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2月6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在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舉行新書發布會。全國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李巖，中國出版協會副理事長王明舟，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秘書長、中華書局總編輯尹濤，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魏崇，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文史哲》主編杜澤遜，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黃愛平，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翁連溪，著名藏書家韋力，北京奎文閣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鄧占平等專家學者出席活動。
山東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劉文強在活動上致辭。他表示，《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齊魯書社上世紀末推出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立項的重大出版工程之一，是對這一文化瑰寶的重要補充，影響深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下稱《三編》）的編纂出版，既是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補編》的接續傳承，也是對《關于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的積極響應和成功實踐，是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又一次搶救性發掘與保護。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新書揭幕儀式。本文圖片由活動主辦方提供。
《四庫全書》是清乾隆帝敕命、紀昀等360余位朝臣學者編纂、3800余人抄寫完成的曠代巨編，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3460余種、79300余卷，為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纂修《四庫全書》時，朝廷對搜集到的萬余種典籍進行甄別篩選，其中約三分之一被抄寫入《四庫全書》，史稱“著錄書”；另三分之二僅保留書目提要而未抄錄，史稱“存目書”。這些書籍或因學術觀點、或因時代局限未能入選，但多具重要文獻價值，甚至不乏稀世珍本。
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文史哲》主編杜澤遜簡要介紹了“存目書”的概況，并回顧了叢書的編纂歷程。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收錄的1萬多部書籍中，6793種僅存目錄未被抄入全書，成為“四庫存目書”，這些典籍雖未入編卻極具學術價值。1992年編纂建議獲批后，齊魯書社于1997年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200冊，2001年出版《補編》100冊。時隔多年后，在國家古籍普查與數字化技術助力下，主創團隊遍訪各大圖書館征集底本，嚴格遵循古籍整理規范審定著錄信息并逐頁審核。各方面通力合作，促成了《三編》的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全100冊）
杜澤遜 馬學良 主編
齊魯書社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黃愛平在活動中指出，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至如今《三編》接續問世，這項跨越數十年的工程，借助現代技術搶救性保護了珍貴典籍，既完善了《四庫全書》文獻體系，更助力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堪稱傳承中華文脈、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舉。
齊魯書社社長王路向國家圖書館贈送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館員羅琳表示，《三編》的學術價值不僅在于新增176種稀見典籍，更在于以原書牌記、行款、序跋俱全的影寫方式，首次恢復了《四庫》系統提要所據之“原典形態”，使乾隆以前刻本、鈔本之卷端牌記、校刊銜名、藏家題識一一復位。
著名藏書家韋力則從版本學角度提出，在AI時代，古籍紙本出版仍具有其獨特價值——原始底本的真實性與可靠性，而底本質量直接決定學術體系的嚴謹性。他建議后續編纂可拓展域外征集渠道，甄選真正的四庫底本，為“四庫學”研究提供更精準的文獻依據。
本次活動由齊魯書社主辦、北京奎文閣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協辦。山東出版集團、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及齊魯書社相關人士參加了活動。
撰文/木子
編輯/李永博
校對/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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