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處一個充滿惡意的世界

這幾天，關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臺言論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

事情的起因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復述了。

但讓我感到背脊發涼的，不是日本右翼那幾句陳詞濫調，而是我在私下聚會、還有后臺留言里看到的一些聲音。

有些朋友，甚至是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朋友，跟我說：“至于嗎？不就是個日本政客放了幾句狠話嗎？外交辭令而已，官方把調門拉得這么高，是不是有點神經過敏了？我們現在日子過得好好的，何必天天盯著這些事不放？”

聽到這些話，我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中，心里五味雜陳。

說實話，能說出這些話的人，大概率是這些年被國家保護得太好了，歲月靜好的日子過得太舒服了。

他們就像生活在無菌溫室里的花朵，根本想象不到，溫室外面的那個世界，對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究竟充滿了怎樣的惡意。

這種惡意，不是你不去招惹它，它就會放過你的。

它是一種刻在基因里、深入骨髓的、系統性的惡意。

為了叫醒這些裝睡或者真睡的人，今天我不想講大道理，我們只擺事實，講數據。

我要把這個真實世界的殘酷底色，一層一層撕開給你們看。

1 認知惡意

先把時間撥回到19年前，2006年。

那一年，中國的GDP剛剛突破2.7萬億美元，正在吃著WTO紅利一路狂奔。

在遙遠的華盛頓，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在當時引起轟動的報告——《中國為什么會被解體后的俄羅斯超越》。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這個標題是個笑話，中國怎么會被俄羅斯超越？

但在當時，這可是西方經濟學界的“圣經”。

在這份報告里，世界銀行的專家們極力抹黑中國的發展模式。

他們列舉了一堆冷冰冰的數據，然后得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結論：

雖然中國當時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俄羅斯，但是，俄羅斯的經濟增長模式“質量更高”、“更符合窮人的利益”。

為什么？

報告給出的理由非常荒謬，卻又在西方的邏輯里自洽：因為解體后的俄羅斯，實現了西方的“民主制度”。

在他們的邏輯閉環里，只要你采用了西方的制度，你哪怕經濟崩潰、寡頭橫行、人均壽命下降（90年代俄羅斯男性的平均壽命一度跌破60歲），你的增長也是“正義”的，是“符合窮人利益”的。

中國，僅僅因為堅持了自己的道路，哪怕我們讓幾億人脫貧，哪怕我們的工人在流水線上沒日沒夜地創造財富，我們的增長在他們眼里也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是“邪惡”的。

這就是惡意的第一層：認知惡意。

他們根本不在乎中國人能不能吃飽飯，能不能穿暖衣。

他們在乎的，只有你是不是跪在他們的神像面前祈禱。

為了證明“俄羅斯模式優于中國模式”，西方主流媒體在那幾年里，對俄羅斯的寡頭經濟視而不見，卻對中國的每一項成就拿著放大鏡找茬。

他們預言中國即將崩潰，預言中國會被俄羅斯遠遠甩在身后。

然而，現實給了他們一記最響亮的耳光。

19年過去了，今天我們再看，中國不僅沒有被解體后的俄羅斯超越，反而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產值相當于美國+日本+德國的總和。

