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讀博的神童張炘煬，如今無業躺平啃老，坦然承認：我不是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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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郊外一間月租2200元的出租屋里，住著一位消瘦如竹竿的青年。他身高一米八幾，卻沒有什么像樣的肌肉，常年的素食主義和極簡生活讓他看起來有一種并不屬于這個年紀的清冷。他叫張炘煬。這個名字曾經響徹中國教育界。

10歲上大學，13歲讀研，16歲成為全中國最年輕的博士。這簡歷無論放在哪個時代，都足以讓所有望子成龍的家長不僅是眼紅，簡直要眼珠滴血。

然而，當時光的指針撥到他28歲這一年，聚光燈下的神話卻碎成了一地雞毛：無車、無房、無固定工作，每三個月要向父母“討要”一萬元生活費，銀行卡里常常只剩下幾千塊。

從云端跌落凡塵，人們急于給這一現象貼上“傷仲永”的標簽，嘲笑他的“廢”，嘆息他的“懶”。但在這位前神童看來，他并不是在毫無尊嚴地茍且，而是在進行一場遲來的清算。

一張被撕毀的千萬級資產負債表

張炘煬的日常生活有一種苦行僧般的即視感，他不愛喝飲料，出門自帶大瓶礦泉水。吃飯不點外賣，偏愛社區周邊的快餐店，甚至在餐館里只點十塊錢一頓的素菜。即便到了市區，也鮮少去旅游景點湊熱鬧，而是直奔圖書館。

這種極低欲望的生活狀態，構成了他如今人生哲學的基底——只要需求夠低，就不必為了五斗米折腰。但在外界眼中，這是不可思議的墮落。

一位擁有北航博士學位的頂尖人才，理應在這個社會的高層呼風喚雨。他其實并非完全沒有工作，博士畢業后，他曾短暫接受寧夏師范學院的邀請，作為外聘教師，每月能拿到5000元的課時費外加5000元津貼。

月入過萬，在許多人看來已是安穩的確幸，然而，張炘煬沒干多久就辭職了。后來，他在上海接一些零散的項目，每做一個大概能賺五萬，看似不少，但那是把運氣和時間都不確定的收入，且完全不夠支撐在一線城市買房買車的夢想。

為什么不找個穩定工作好好干？張炘煬的賬算得比誰都精明，也比誰都絕望。“給別人打工賺不了大錢。”在他看來，哪怕做到了所謂的高管，靠死工資也填不平那個巨大的“歷史虧空”，這個“虧空”發生在一個極為具體的時間節點——2011年。

那一年，16歲的張炘煬正如日中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博士。但他突然向父母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任性、甚至帶有威脅性質的要求：如果要讓他去讀博士，父母必須在北京全款給他買一套房。

這被當時的輿論解讀為“神童膨脹了”、“要挾父母”。他的父母，那一對普通的工薪階層，無論是出于經濟壓力還是觀念的保守，并沒有同意，而是采取了一種并不光彩的手段——他們在北京租了一套寬敞的房子，騙兒子是買的，以此哄騙他繼續學業。

這成了一根刺，最終長成了橫亙在兩代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即使是十幾年后的今天，張炘煬提起這事依然邏輯清晰得可怕。當時如果父母按照他的要求，集結家中兩百萬的資金在北京購房，那套房產放到今天的市值早已超過千萬。

“他們欠我一套價值千萬的北京房產，現在每三個月給我一萬塊，直到他們離世也還不上這個零頭。”對著鏡頭，他那種淡淡的笑容里藏著令人不寒而栗的理智，“從這個角度看，我向他們要錢，心里毫無負擔。”

所以，如今的“啃老”，與其說是生活不能自理，不如說是他在這場家庭投資失敗案例中，對“責任方”的一種冷酷追索。他用這種極端消極的方式——不工作、不買房、低欲望、依靠父母供養——來對沖當年那個被父母愚弄的決定所帶來的機會成本。

以愛為名的“競速實驗”

