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代政治西部片：復古主義的《一戰再戰》與未來主義的《愛丁頓》

美國政治左右派間的斗爭，成為今年電影的主題曲。移民、種族、性別議題、槍支管控、極右、“白左”、黑命攸關（BLM）運動、紅脖子、陰謀論、反法西斯，每個話題都能引發激烈沖突，足以撐起一幀幀“名場面”。保羅·托馬斯·安德森與阿里·艾斯特兩位導演，仿佛完成投資人交代的命題作文般，野心勃勃地將諸多美國政治熱點一窩蜂倒入電影這口大鍋，用各自拿手絕活烹飪調味，一頓翻炒，端出《一戰再戰》和《愛丁頓》兩盤素肉炒雜碎。

拿過奧斯卡獎項的保羅·托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執導《一戰再戰》（One Battle After Another），由“小李子”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西恩·潘和本尼西奧·德·托羅三大男星主演，被視為今年頒獎季的“沖奧片”。以恐怖片見長的先鋒導演阿里·艾斯特（Ari Aster）和異軍突起的獨立電影公司A24制作的《愛丁頓》(Eddington)，由擅長邪典片的“石頭姐”艾瑪·斯通和“小丑”華金·菲尼克斯出演。兩部電影可謂美國當代政治的生成式影像：《一戰再戰》是從左翼視角出發的公路片，回溯1960年代的嬉皮士時代，側重移民問題，借古喻今；《愛丁頓》是從右翼視角出發的驚悚片，混合邪教、自媒體和科技，回應Z世代狀態，不僅更具現實意義，還帶有前瞻性預言性質，早在查理·柯克槍擊案發生前，就描摹出極右翼青年政治網紅的畫像，警示了即將到來的未來。

盡管題材應景，兩部電影卻面臨敘事更少，立場更多的批評。《一戰再戰》將人性簡化為臉譜化二元善惡，《愛丁頓》則是電影短劇化、短視頻化的范例，甚至講不清一個連貫故事，看完就像刷了一夜短視頻，興奮又疲憊，記不清究竟看了什么。倚靠爆點、“人設”和站位，兩部“強刺激”的流量模式電影，正是當代美國政治的寫照。

西部黃金三角

時事熱點就是電影的時令食材，新鮮誘人，最受食客歡迎，身為餐廳經理的制片方不會錯過商機。如何把諸多時令食材炒進同一盤菜，對身為廚師的導演既是誘惑又是挑戰。熱門食材看著新鮮，卻很可能互不融通，炒在一起相互串味，抵消原味，最終壞了一鍋粥。

不知是巧合還是事先協商，導演保羅·托馬斯·安德森與阿里·艾斯特都在西部片中找到了烹調秘方。《一戰再戰》和《愛丁頓》將左右政治置入西部景深中，西部荒野和美墨邊境火候絕佳，用來爆炒左右撕裂、犯罪、移民和種族問題，可以烹出火花。

海報“撞臉”的《一戰再戰》（左側上下）和《愛丁頓》（右側上下）

作為最穩定的幾何圖形，三角形是西部片的經典結構。1966年西部片《黃金三鏢客》是好人—壞人—丑人三角關系，2007年《老無所依》是警長—殺手—牛仔三元故事，2023年華語片《周處除三害》是豬—蛇—鴿三角結構。一對左右二元，再加個第三人，就構成了《一戰再戰》和《愛丁頓》的黃金三角。

《一戰再戰》是大三角，從導演熟悉的懷舊模式入手。繼2007年《血色將至》后，這是安德森的又一部西部片，也是繼2014年《性本惡》后，再次根據作家托馬斯·品欽的嬉皮士文學改編的電影。“小李子”飾演的革命者和西恩·潘飾演的白人至上組織軍官，構成白左與極右的二元對立，外加德·托羅飾演的拉丁裔武術教練，展開一場三角追殺。《一戰再戰》的手法是大火干燒，手法陳舊，難吃不好啃，但是管飽，在一開始就能猜到結局的老套故事中，觀眾可以滿足飽腹之欲。

《愛丁頓》是小三角，艾斯特用他拿手的驚悚、邪教和戀母情結，與短視頻和科技等新佐料小火慢炒，做成一道道創新菜，觀眾可獲得令人驚喜的新味道，可每道菜都在串味，各式曖昧人物讓人應接不暇，創新菜的怪味，讓食客覺得吃過后，就像沒吃似的。

華金飾演的右派警長喬、佩德羅·帕斯卡飾演的左派市長和艾瑪·斯通飾演的邪教徒妻子，組為成年人三角，是《愛丁頓》的主菜。警長喬令人聯想到《老無所依》的西部警長，拉丁裔也是《老無所依》《一戰再戰》和《愛丁頓》三部西部片的共同焦點。