那個被他們吹捧為“符合窮人利益”的俄羅斯，在經歷了西方的幾輪洗劫后，至今還在為恢復蘇聯時期的榮光而苦苦掙扎。

如果當年我們聽信了那份報告的“鬼話”，搞了所謂的“與西方接軌”，今天的中國會是什么樣？

恐怕我們連在這兒討論“高市早苗該不該罵”的資格都沒有，我們只會像當年的蘇聯解體后一樣，為了一個面包在寒風中排隊吧。

2 壟斷定義

如果說經濟領域的惡意還披著一層學術的外衣，那么在體育和文化領域，這種惡意就是赤裸裸的傲慢與雙標。

我們把目光轉到奧運會。

奧運會，名義上是全人類團結、友誼、和平的象征。

但對于中國，國際奧委會（IOC）和西方舉辦國，往往有著另一副面孔。

大家還記得2016年里約奧運會嗎？

那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遭遇了什么？

首先是國旗。

在升旗儀式這種最莊重、最不該出錯的場合，里約奧組委竟然使用了錯誤的中國國旗。

正版的五星紅旗，四顆小星是環繞著大星、尖角指向大星中心的，象征著團結。

里約掛出來的國旗，四顆小星是平行排列的。

這是一個技術失誤嗎？

中國代表團第一時間提出了交涉。

結果呢？里約方面敷衍塞責，嘴上說改，行動上卻拖拖拉拉。

更令人氣憤的是，即便在已經指出錯誤后，錯誤的國旗依然一次又一次地升起。

這已經不是“疏忽”，這是“不在乎”，甚至是“故意惡心你”。

接著是閉幕式。

白巖松當時在解說時有一句著名的吐槽：

“乒乓男團金牌好像是我們啊，中國代表團沒有參加里約奧運會嗎？看來中國女排贏了巴西女排，我們得罪人了。”

他在吐槽啥呢？吐槽的是里約奧運會閉幕式的官方回顧短片。

短片時長兩分多鐘，回顧了這屆奧運會的精彩瞬間，但是呢，短片中中國代表團的鏡頭幾乎為零！

要知道，中國那次拿了26枚金牌，金牌榜第三，獎牌榜第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運動員都應該是主角之一。

但是，在這段官方制作的“高光時刻”視頻里，根本找不到幾個中國運動員清晰的正臉。

唯一的“中國元素”是一閃而過的中國乒乓球男團的遠景，甚至不如某些只拿了一塊銅牌的西方國家運動員鏡頭多。

這就是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對中國的態度：

我可以賺你的錢，但我絕不承認你的地位。

在他們的敘事里，中國是“隱形”的，是不配擁有高光時刻的。

再往前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

那本該是中華民族的高光時刻，但是火炬傳遞過程中發生了什么？

在巴黎，在倫敦，西方的反華勢力勾結“藏獨”分子，公然沖擊火炬傳遞隊伍。

殘疾人火炬手金晶在輪椅上誓死保護火炬的那一幕，至今想起來我都想流淚。

當時西方媒體在干什么？

他們在歡呼，在煽動，把暴徒描繪成“自由斗士”。

到了2022年北京冬奧會，中國花了巨大的財力物力，克服了疫情的困難，為世界呈現了一屆簡直是完美無缺的冬奧會。

結果呢？

美國帶頭，西方國家跟進，搞所謂的“外交抵制”。

他們動輒拿人權說事，試圖把冬奧會變成審判中國的政治法庭。

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奧委會做了什么？

對于針對中國的惡意攻擊，他們往往選擇裝聾作啞；

一旦中國稍微有一點反擊，他們就跳出來談“奧林匹克精神”了。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國際環境。

你做得再好，金牌拿得再多，在他們眼里，你依然是那個需要被“規訓”、被“排斥”的異類。

如果說體育場上的雙標還能用“裁判誤判”“主辦方不聽國際奧委會的話”來搪塞，那么在代表人類智慧最高皇冠的諾貝爾獎上，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惡意與傲慢，就顯得赤裸裸了。

從小老師就教我們：“科學無國界”。

但在現實的諾貝爾獎評選里，科學不僅有國界，還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偏見。

大家還記得1965年嗎？

那一年是中國科學家最揚眉吐氣、卻又最憋屈的一年。

在上海的一間簡陋實驗室里，中國科學家鈕經義等人，在全世界第一次人工全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

這在當時是什么級別的成就？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蛋白質！是生命科學領域的“登月工程”！

當時中國是在和美國、西德的頂尖實驗室賽跑，而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我們贏了。

按照諾貝爾獎的慣例，這種級別的突破，拿獎是板上釘釘的事。

但是結果呢？諾貝爾獎委員會對此視而不見。

后來他們給出的理由冠冕堂皇，說什么“中國推薦的候選人太多，不符合最多三人的規定”，但這完全就是借口。

真正的理由只有一個：那是由“紅色中國”做出來的成績。

在他們的潛意識里，一群穿著藍螞蟻工裝的中國人，怎么配站在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臺上，去摘取人類科學的皇冠？

