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承受不住酷刑，女地下黨大聲求救：“我全招！”日軍卻后悔不已

她三次被日軍抓捕，酷刑磨碎了她的身體，甚至讓她精神失常，卻始終沒吐露過半個地下組織的名字。

她叫田仲樵，1907年出生在黑龍江穆棱縣的一個小村子里。那會兒的穆棱，冬天冷得能凍裂石頭，田仲樵家有幾畝薄田，父母靠種蕎麥、挖松根過活，日子不算富裕，卻也安穩。

誰也沒想到，這個從小跟著爹娘學農活、見了生人就臉紅的農家姑娘，后來會成為東北抗聯里讓鬼子聞風喪膽的“田瘋子”。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像一塊巨石砸進了平靜的黑土地。日軍的軍車碾過鐵軌，偽滿的旗幟插遍了村口的哨卡，原本種地的青年被強行拉走當兵，再也沒回來；鬼子挨家挨戶征糧征馬，稍有反抗就是一頓毒打。

這一年，田仲樵24歲，親眼看著同村的王大叔因為給抗聯指了條路，就被鬼子活活打死在村口的老槐樹下。那一刻，她心里的安穩日子徹底碎了，“抗日救國”這4個字，像火種一樣落在了她的心里。

沒多久，村里來了個叫李范五的人，是地下黨的聯絡員。田仲樵的爹早就在悄悄幫抗聯藏藥品、傳消息，自家的地窖就是個秘密窩點。

田仲樵跟著爹學，幫著掩護聯絡員、傳遞簡單的字條，慢慢成了救國組織的一員。組織上見她膽大心細、能吃苦，就派她當交通員，任務只有一句話：“把人送出去，把消息傳到位。”

這可不是簡單的差事。田仲樵要開辟的，是從穆棱通往蘇聯的秘密交通線。這條路全程幾百里，要穿過茫茫林海、踏過冰封的興凱湖，沿途全是日軍的暗崗和藏在雪地里的陷阱。

她只能夜里走，背著裝滿密信、地圖和名冊的麻袋，腳下的破棉鞋根本擋不住刺骨的寒風，走一夜下來，腳底全是血泡，融化的雪水混著血水，在鞋里凍成冰碴子。

1932年冬天，田仲樵接到了個要命的任務：護送一位身體虛弱的抗聯高級干部越境。干部走不動遠路，她急中生智，找了輛農用糞車，把人藏在裝滿干草的車斗里，自己則往臉上抹了鍋灰，穿得破破爛爛，裝作瘋瘋癲癲的乞丐，在車旁又唱又鬧。

途經日軍哨所時，鬼子端著槍攔住車，刺刀都快戳到車斗里了。田仲樵一點不慌，反而撲到車邊，對著鬼子傻笑，手里還抓著糞土往嘴里塞。鬼子嫌她臟，捂著鼻子揮手讓車趕緊走，她就這么憑著一股子“瘋勁”，把干部安全送過了邊境。

回到住處時，田仲樵全身凍得僵硬，頭發上結滿了冰碴，雙手腫得像饅頭，裂開的口子滲著血，嘴里還念叨著“路線沒暴露”。

這條“血色交通線”，在田仲樵手里越來越穩。她先后建立了多個聯絡點，每次行動都要換裝、改名、搬家。熟悉的街巷不能再走，認識的人不能再打招呼，地下工作的規矩就是：沒有名字，沒有信任，只有冷冰冰的交接。

1934年，田仲樵第一次單獨帶隊，要護送李范五等幾名干部越境。沒想到半路遇上暴雪封山，指南針都快失靈了。

她憑著記憶和山里人的經驗，帶著隊伍繞了30多里山路，糧食早就吃完了，她就把僅有的一點干糧掰成小塊，用雪水化了喂給傷員，自己則嚼著樹皮、喝著雪水充饑。腳上的棉鞋早就磨破了，她就剝了樹皮裹在腳上防凍。