電影《老無所依》

艾斯特還做了林林總總的小三角“沙拉”。白人少年布萊恩（Brian）、拉丁裔市長兒子和覺醒（Woke）少女構成與成人三角平行的少年三角。市長兒子對應左派市長，抱有政治正確理念的少女對應信邪教的妻子，布萊恩是警長的少年版化身，也是丁克警長缺位的兒子。另外，警局三警員構成三角關系，丈母娘、妻子和警長是家庭三角，岳父、警長和黑人警員是三代警察，市長、警長和少年布萊恩是三位政客。所有小三角沙拉，都籠罩在邪教頭子維農與安提法（Antifa）極端分子的二維陰影下。

艾斯特的小三角互相串味，甜點咬下去是苦的，養生湯喝下去是辣椒油。維護老人權益的正義警長是殺人狂魔，令人討厭的白左市長父子沒有犯法，最耐人尋味的是白人少年布萊恩，在左右兩邊反復橫跳，淋漓盡致地諷刺了左右派的投機性，食客從最初的驚喜變最后的驚恐。

公路上的“不斷革命論”

《一戰再戰》也叫鏖戰不息、無盡之戰、一場又一場的戰斗，有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味道，美洲也確是第四國際的基地。《一戰再戰》引用多個世界革命，包括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與古巴革命等。法蘭西75組織對應1775年來克星頓槍聲，法蘭西隱射法國大革命，曾扮演切?格瓦拉的德?托羅，仿佛在向美國輸出古巴革命，“再戰”（After Another） 是男主鮑勃觀看的《阿爾及爾之戰》（The Battle of Algiers）的延伸，將北非戰役引入到北美。

《一戰再戰》是個關于過去的故事。2025年上映的電影改編自1990年出版的小說，記錄1980年代文字，描述1960年代事件。電影來自托馬斯·品欽小說《葡萄園》，通過少女普蕾麗尋找母親的線索回溯1960年代社會運動，以諷刺1980年代里根經濟政策。

1960-70年代西方左翼電影《中國姑娘》和《扎布里斯基角》

導演試圖從1960年代民權運動、反戰和嬉皮士文化中，找出解決2020年代暴力遣返移民、白人至上和法西斯的方案，向左翼電影安東尼奧尼《扎布里斯基角》和戈達爾《中國姑娘》致敬，試圖用60多年前的左翼革命，鏟除今天的極右翼。男主是個失敗者Loser形象的頹廢嬉皮士，沒啥革命技能，缺乏智慧，唯有自由平等博愛。右翼的洛克喬（Lockjaw）與《愛丁頓》男主喬·克羅斯（Joe Cross）名字相似，都以國家暴力機器警察為職業，雙雙結局慘烈，前者殘疾后被殺，后者終身癱瘓。

洛克喬是與黑人女性生育孩子的種族主義者，隱喻與民權思想媾和的共和黨建制派，白人至上組織“圣誕冒險俱樂部”隱喻共和黨中的茶黨。該俱樂部被導演以搞笑方式展現，坐在C位的老者遲鈍且狠毒，飄逸的白發隱射特朗普，兩旁的中青年讓人不由想到特朗普的左膀右臂蓬佩奧和萬斯。圣誕冒險俱樂部利用洛克喬后，再將其殺掉，暗示共和黨建制派被以特朗普為首的新統治者拋棄。

《一戰再戰》中的圣誕冒險俱樂部

《一戰再戰》定下了了每個種族的政治站位。黑白混血少女薇拉隱喻美國是極左與極右的孩子，極右翼的親生父親是想殺孩子的惡魔，白左養父和拉丁裔移民老師（Sensei）才是真正的親人和恩人，維拉是革命的希望；黑人是革命家，但組織不力，內部不團結，存在背叛；印第安土著是施救者，即使洛克喬委托土著黑道去殺死親生女兒，黑道也堅決不干，通過殺掉“紅脖子”守衛來解救孩子；拉丁裔是革命之魂，老師Sensei是男主鮑勃和少女薇拉的精神導師，暗示移民才是美國的靈魂。

盡管對左翼也有諷刺，《一戰再戰》整體上迎合了好萊塢喜好，不乏批評之聲，指責這是部“為左翼精英人士量身定做的左翼電影”。英國《衛報》記者Jesse Hassenger發現，反對者認為不應讓《一戰再戰》在查理·柯克槍擊案后上映，會煽動暴力，但支持者認為這是好萊塢敢于支持鮮明政治立場的表現。[1]