1995年，張炘煬出生在遼寧盤錦。父親張會祥本是一個有著遠大抱負的人，曾拿到過人民大學MBA的錄取資格，卻因高昂的學費被現實擊碎，不得不回到街道辦做一個小職員。

這種巨大的落差，就像一團被壓抑的火，最終全部燃燒在了兒子身上——兒子的名字“炘煬”，火字旁極其耀眼，寓意著生命如烈火般熾熱，也預示著這種“烘烤”般的教育方式。

張家沒有童年，只有課程表。在別的孩子還在看《大風車》的時候，張家是絕對禁止看電視的，連《西游記》這樣的小說都被列為禁書，因為那是“閑書”。

兩歲半識字兩千，五歲上學，小學的一年級到五年級，張炘煬僅僅用了六個月加兩個月的時間就全部“刷”完了。這哪里是教育，簡直是工業沖壓。

父親似乎在進行一場關于“速度”的極限實驗，甚至堅信“成名要趁早”。初中時，七歲的張炘煬明顯水土不服，無論是在復雜的數理化面前，還是在比他高出一個頭的同學中間，他都顯得格格不入，成績倒數，紀律很差。

面對這種常識性的成長瓶頸，張父沒有選擇慢下來，而是讓孩子回家，父親親自上陣，開啟了家庭私塾模式。令人咋舌的是，他在家自學半年，直接跳過高中兩年的課程，直奔高三。

三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張炘煬本能的求生欲讓他每次都想轉彎，卻每次都被父親那雙大這只手硬生生扳回了“快車道”。

第一次是10歲高考，考了505分。這個分數對于一個孩子來說是奇跡，但對于考頂尖名校（985）顯然不夠。十歲的張炘煬很清醒，他哭著想要復讀一年，無論如何要沖一個更好的學校。哪怕從常理看，11歲上清華也依然是神話。

但父親拒絕了，為了“中國最小大學生”這個稍縱即逝的虛名，父親強行做主幫他填報了并非頂尖的天津工程師范學院。這是為了名聲犧牲了孩子的“第一學歷”。

第二次是13歲考研，當時他的導師非常賞識他，聯系了德國的大學。這是一個絕佳的改寫命運的機會，去德國深造，可能會把他引向真正的學術巔峰，但德國規定必須要滿14歲才能入學。

哪怕只需要僅僅等待一年，父親也等不及了。理由簡單而粗暴——必須要拿下“全國最小研究生”的頭銜。于是，出國的路被堵死，他在父親的逼迫下留在了國內讀研。

第三次，就是那個著名的北京博士入學前的房產爭奪戰。你會發現，這個神童的成長史上寫滿了兩個字：早產。所有的階段都在搶跑，所有的基礎都沒有夯實。

博士期間，張炘煬讀得異常痛苦，幾乎是在掛科和畢不了業的邊緣瘋狂試探。北航要求兩篇SCI論文，他磨了整整六年才發出了第一篇。要是那第二篇沒能在2018年趕出來，他的博士學位證就徹底泡湯了。整整八年的博士生涯，把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的少年磨得如履薄冰。

父親對此的評價卻是——如果沒有他的逼迫，兒子大概會淪為平庸之輩，現在的一切都要歸功于他的“規劃”。這種邏輯的荒謬之處在于，他把兒子當作了一個為了彌補自己人生遺憾的容器，為了讓這個容器貼上“天才”的標簽，不惜犧牲容器的質地和容量。

廢墟上的自我重建

經歷過這一場如同過山車般的三十年，如今的張炘煬，其實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幾斤幾信。面對記者“你是不是神童”的提問，他沒有絲毫的驕傲或自憐，只是極其平靜地否定：“我不認為是，現在很多小孩的智力都超越了當年的我。”

他甚至坦言，如果按照西方高校那種嚴謹的學術評價體系，他這個博士，恐怕連畢業的門檻都摸不到，在科研領域，他自認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意者。

他沒有成為父母期望中的“人上人”，也沒有在這個社會既定的成功軌道上狂飆突進，反而選擇了一種近乎“虛無”的生活方式。他在出租屋里，整天研究些有的沒的，看著直播帶貨琢磨其中的門道，大部分收入都用來滿足自己對新事物的好奇心，而不去積累財富。

外界看他像個怪物，他看外界何嘗不像個瘋人院？他甚至引用了孔子的那句“君子不器”，試圖為自己這種看似離經叛道的生活狀態尋找注腳。他這艘船，停在港灣里不想出海了。既然不出海，自然也就不會有觸礁沉沒的風險。

這或許是他作為一個擁有超高智商的人，在被剝奪了三十年自主權后，所能做出的最溫和、也是最無奈的抵抗。

光明網2023-09-22《10歲上大學，16歲讀博士！今年“神童”28歲了，父母定期給他打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