等終于越過界河，她一屁股癱在雪地上，再也起不來了。這次任務后，她的右腳嚴重凍傷，落下了終身跛腳的毛病。

隨著抗聯力量壯大，交通線擴展到了牡丹江、寧安、延吉一帶，日軍的搜查也越來越嚴。田仲樵學會了把情報縫進棉衣夾層，或者用針線把信紙固定在袖口。

那些年里，死亡是常有的事。田仲樵在路上見過太多犧牲的游擊隊員，有的被槍殺在雪地里，有的凍僵在樹林里。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東北的抗聯處境越來越艱難。日軍在城市里布下了天羅地網，巡邏犬、探照燈、憲兵哨所隨處可見，陌生人一露面就會被盤查。組織上讓田仲樵潛入牡丹江，這個日軍的重鎮，鐵路、軍需、通訊都被牢牢控制著。

田仲樵給自己起了個假名，憑著一手針線活，進了日軍的被服廠當女工。白天，她和其他工人一起縫制日軍的軍裝，手指被針扎得滿是傷口；夜里，她就借著微弱的油燈，記錄倉庫里物資的數量、出入時間，把這些情報寫在布片上，縫進衣縫里帶出去。

廠里的工人大多是被迫來的，心里都憋著對鬼子的氣，田仲樵悄悄聯系了幾個可靠的人，建立了秘密聯絡點。

田仲樵的名字很快就出現在了特務的搜查名單上，她連夜逃出城市，躲進了郊外的農戶家。沒幾天，她又換了個身份，跑到另一家工廠做工，對外只說自己是流離失所的流民，只求一口飯吃。

沒人知道，這個身材瘦小、走路一瘸一拐的女人，背后牽著的是抗聯的生死情報線。潛伏的日子，不僅要防著外面的鬼子，還要應對內部的分歧。

抗聯隊伍在極端環境下，糧食分配、行動方向這些事，常常會起爭執。田仲樵性格剛烈，有啥說啥，從不藏著掖著，也正是因此，抗聯的同志們都很信任她。

1939年，日偽特務在林口縣的刁翎鎮抓住了田仲樵，出賣她的，竟然是她的丈夫荀玉坤。荀玉坤也是吉東省委委員，可他受不了日軍的威逼利誘，叛變投敵了。

在審訊室里，田仲樵被打得奄奄一息，抬眼卻看見荀玉坤坐在椅子上，悠閑地抽著煙，還勸她：“仲樵，別犟了，跟我一起跟著日本人干，保你不受罪。”看著曾經同生共死的丈夫變成這副模樣，田仲樵心里又痛又恨，她用盡全身力氣，抓起桌上的煙灰缸就朝荀玉坤砸去。

鬼子見狀，把她拖回牢房，新一輪的酷刑又開始了。可田仲樵沒屈服，她心里盤算著，一定要除掉荀玉坤這個叛徒，不然還會有更多同志犧牲。

于是，當鬼子再一次讓荀玉坤來勸降時，她突然換了副口氣，對著荀玉坤大聲說：“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是黨派來假意投降的，就是為了打入日軍內部傳遞情報，你是個好黨員！”

這話一出，鬼子立刻起了疑心。他們本來就覺得荀玉坤沒提供多少有價值的情報，現在聽田仲樵這么說，更是認定他是臥底。

田仲樵還趁放風的時候，模仿上級的筆跡寫了張紙條：“玉坤同志，假投降做得很好，繼續潛伏待命。”

她把紙條偷偷塞進荀玉坤的褲腰夾層里。果然，日軍對投降分子搜查極嚴，很快就發現了這張紙條。鬼子勃然大怒，二話不說就把荀玉坤拖出去槍斃了。這個背叛信仰的叛徒，最終死在了自己出賣的人手里。