在敏感的美國政治面前，保羅·托馬斯·安德森小心翼翼。《一戰再戰》的正面人物是左翼分子，丑化并嘲笑白人至上團體。可矛盾的是，影片以中年白人男性為中心，而非黑人女性和拉丁裔革命教父，后二者才是革命核心。除考慮主角“小李子”的商業號召力外，導演似乎希望通過這種策略避免“過左”，爭取白人觀眾。

短視頻里的未來預言

與懷舊的70后保羅·托馬斯·安德森相比，1986年生的阿里·艾斯特更理解年輕Z世代和網絡原住民。安德森已在好萊塢功成名就，艾斯特則是2018年才嶄露頭角的新人，專注小眾恐怖片，《愛丁頓》是他的第4部電影。安德森是好萊塢大片風格，艾斯特更像希臘邪典片導演蘭西莫斯。

演員跳槽也體現了兩位導演的不同風格。華金一度是安德森“御用”，2012-2014年主演《大師》和《性本惡》，2023年華金主演的《拿破侖》也由安德森改寫劇本，但糟糕的口碑是華金近年最大滑鐵盧，觀眾幾乎忽略了他同年的另一部電影《博很恐懼》，艾斯特導演的這部作品讓華金拿下金球獎最佳男主。此后，華金漸成艾斯特“御用”，安德森則轉向“小李子”。

《一戰再戰》（左）和《愛丁頓》（右）的兩位青少年

對艾斯特而言，爭議不是代價，而是信念。今年9月以來美國社會接連發生的政治事件，讓給《愛丁頓》打低分的評論家們，見識到艾斯特的“遠見”。前有極右翼政治網紅查理?柯克被槍殺，后有極左翼政治網紅馬姆達尼拿下紐約市長寶座，這些變化在不受主流待見的《愛丁頓》中都有預言，少年布萊恩就是查理·柯克的注解，從假白左到右派救星，再到直播封神，搖身變成民族寶貝（A nation baby），搬新房、交新女友、組建家庭，還要生一堆孩子，解構了美國右翼白人青年的成長路徑。《一戰再戰》中“不斷革命”的少女維拉，或許只能是導演一廂情愿的理想，《愛丁頓》里的少年布萊恩才是現實。

手機短視頻，是《愛丁頓》的“劇中劇”

今年的奧斯卡贏家《阿諾拉》示范了何為“電影短劇化”，連貫敘事不再重要，當互聯網時代的生活已趨向事件化、流量化和抖音化，把長篇電影切割成松散的抖音視頻只是時間問題。《愛丁頓》就像用短視頻縫合的產物，觀眾的不明所以或許正是導演本意，短視頻是他描摹美國的最佳手法，風起云涌的海量信息、碎片化的事件、橫沖直撞的思想，每個人都在嘈雜中看不見方向，生活的連貫性被肢解得支離破碎，人們只能在一地碎片中得過且過，搞不懂自己，也遑論外界。

《愛丁頓》沒有正面人物。安德森的諷刺是為了左右逢源，艾斯特的洞察卻一針見血，更具深度。安德森對少數族裔小心翼翼，艾斯特則用臺詞指出少數族裔是身份政治的既得利益者，“黑人也恨西班牙裔，因為他們搶了黑人的種族優惠券”。

兩部電影的拉丁裔角色：老師Sensei（左）和市長（右）

風度翩翩的拉丁裔市長用口罩令保護居民，卻剝奪了弱勢群體的權利，只遮嘴不遮鼻的口罩是“正確”的象征符號，“為所有人好”的他并不真正關心健康，只為了選票，再用權力修建數據中心。市長兒子利用種族與階級優勢，仗著市長兒子身份傲慢無禮，少數族裔成為他吸引情人的亮點。黑人的膚色是左右兩派爭奪的價值，前者為了政治正確，后者為了栽贓背鍋。左派眼中，黑人是完美受害者；右派眼中，黑人是完美施暴者。在格式化的政治網格下，黑人被切割成犧牲品：白左以保護之名，把恪盡職守的黑人警察污蔑為種族叛徒；白右以正義之名，拿無辜黑人作替罪羊，轉嫁自身罪惡。印第安人是個真理使者，卻無影無蹤。作為唯一知道殺人真相的印第安警察，卻消失無蹤，警長在追殺過程中跌入印第安博物館，沉默的蠟像似乎知道一切，卻沉默不語。

回到《愛丁頓》主角警長喬，他既令人共情也令人憤怒，是以保護弱勢群體為名的暴力真兇。起初頗受贊譽，為弱勢群體尋回公正，為老人無償買菜；執法時也頗受同情，正常維護治安卻被罵為3K黨行為。此后，他轉為公權私用、濫殺無辜、嫁禍于人的流氓，與《一戰再戰》的洛克喬一樣喜歡濫用職權，把警局變成自己的競選辦公室，使得下屬不得不成為他的競選伙伴，還讓下屬買他妻子賣不出去的產品。最后，他連續殺死三人，又誣告忠心耿耿的下屬，成了惡貫滿盈的歹徒。

