外的地方。但如今，這樣的假設已不再成立，德國選擇黨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等西部地區的最新民調和地方選舉中表現亮眼。今天，是西歐正在模仿東歐：歐洲西部的公共民意開始與2015年移民危機時期的東歐地區民意產生一定相似性。隨著東歐在歐洲政治的影響力提升，歐盟正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靠近特朗普的華盛頓。

然而，特朗普與歐爾班及其他中東歐地區右翼領導人的政治結盟，不僅僅是基于意識形態上的契合。雖然那些國家的非自由主義力量十分多元，且彼此往往在對俄政策或經濟治理等問題上存在分歧對立，但那些地方的政治氣候與美國的紅州有許多相似性。他們都在文化上保守，基本是白人社會，且致力于追求文化同質性。與美國的MAGA支持者相似，中東歐地區的許多人也敵視移民和所謂的“覺醒”文化并支持氣候變化懷疑論。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美國的中東歐移民往往在去年大選中給特朗普投票。

特朗普當地時間11月7日在白宮接見歐爾班，白宮稱已授予匈牙利為期一年的豁免，允許其繼續使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而不受美國制裁。 白宮X賬號

隨著特朗普在2024年贏得大選，以上兩種勢力之間的廣泛聯合變得越來越明顯：在中東歐的民粹主義右翼政黨帶領下，歐洲大陸的非自由主義勢力迅速改變方向，從過去面對歐盟時強調捍衛本國主權，轉為倡導一個帶有全球保守主義議程的跨歐陸政治運動。與此同時，歐洲的政治中間派卻在做相反的事情：許多曾經的全球化支持者與跨大西洋主義者開始轉型為主權主義者，反對他們眼中華盛頓對歐洲的意識形態過度干預。

特朗普主義的革命分裂了歐洲。不同于雙方過去的幾次摩擦——例如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問題——這一次歐洲沒有分裂成傳統意義上的“親美vs反美”國家，而是分為“挺特朗普vs反特朗普”兩個政治陣營。最重要的變化在于，歐洲人對美國政治制度的看法陷入了嚴重極化。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今年6月進行的調查顯示，如德國選擇黨、意大利兄弟黨、匈牙利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青民盟）、波蘭法律與公正黨、西班牙的呼聲黨等“極右翼”政黨，對美國政治持總體正面的看法；而那些國家的主流選民則多持負面看法。該智庫過去的民調中從未有過這種程度的兩極分化。

關鍵結論是：如今歐洲人對美國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對特朗普的看法。一些傳統的跨大西洋主義者越來越擔心甚至畏懼一種未來：如果特朗普離開權力中心或者政策失敗，他在歐洲的仰慕者們可能會停止對美國的支持。通過駕馭歐洲東部的非自由主義先鋒勢力，特朗普政府加劇了這片大陸上歷史悠久的東西部分裂，并大幅提升了歐盟的碎片化風險。就算右翼政黨在歐洲各國上臺，也無法保證一個非自由主義的歐洲會是親美的歐洲，或者，只有傳統意義上的中間或左翼政黨才會夢想建立一個更強調主權、減少對美依賴的歐洲。歐爾班自身的地緣政治視角轉變已經暗示了現實會更加復雜。

匈牙利的“絲綢之路”

如果說有哪一位歐洲民粹主義者的名字傳遍了整個MAGA世界，那一定是歐爾班。自2010年代以來，他大力推動建設一個跨大西洋的保守主義網絡，把自己塑造成歐洲右翼勢力眼中的英雄與榜樣，類似古巴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左翼心目中的形象。歐爾班在整個中東歐地區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如果2026年4月再次贏得選舉，他將有強有力的論據宣稱，自己能成為歐洲后自由主義時期地緣政治戰略的總設計師。

不過，就算歐爾班通過選舉獲得新的民意授權，也不太可能意味著MAGA霸權將能夠主宰歐洲。雖然支持特朗普，但歐爾班也認為西方已進入不可逆轉的衰退期。他在布達佩斯的辦公室里掛了三幅世界地圖——一幅以美國為中心，一幅以歐洲為中心，還有一幅則以中國為中心。歐爾班研究這些地圖是針對他所謂的“全球體系變遷”——權力正在向亞洲傾斜。在他看來，亞洲擁有人口紅利、技術優勢和強大的資本實力，而且正在開發能夠比肩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軍事能力。歐爾班相信，未來的世界秩序將以亞洲為中心。

對歐爾班來說，歐洲面臨一個嚴峻的選擇：要么繼續依附美國，成為他口中的“露天博物館”（open-air museum）——收獲欣賞，卻停滯不前；要么追求戰略自主，重新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參與全球競爭。令許多人意外的是，歐爾班——與法國的自由主義總統馬克龍一樣——也曾說過，他傾向于建立一個“主權歐洲”。在這個保守主義者眼中，意味著保留歐洲單一市場，但逆轉更深層面的歐洲政治一體化，并在中國與美國之間保持等距。