除掉了荀玉坤，田仲樵知道自己的處境更危險了。鬼子的酷刑變本加厲，她的身體越來越差，左腿被老虎凳壓得骨折，左眼被打腫，視力越來越模糊。

為了活下去，為了不泄露任何秘密，她開始裝瘋。在牢房里，她時而哭時而笑，抓起地上的泥土就往嘴里塞，見了鬼子就磕頭。

起初，鬼子還派人盯著她，想從她的“瘋話”里套情報。可田仲樵裝得太像了，整天瘋瘋癲癲，要么蹲在糞堆旁發呆，要么嘴里念叨著沒人聽得懂的胡話。鬼子盯了半年，啥也沒撈著，漸漸就放松了警惕，把她扔在牢房的角落里不管了。

1941年，田仲樵第3次被捕了。這一次，她被押送到了哈爾濱警察廳。鬼子知道她是抗聯的重要人物，用盡了更殘忍的酷刑，還把她拖到二樓，逼她招供。田仲樵寧死不屈，趁鬼子不注意，毅然從二樓跳了下去。萬幸的是，她只是大面積骨折，沒有摔死。

鬼子見她這樣都不招供，更是喪心病狂，可不管怎么折磨，田仲樵始終只有 “瘋話”。最終，鬼子覺得從這個“女瘋子”身上再也挖不到任何情報，就把她關進了哈爾濱監獄，一關就是4年。

監獄里的日子，是常人無法想象的煎熬。冬天，墻壁結冰，棉被上結著霜，田仲樵蜷縮在角落，凍得瑟瑟發抖；夏天，牢房里又悶又潮，彌漫著霉味和血腥味，虱子、跳蚤到處都是。食物是摻著糠殼的稀湯，水里漂著鐵銹，難以下咽。

可就算在這樣的絕境里，田仲樵心里的信念始終沒滅。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了監獄。看守們倉皇撤離，監獄的大門被打開，幸存的囚犯們歡呼著跑出去。

當救援人員找到田仲樵時，都驚呆了：這個女人滿身傷疤，雙腿嚴重變形，十指彎曲僵硬，因為長期的酷刑和營養不良，她時而清醒時而瘋癲，連走路都需要人攙扶。

被救出來后，田仲樵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治療傷病，而是拖著殘腿，拄著木棍鉆進了五常山區。她知道，山里還有和組織失聯的抗聯戰士。

那時候正是冬天，零下幾十度的嚴寒，積雪沒到腰深，她的跛腳在雪地里深一腳淺一腳，每走一步都鉆心的疼。她找了整整一個月，終于在深山里找到了200多名抗聯戰士。

這些戰士已經和組織失聯多年，靠著吃樹皮、挖草根存活，衣衫襤褸，頭發胡子都結成了冰，像一群“野人”。田仲樵看著這些幸存的戰友，眼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她帶著隊伍，在雪地里跋涉，用凍傷的手扒開積雪探路，把僅有的一點食物分給傷員。

最終，她把這支隊伍安全帶到了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兆麟面前。交接完畢的那一刻，田仲樵再也支撐不住，眼前一黑就昏了過去。

后來，組織上安排田仲樵到東北烈士紀念館工作。她的工作很簡單：清點戰友的遺物，登記、擦拭、編號。那些陳列在柜子里的手槍、棉襖、文件袋，每一件都承載著犧牲戰友的生命。

田仲樵走路緩慢，雙腿支撐不住身體，就拄著木棍上下班；手指因為被竹簽釘過，畸形得無法完全彎曲，她就把棉布纏在指關節上，小心翼翼地擦拭玻璃柜。

往后的幾十年里，田仲樵幾乎不談從前的事。她終生沒有再結婚，卻用自己微薄的傷殘津貼，收養了不少烈士遺孤。

她的日子過得很拮據，住的小屋漏風漏雨，米缸常常是空的。她就帶著孩子們挖野菜、熬糊糊，自己省著吃，卻總讓孩子們先吃飽。她教孩子們識字，用舊報紙練字，告訴他們：“你們的父母都是英雄，餓死也不能偷，窮也要有骨氣。”

2005年，田仲樵與世長辭。這位英雄老人，用自己的一生為我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貢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