影片最后，艾斯特引申到科技與政治的關系，將終極大獎頒給科技企業，數據中心才是最終贏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科技以其引導流量、劃分標簽的全能力量，成為《愛丁頓》的超級政客。

并非從屬的女性

《一戰再戰》與《愛丁頓》是以男性為主的西部片，但女性不是從屬地位。在這一點上，兩位導演達成無聲默契。《一戰再戰》是個母親缺位的家庭，女兒被繼父和恩師兩位男性撫養，生活在愛中；《愛丁頓》是個父親缺位的家庭，在丈母娘權威與妻子的邪教信仰下，男主生活在壓抑中。

《一戰再戰》的女革命家（上）；《愛丁頓》的母女（下）

除洛克喬外，兩部電影的男性都不是傳統男子氣概，家庭中沒有男權，男性是弱勢角色。《一戰再戰》的鮑勃被女友背叛，本是男權社會的笑柄，卻一心一意撫養女兒，是個好父親。《愛丁頓》的警長是個愛妻顧家的好丈夫和好女婿，即使被迫丁克，也尊重妻子不要娃的決定，他的手機屏幕是妻子，辦公室擺著妻子的手工作品，還主動看視頻學習如何解決夫妻矛盾，和脾氣古怪的丈母娘也能和平相處；市長是個獨自撫養兒子的單親爸爸，在競選宣傳片中，他與兒子是對被女人拋棄的可憐父子，愛丁頓小鎮就是他們的妻子與母親。

女性以強勢形象出現。《一戰再戰》的女革命家是個“又美又彪”的女性形象，名字佩爾菲迪亞（Perfidia）近音詞是“完美”（Perfect）。佩爾菲迪亞與男性如同性別對調，像男人般四處留情、從不專一，主動找異性尋歡，對家庭不負責任，為個人自由不惜拋棄私生子。

電影《博很恐懼》中的母子

艾斯特對女性主義沒有追捧，也無嘲諷，讓女性主義以“母權”的權威姿態出現，甚至恐怖到發指，母權面前的人物弱小無助，戰戰兢兢。《愛丁頓》的母權命題延續自艾斯特之前的所有作品，《遺傳厄運》中有恐怖的女家長，《仲夏夜驚魂》是令人發指的母系社會，《博很恐懼》的畸形母子關系毀人一生。

《愛丁頓》女性戲份不多，卻發揮關鍵作用。妻子露易絲傳言曾遭左派市長強奸，實際是右派父權的受害者，最后在邪教中找到歸屬，露易絲就是美國的化身，堪比《一戰再戰》中的女兒維拉，身懷邪教頭子的孩子時，她從過去的神神道道，變成自信的母親。另一個隱蔽的母權是丈母娘，影片隱晦暗示她知曉丈夫性侵女兒的事實卻不作為；她也是權力贏家，丈夫和女婿都是警長，癱瘓后的女婿還當了市長，成為她獨享權力的新工具，丈母娘變成垂簾聽政的“太后”，把持小鎮修建數據中心的決策權。

在政治熱點與互聯網流量的雙重裹挾下，電影正在經歷一場新型格式化，被重塑的不只影音內容，還有觀眾的意義與情感結構。《愛丁頓》立意更深刻清醒，但同時挑動左右派神經的作品，必會付出口碑欠佳、票房慘淡的代價；《一戰再戰》用更安全的做法迎合好萊塢主流價值觀，皆大歡喜的結局、公路爽片的手法贏得觀眾基礎，也為政治分裂推波助瀾。查理·柯克謀殺案發生后，《好萊塢報告》記者理查德·勞森反思道：“人們普遍對吞噬兇手的互聯網文化一無所知，為什么我們大多數人對這些東西了解不夠，為什么文化界沒有為大眾提供教育和預警？”[2]《愛丁頓》并不討喜，理查德·勞森認為《愛丁頓》是“早到”的受害者，“也許再過五年，當它不再有如此令人痛苦的相關性時，觀眾才能準備好審視我們目前所經歷的一切”。[3]

[1] Jesse Hassenger, “The revolution will be in VistaVision: what are the politics of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The Guardian, Sep 30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5/sep/30/one-battle-after-another-paul-thomas-anderson

[2] Richard Lawson, “Critic’s Notebook: Film’s Failure to Capture Online Life Has Never Been More Glaring”, Hollywood Reporter, Sep 18 2025,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reviews/eddington-one-battle-after-another-charlie-kirk-critic-1236374995/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