這一拖，就是幾十年。

說白了，在西方的學術圈子里，有一種隱形的傲慢：

理論上我們可以承認你的聰明，但定義科學桂冠的權力，必須掌握在西方主流圈子手里。

至于諾貝爾和平獎，那更是變成了西方手里揮舞的政治大棒。

你會發現一個惡心的規律：

他們特別喜歡把獎頒給那些專門罵中國、恨中國、試圖分裂中國的人。

在他們眼里，只有符合西方價值觀，只有給中國制造麻煩的人，才是“和平衛士”。

這哪里是發獎？這分明是發狗糧，是為了惡心我們。

他們壟斷了對“文明”和“成就”的定義權，用這套標準把中國死死地擋在門外。

這就是我們在文化和科技領域面臨的真實處境——你做得再好，如果不是“自己人”，在他們眼里就一文不值。

3 深入骨髓的惡意

有人說：“你說的都是國家層面的，如果我們移民了，融入西方社會，憑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就能避開這種惡意了嗎？”

這又是一個巨大的天真的誤區。

我們來看看華裔在世界范圍內的生存狀況，做一個簡單的對比，你就會發現這種“種族惡意”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從鴉片戰爭之后，華裔開始大規模對外移民。一百多年來，出洋的華人上千萬。

在東南亞，華人憑借著勤勞和智慧，經過幾代人的奮斗，真正扎下了根。

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你都能找出幾十個赫赫有名的華裔百年世家。

像泰國的謝國民家族（正大集團）、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家族，他們不僅掌握著巨大的商業版圖，而且在當地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力。

他們是當地社會的頂梁柱，是受人尊敬的精英。

但是，請你把目光移向歐美，特別是美國。

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同樣超過一百年，而且去的往往是國內最頂尖的精英——

清華北大的高材生、拿著全額獎學金的博士、各行各業的翹楚。

可是，結果呢？

在美國，你能找出一個真正有影響力、能夠傳承百年的華裔家族嗎？

一個都沒有。

這不僅僅是“富不過三代”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的“隱形天花板”和“絞肉機”。

即使是爬到了最高位的華裔，比如趙小蘭家族，也就是所謂的“趙家”，看似風光無限，做到了部長級高官。

但你仔細看看他們的處境吧。

就在去年，趙小蘭的妹妹、福茂集團董事長趙安吉離奇死亡，連車帶人沉入池塘。

趙安吉的第一段婚姻是在36歲那年，嫁給了62歲的猶太人布魯斯·瓦瑟斯坦。

布魯斯·瓦瑟斯坦死后，趙安吉嫁給第二任丈夫是風險投資家吉姆·布雷耶，是個匈牙利猶太裔。

就這個布雷耶，也比趙安吉大12歲。

最后調查了半天，以“誤掛倒擋”結案，你看，就連趙家的權勢，美國政府都給了這么個扯淡的理由來搪塞！

最后，趙安吉的財產，都被吉姆·布雷耶繼承了，因為她沒有孩子。

還有她姐姐趙小蘭，也沒有孩子，雖然嫁了麥康奈爾，而且一步一步把他送到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的位置上。

但趙家不但沒有得到保護，反而成為了美國兩黨斗爭中被攻擊的靶子。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趙家奮斗幾十年，最后恐怕要絕后了，連皮帶骨頭被白人吃得一干二凈。

這就是美國華裔精英的宿命：

你再優秀，也只是一個高級打工仔，或者是一個隨時可以被犧牲的政治裝飾品。

所以，中國精英移民美國，本質上是一次“階層降級”。

你在國內可能是科研領軍人物，到了美國，你就是實驗室里的高級牛馬；

你在國內可能是商界大佬，到了美國，也很難進入真正的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核心圈子。

華裔在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幾乎等于零。

在政治地位上，華裔甚至不如黑人，不如拉丁裔。

黑人可以有“政治正確”的護身符，華裔在西方媒體的抹黑宣傳下，長期被刻畫成“間諜”、“病毒攜帶者”、“搶走工作的機器”。

美國社會對華裔的惡意，不是因為你不夠優秀，恰恰是因為你太優秀了，但你又不是“自己人”。

這種惡意，是刻在昂撒文明基因里的排他性。

在他們看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你越強大，他們越恐懼，惡意也就越深。

所以，別做夢了。

不管是國家層面，還是個人層面，西方世界對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惡意，是真實存在的，是全方位的，是深入骨髓的。

