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飛行員王寶玉駕機叛逃后，蘇聯蒙上他眼睛又給他送回來了

1990年，飛行員王寶玉駕機叛逃之后，蘇聯人蒙上他的眼睛，要把他送到美國，王寶玉欣然答應，可當他再次睜眼之后，卻發現自己面前竟然全都是中國人
1990年8月25日，王寶玉穿著飛行服，站在黑龍江的機場邊上，身旁的同事開著玩笑：“王寶玉，今天別又飛得太低，省點油?！?br/>他扯了扯嘴角，沒搭理，誰也沒想到，這天，他心里藏著的，不是飛行計劃，而是叛逃路線，飛機升空，發動機的響聲蓋住了地面上所有的聲音。
王寶玉一路盯著儀表，手心里全都是汗，他把飛機一甩，從編隊里脫離了，像一條突然轉向的魚，鉆進了茫茫云層。
沒人當場反應過來，指揮員那頭喊了好幾聲，他都沒理，飛機低空飛行，貼著地面走，雷達根本看不見，王寶玉心跳得厲害，怕被攔下來，也怕自己一頭撞山。
可他心里盤算得很清楚，只有這一天，只有這一次，自己能沖出去，他想著等落地了，或許自己的人生就能翻篇，沒準真能搭上那趟去“自由世界”的班車。
飛機降落在蘇聯遠東的機場，地面上有士兵舉著槍，臉上看不出表情，王寶玉舉起雙手，嘴里一句俄語都不會，只能用手比劃。
對方看明白了，把他帶進一個小屋，坐下，遞給他一杯水，屋子里悶得很，王寶玉的手一直在抖，他強撐著跟蘇聯軍官表達自己的想法，“美國”“政治避難”這幾個詞說得很清楚。
蘇聯人沒多說什么，只是點點頭，叫人把他帶下去，那幾天，王寶玉被關在一個房間里，門口有人看著，隔著鐵門，蘇聯士兵偶爾咕噥幾句，王寶玉一句都聽不懂。
他在房間里來回踱步，心里想著，接下來會不會有人來跟他談條件，會不會有美國人過來接他，他把自己未來的路想了個遍，甚至想到萬一到了美國，自己也許能當個飛行教官，或者干脆換個身份重新過日子。
第三天，一隊人進來，叫他戴上眼罩，說要送他去“下一站”，王寶玉心里突然松了口氣，他覺得自己終于要離開這個冰冷的屋子，去到那個夢里的國度。
飛機上的聲音很雜，時不時有人走來走去，有人說話，他一句都聽不懂，王寶玉靠在椅背上，心里反而安穩下來，他甚至在腦子里演練了一遍，等見到美國人該怎么自我介紹，要怎么表現自己有價值。
可惜，現實不是劇本，飛機落地，耳邊的聲音變得熟悉起來——有人喊了句：“把他帶下來！”王寶玉摘下眼罩，眼前全是中國人的臉，軍警在前面，沒人笑，也沒人說話，只有手銬和冷冰冰的空氣。
王寶玉愣在原地，連反應都慢了半拍，有人過來拽住他的胳膊，把他往外帶，動作并不粗暴，但也沒有一絲溫情。
這一幕像電影，卻不是他想象的美版英雄結尾，他在機場上站了很久，沒人跟他說話，只有遠處的飛機發動機聲，王寶玉低著頭，腦子一片空白，他原本以為，自己能跳出那個“籠子”，結果還是兜兜轉轉，回到了原點。
審訊室里，王寶玉坐在鐵椅上，手里捏著一張紙巾，他不說話，軍官也沒催，一個中年人進來，坐下，沒看他，只說了一句：“家里人都挺好的，你把自己送進了死胡同。”
王寶玉抬頭時，發現對方的眼神沒什么怒火，倒像是在看一個犯錯的小孩，他沒辯解，只是喃喃地說：“我以為我能改變點什么。”
王寶玉的性格，在部隊里其實早就不是秘密，人緣一般，平時不愛說話，誰也不喜歡找他聊天，技術好，但是人十分自負。
戰友們說他有點死心眼，領導覺得他不大合群，家里人的工作調動也沒讓他省心，老婆為了安置的事找過幾回組織，王寶玉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心思越來越重。
1989年，他回青島休假兩個月，王寶玉那陣子變了個人，天天看外文書、聽收音機，有一次他跟鄰居聊天，說國外的生活多好，大家都以為他開玩笑。
實際上，他那時候已經把叛逃的計劃琢磨得七七八八，回部隊以后，他突然變得“好說話”，還主動幫同事干活，別人以為他開竅了，沒人想到是暴風雨前的平靜。
到執行任務那天，王寶玉出奇地冷靜，他提前查好了地圖，研究了雷達盲區，飛機脫編那一刻，地面指揮急了，連著喊他的名字。
他裝作沒聽見，專心致志往北飛，其實他心里也害怕，怕被攔下來，更怕油不夠，快到蘇聯時，他看見遠處的機場燈，心里一下子松了口氣。
在蘇聯那幾天，王寶玉沒睡過一個囫圇覺，他不停地琢磨，自己下一步怎么走，甚至想好了一套說辭。
可是，蘇聯人根本沒給他機會，幾個軍官只是例行詢問，沒問太多細節，就讓他等著，王寶玉在房間里抽著蘇聯香煙，心里像有只貓抓一樣難受。
那架飛機落地的瞬間，王寶玉才知道，蘇聯人根本不把他當回事，其實當時的中蘇關系已經緩和，蘇聯不想惹麻煩，更不想因為一個飛行員壞了外交局面。
王寶玉被移交得干干凈凈，飛機也一并還了回來，蘇聯軍方為這事撤了幾個軍官，自己都忙著收拾爛攤子。
回國以后的事，王寶玉沒怎么反抗，他被開除黨籍、軍籍，審判時一句話都沒多說，最終被判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