2025慕尼黑國際車展期間，比亞迪執行副總裁李柯宣布，比亞迪匈牙利工廠將于今年內投產，首款車型為海鷗。 比亞迪

歐爾班表示，“互聯互通”將成為匈牙利大戰略的核心。匈牙利不會加入對中國發動的“冷戰”，或者是旨在孤立北京的科技與貿易集團。這個立場反映了在布達佩斯日益強化的經濟現實：如今中國對匈牙利的投資超過了對法國、德國與英國的總和。

換句話說，歐爾班眼中的歐洲不同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設想的歐洲，在對華政策上，不會靠近特朗普或者是美國的政治建制派。這樣的背離不僅僅發生在匈牙利的非自由主義政客身上：例如，德國選擇黨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似乎更親近莫斯科，而不是華盛頓。

當然，歐洲的民粹右翼勢力遠不止歐爾班一人——他也有可能輸掉明年4月的選舉，這是他多年來首次將面對一位強勁的挑戰者。就像許多充滿諷刺意味的歷史時刻，也許當評論員宣布“歐爾班時刻”來臨之際，人們恰好會見證他的青民盟跌落神壇。但無論如何，歐爾班那種以亞洲為中心的地緣政治視野，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對歐洲影響的局限性。

從“讓美國再度偉大”到“讓歐洲再度偉大”

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飾其目的——拆解自由主義主導的歐盟這個現存等級秩序結構。但即便MAGA勢力成功削弱了由法國、德國及其他歐洲核心民主國家建立起來的中間主義體制，那些由他們扶植起來的民粹右翼政黨，最終也不一定愿意接受美國對歐洲的全新影響力。

美國政府認為歐洲政治正在向右轉，這個判斷沒有錯。但他們錯誤地估計，僅靠扶植歐洲的親特朗普領導人崛起，就足以維持美國對歐洲的主導地位。恰恰相反，非自由主義政治勢力在歐洲的崛起更有可能引發一場深度的經濟與政治危機，進而觸發牛津大學政治學者迪米塔·貝切夫（Dimitar Bechev）所描述的“歐洲爭奪戰”（the scramble of Europe）——中國、俄羅斯等主要大國，土耳其、海灣國家等中等國家加緊爭奪在歐洲的影響力。

對美國來說更嚴重的問題是：特朗普的政策已經疏遠了歐洲的自由主義建制派。這些人曾經讓中東歐國家成為華盛頓最緊密、最可靠的盟友。就算匈牙利、捷克以及該地區其他國家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失勢，他們的繼任者對特朗普領導下華盛頓的懷疑程度，可能絲毫不亞于如今的西歐自由派。自相矛盾的是，通過強化與歐洲右翼勢力的聯系，華盛頓可能正在削弱對整個歐洲的長期影響力。

特朗普與這個新歐洲右翼勢力之間的矛盾，可能還會涉及到如今美國保守主義人士所鐘愛的文明民族主義（civilizational nationalism）。美國MAGA派認為，西方應該是由白人與基督教定義的世界。許多歐洲“極右翼”政黨表示響應，但他們的支持者卻對“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是否屬于這個非自由主義新帝國”產生了嚴重分歧。比如，當美國保守派人士代表塔克·卡爾森認為，俄羅斯也屬于“白人基督教西方”后，波蘭人表達了強烈震驚與反對。

也許特朗普對歐洲所示姿態的最清晰后果是“德國問題”的回歸，這是歐洲的歷史性難題：如何在一個和平的歐洲之內管控一個強大的德國。當美國撤回對歐洲的安全承諾，堅稱歐洲必須為自己的防務買單；當歐洲人越來越懷疑美國的可靠程度，德國的再軍事化已經成為歐洲防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特朗普同時加強了同德國選擇黨的聯系——如今的德國聯邦議院第二大黨。意味著未來可能再度上演德國民族主義右翼勢力領導一個歐洲最強大國家的劇情，而美國可能對這種結果表示同情與理解。這已經重新點燃了德國鄰國長期以來的恐懼，包括那些國家中本來仰慕特朗普的右翼政治力量。

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歐洲戰略是拉近意識形態上的相似性，同時削弱美國對歐洲的經濟與軍事支持，這一定會失敗。歐洲的右翼政黨與中間派、自由派同事一樣清楚地認識到，在一個日益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他們的國家將不得不自求生路。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歐洲的右翼勢力可能會重新（也許是不情愿地）發現，歐洲與一個不可靠的美國脫鉤的現實價值。

從很多方面來說，特朗普對歐洲產生的影響類似戈爾巴喬夫上世紀80年代對蘇東陣營的影響。那場“戈爾巴喬夫熱”曾深刻地重塑了東歐地區的共產主義政權——并在這個過程中，令莫斯科失去了在那里的勢力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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