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資格批評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

對于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我們不能在這個安定和平的現實環境下體會他們在那生不如死的困境下做出的最后掙扎，他們只是想活下去，有尊嚴的做個人。

你可以說他們愚昧、野蠻，但是這不過是他們對滿清殘暴統治、西方列強欺辱所做的最絕望的抗爭，是對曾經和正在受到的壓迫的那些壓迫者的鏡像反應。他們只是在掙脫越勒越緊的枷鎖，奪過砍向自己的屠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罷了。

愚昧嗎？當然愚昧。畢竟所有出于原始本能的暴力行為都是愚昧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種指導思想不明確，僅靠裝神弄鬼，強化階級對立拉起來的隊伍不可避免的具有血腥殘暴的一面。

但就是這樣的隊伍，能短時間發展成為與清王朝抗衡的力量，那就不能只看到他們好勇斗狠，把愚昧、野蠻當標簽貼在他們身上。因為前面說了，他們反抗是出于馬上就要活不下去的拼死掙扎。沒有什么所謂的奮起，是給自己爭個繼續喘氣的機會。

所以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就行為本身而言，是盲目的，能這么干，可能只是為了吃一口能暫時活下去的飯。

以現在的眼光看，無論是太平天國的所謂天父天兄還是義和團的刀槍不入，都是蠢得不能再蠢的騙人把戲。怎么看都不像能支撐這些人造反的精神信仰，但這又反過來證明了清政府的封建思想已經爛得還不如這種把戲。

這種精神上的極限比爛結果就是你看我還不如一群牲口，我看你就是惡魔，落實到行動上就是彼此都不把對方當人，廝殺起來不但沒了任何道德負罪感，反而以誰下手更狠論輸贏。

1851年9月，清廷正紅旗勛貴，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在廣西永安圍剿太平軍。因久攻不下，烏蘭泰下令將抓獲的五千太平軍家眷押到陣前，無論老幼當場全數斬殺。

這下好了，太平軍沒退路了，徹底沒有了妥協的余地，直接開狂暴模式，本來實力占優的清軍非旦永安沒拿下，四個總兵還被打死，太平軍不但突圍成功，還就此立下一條規矩：“凡攻克滿城，屠戮滿人，男婦幼孩不留一人。”

物理清除對方成了雙方解決問題的最佳手段，問題是，為什么沒有妥協的余地呢？因為這是已經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非簡單的民族對立。

滿清之所以憑借區區二十萬人就能繼承明朝的法統，根本原因是滿清總體的華夏化，其統治基礎還是華夏文明的儒法體系。至于分散在各地的滿城，那是監管地方實施實際統治的文人士大夫的監督機構，這和明朝用老朱家的子孫牽制官僚階層沒什么本質區別。

但和所有王朝化社會一樣，在早期打江山的那代皇帝的影響力逐漸式微，作為統治者的皇帝一方面必須加大對官僚階層的投入來籠絡他們，另一方面用宗族勢力對官僚階層的權力進行制約。在無論哪方做大都會使皇帝大權旁落的情況下，給兩邊的好處就得不停得加碼，成了蹺蹺板效應。

這么加來加去，貴族和官僚組成的權貴階層就分走了絕大多數社會資源，造成權貴與民眾之間的分配極端不均，階級矛盾發展到最后就是暴力沖突。

理論上講，解決這種暴力沖突可以用改變分配方式的手段來進行，但這種自上而下的手段需要權貴讓出手中已經掌握的資源。可作為權貴群體，他們顯然是不會這么干的，但凡有人這么干，那都沒有好下場。很少有人有商鞅、王安石那不要命的覺悟。

如此一來，所謂的變法，改變分配方式，就成了修修補補，哪兒漏補哪兒，像張居正那樣。直到最后實在補不住了，就是自下而上的掀桌子，階級矛盾徹底激化，曝得血光四濺。

人類個體有個天生的特點，會本能的認為自己的所有資源都是天然具備的，這叫命。所以當現實中活不下去的底層開始不認命，要搏一把命的時候，作為權貴必然會強烈抵制。而抵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讓底層去死，無論是極限施壓讓其認命看似自然死亡還是干脆就殺掉，都只是方式上的區別。

曾國藩采取的就是屠殺這種方式，后來的士大夫階層封其為半圣也不是毫無道理，不僅是因為曾國藩把人性算是整明白了。他們這些人明知分配關系改不了，把伸手張嘴的全殺光就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一邊是曾圣人，一邊是曾剃頭，兩個名號放曾國藩一個人頭上并不矛盾。

由此看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其整體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改變分配關系。想法沒問題，假如把我們放在他們那個生不如死的時代，未必就有匹夫一怒的氣概。我們唯一能質疑的是他們的手段。

作為最終失敗者，無論是太平天國還是義和團，他們急功近利，想改變的只是自身的境遇，太平天國一面推翻那個舊的制度，自己卻又變成了那個舊的。義和團的“扶清滅洋”則是試圖通過消除民族矛盾來解決階級矛盾。

只能說，他們是有缺陷的，對于這一點，作為當代人的我們沒有資格對他們說三道四，因為處在他們的時代，他們的階層，他們被限制的不僅僅是基本的生存資源，還有知識、信息、眼界等一系列資源，信息資源的絕對不對稱，使他們沒意識也沒能力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公平的、先進的分配制度。但至少他們用生命試過，既為后人提供了經驗，又事實上將舊秩序破壞的搖搖欲墜，先行者不應被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