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從小聽著“堯舜禹湯”的故事長大,曾覺得那是遙遠又模糊的神話時代。可近些年來考古的鋤頭和手鏟還真就一點點撥開那層迷霧,讓“唐虞夏商”這四個字從書本落到了實實在在的泥土之中。
先說說“唐虞”,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為一寶庫,其年代與傳說里的堯舜時期相契合,還發掘出能觀測日出以定節氣的觀象臺,這表明彼時天文歷法便已頗為厲害,是具有高度組織能力的早期國家;還有陜西石峁遺址,其巨型石砌城墻彰顯出宏大氣勢,指向夏之前中華大地上便已有令人驚嘆的早期文明實體,它們雖說不一定能直接對應某位具體圣王,但足夠證明文獻里“天下萬邦”的傳說時代是具有堅實物質基礎的。
“夏”是重頭戲。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怎么強調它的意義都不過分。龐大的宮城、中軸線布局、青銅禮器作坊、威嚴的綠松石龍,勾勒出超越部落聯盟、具有廣域王權統治特征的王朝氣象。它的時間、地點、發展水平,與文獻里夏朝中晚期驚人吻合。雖沒挖出“夏”字來自我證明,但學術界主流觀點早就傾向于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考古證實了一個王朝的骨架不只是有名字而已。
“商”的情況是明明白白的。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是一項了不得的發現,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直接記錄著商王世系、祭祀、戰爭等內容,還與《史記·殷本紀》的記載特別吻合,這不僅證實了商朝的存在,還說明司馬遷撰寫商代歷史是有依據的,反過來使得夏朝記載的可信度得以提高,從殷墟往上追溯找到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商的早期脈絡也就逐漸清晰起來。
考古像是一場長長的“對答案”,并非簡單地將遺址和古書上的名字劃等號,而是呈現出連續、多元且不斷融合的文明演進過程。“唐虞夏商”不再是被分割開的四個朝代名詞,而是中華文明從“滿天星斗”走向“月明星稀”,最終形成王朝國家的一條連貫又壯觀的崛起之路,這或許比證實某個具體名號更具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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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報告》
《二里頭考古與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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