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在眾聲喧囂的時代，越要警惕知識分子——粉碎知識分子的神話

福柯和薩特在雷諾工廠門口參與集會

有人曾說，得罪誰，都不要得罪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手上握有評價世間萬物的權力，即便權勢如帝王、元首、神圣如教宗、牧首，也終有一天要在他們的筆下“屈服”：

▲他們讓帝王、元首在歷史面前“屈服”：專制時代，帝王手握天下眾生的生殺大權，宰制真理，普天下無人能與之爭，亦無人敢與之爭。然而在史官的忠實記錄下，生前“壟斷真理”的帝王們，逃不過死后歷朝歷代的重新評價——他們的功績將被表彰，他們的罪過也將被一一審判，再蠻橫的權力，面對敢于秉筆直書的知識分子，最終也不得不在歷史面前屈服。這正是知識分子那支筆的巨大威力。

▲他們“殺死”了上帝：對宗教的信仰，曾是維系整個西方文明最強大、最堅韌的力量，雖歷經多次毀滅性打擊，逾千年而不衰。然而，當啟蒙時代的某些知識分子，懷揣著“再造新世界”的理性，用科學、唯物、進化重新定義了人類文明的方向時，其他“阻礙歷史進程”的人，便遭到了無情的批判與嘲弄。最后，知識分子們成功“殺死”了上帝，成為了新世界的權威。

由此可見，知識分子是通過評價、定義來批判、改造世界，今天的大眾很大程度上就生活在他們所塑造的環境中。

長久以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精英，背負著審視帝王，教化萬民的使命。然而，卻很少有知識分子來研究、評價他們自己。大眾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對他們思想威力、危害的認知，更是長期缺席。

而在現代社會，傳媒高度發達，使知識分子有了更多發聲機會，直接將他自己所謂的見解、思想傳遞到給蕓蕓眾生。

于是有關知識分子的神話，更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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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一：知識分子很博學

一提到知識分子，大眾就很自然地默認他們“博學多才”、“無所不知”，是人類知識的偉大傳承者。

然而這一情況，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到20世紀后期信息時代，已經出現了根本性改變——人類的知識大廈，已經到了一個人窮其一生都無法掌握千萬分之一的程度，知識分子要想在學術上有所創新，往往必須一輩子“從一專業而終”，學者窮盡一生，也只能研究一片知識馬賽克，再也沒有人有機會成為一個亞里士多德、達·芬奇這樣的百科全書式思想者。

可以說，在現代的知識背景下，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難以真正擔得起“博學”二字。

但諷刺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往往因為其某一方面的突出成績，而被大眾視為全領域的真理權威。比如羅素、愛因斯坦都不懂經濟學，卻高度贊揚計劃經濟，引發很多人推崇和效仿。

對此，法國思想家朱利安·班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毫不留情地提出了知識分子的“及格標準”：知識分子不一定要博學，但是必須關心自由、批判權力、守護文明，否則就是尸位素餐、欺世盜名、背叛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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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二：知識分子很深刻

很多人以為，知識分子專門從事思考研究，他寫的書一定是深思熟慮、字斟句酌的作品。他的言論，一定是洞察時代的思想。

但現代獲取知識的門檻越來越低，深刻的觀念其實也越來越少。

▲薩義德

正如美國作家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所指出的，在媒體發達、政治與學術利益交融的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已經深度嵌入權力結構，其一言一行都深受社會影響，也影響著大眾生活。但他們自身并沒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浮躁的流量風氣，使那些擅長逢迎的“知道分子”，以平庸和媚俗壟斷了評價體系。

海量的文字垃圾，將真正有思考深度、批評鋒芒的知識分子，重新趕回了象牙塔。

于是，表演深刻的“知道分子”越來越多，追求深刻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少。當追逐名利、鄙視真理的人壟斷了“知識分子”的頭銜，使知識職業淪為一種庸俗的“營生”，大眾就不再尊重知識分子，對真理和文明也失去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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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三：知識分子很高尚

很多人還以為，知識分子是一群不僅具備“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德才兼備的高尚人士。

▲民國知識分子

但其實，知識分子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點。

比如，他們常常枉顧人性的復雜，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試圖在頭腦中構建一個改造社會的完美藍圖，以求一勞永逸。并且在自己的思想、理念被實踐證明完全為錯誤之時，還善于文過飾非，掩蓋錯誤，為自己的錯誤尋找合理化的借口。

因此美國思想家索維爾在《社會正義謬誤》中提醒人們要警惕那些對理據置若罔聞、對證據視而不見、只顧著自吹自擂的精英知識分子，他們高舉“正義”旗號，卻常常為社會帶來災難。

美國思想家保羅·約翰遜還在《知識分子》一書中，以翔實的史料、辛辣的筆調，揭露了很多著名知識分子不為人知的一面。像盧梭、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薩特這樣的超級知識分子，其實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們同樣自私、虛榮、短視；他們同樣可笑、可悲、可嘆。

而在極速變化的現代社會，這些弱點都會被急劇放大。如果我們始終對知識分子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認為他們總是能“勇敢、獨立地表達真理”，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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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四：知識分子很理性

啟蒙時代以來，知識分子不遺余力地謳歌科學理性、抨擊蒙昧主義，以意識形態取代了宗教信仰。于是在大眾眼中，知識分子常常帶著“理性、冷靜”的光環。

事實上，知識分子對某些意識形態的狂熱，比傳統宗教更反智、更霸道。對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甚至極權主義頂禮膜拜的知識分子不勝枚舉。

▲左翼知識分子

法國思想家、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是當之無愧的意識形態先鋒、左翼思想領袖。他的哲學與其說是無神論，不如說是“反有神論”。

他認為：人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徹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當下的自己（虛無）、“自己創造自己”，否則就會落入“宿命論”和“任人擺布”的境地；每個人都要爭取自由，于是每個人都只能看見自己，在孤獨、掙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這樣的意識形態和人性假設，薩特非常推崇“斗爭哲學”，積極鼓動、親身參與國內外的階級斗爭。

1968年5月，因美國介入越戰，法國爆發騷亂——史稱“五月風暴”。薩特等人前往大學發表演講，支持學生暴亂。

面對此等荒唐和激進，雷蒙·阿隆批評學生“以自殺行為追求絕對自由”，嚴厲譴責薩特誤導青年，“以意識形態的演說，替代切實可行的政治計劃。”

這就是索維爾在《社會正義謬誤》一書中提到的“棋子謬誤”，即社會正義的倡導者把社會當棋盤，把人當可隨意安置的棋子，假設頂層能掌握足夠信息并實現預設布局。但雷蒙·阿隆掀翻了這一“棋局”。

他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反復發出的警告：現代知識精英將宗教抨擊為“人民的鴉片”，對傳統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深惡痛絕，卻對意識形態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趨之若鶩；

意識形態是“知識分子的鴉片”，大眾接受的二手知識是“二手煙”，是一種更嚴重的“雙重毒害”。正是這些“意識形態新宗教”日復一日地鼓動人性的敗壞，才造就了現代社會的烏托邦罪惡。

這是一個德魯克所謂的知識社會、一個自媒體高速發達的時代，使無數人成為了知識分子，并且有了發聲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