4 擋住黑暗

既然世界充滿了惡意，那為什么我們這十四億人，絕大多數時候還能過上這種“歲月靜好”的日子？

為什么我們能在這里悠閑地刷手機、喝奶茶，討論哪里的火鍋好吃？

不是因為惡意消失了，而是因為有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為我們擋住了所有的黑暗。

這就要說到中國特有的一套制度，我稱之為現代版的“烽火制度”。

中國古代為什么要修長城？為什么要設烽火臺？

因為對于農耕民族而言，游牧民族就是天然的敵人。

他們騎兵機動性強，燒殺搶掠也是一把好手。

為了保護家園，我們必須建立一套由軍人24小時守護、并且能瞬間傳遞信息的軍事化制度。

一旦邊關有警，烽火燃起，消息能以最快的速度傳回中樞，大軍即刻開拔。

這種刻在骨子里的憂患意識和防御體系，傳承了幾千年，在今天演化成了中國政府獨有的值班制度。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甚至到一個不起眼的鄉鎮街道辦，所有相對重要的部門和機構，都有嚴格的24小時值班制度。

這不是形式主義，這是鐵律。

每逢節假日，當你和家人團聚的時候，在政府大樓里，在應急指揮中心，在公安局，在防汛辦，永遠有一群人在值班室里盯著屏幕，守著電話。

這個制度保證了什么？

保證了面對任何突發狀況——無論是地震洪水等天災，還是外部勢力的挑釁、突發的社會安全事件——政府部門能夠以最高效的速度響應。

與值班制度配套的，是我們那套龐大而詳盡的應急預案。

西方政府遇到災難，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甚至像美國新奧爾良颶風或者夏威夷大火那樣，官員居然能集體“失聯”或者反應遲鈍。

但在中國，不管面對任何情況，我們都有一套已經推演過無數次的預案。

這套值班制度與應急預案，就是中國特色的“現代長城”，它是全世界所有政府里的獨一份。

靠著這種準軍事化的體系，我們在面對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能調動十幾萬大軍瞬間進入災區；

在面對疫情沖擊時，能維持社會基本運轉不崩盤；

在面對外部金融攻擊或軍事挑釁時，能迅速做出決策。

這才是“歲月靜好”背后的真相。

值班制度與應急預案，就是中國政府在這個充滿惡意的外部環境中，為大多數中國人筑起的最堅實的防線。

把這些背景鋪墊清楚了，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次引發爭議的核心事件——日本政客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

為什么很多普通人覺得官方反應“過激”？

因為在他們眼里，這只是一個日本女人為了競選首相，在鏡頭前說的幾句“過頭話”。

他們覺得，這就是一場口水仗，甚至覺得人家日本是言論自由，說說怎么了？

這種想法，就是典型的“用戰術思維去理解戰略博弈”。

高市早苗是誰？

她不僅僅是一個日本議員，她是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政治遺產的頭號繼承人，是日本右翼勢力目前在臺前的最高級代言人之一。

她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是沖著日本首相這個位置去的。

她說的是什么話？她說：“如果大陸武統，那就構成危急存亡事態，日本就要出兵干涉”。

這句話其實就是“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最早是安倍說的，但高市早苗把它進一步具體化、政策化了。

請大家注意，這不是“嘴炮”，這是試探。

在地緣政治博弈中，有一種戰術叫“切香腸”。

對手不會上來就跟你全面開戰，而是先切薄薄的一片，看你的反應。

如果你沒反應，或者反應軟弱，他就會切厚一點的一片。

高市早苗的言論，就是針對中國的一次試探。

日本右翼勢力非常清楚，直接在釣魚島動手或者直接派兵，后果他們承擔不起。

所以他們選擇在輿論和外交層面，通過這種極端的言論來測試中國的“痛感神經”。

如果中國政府這次像某些網友期待的那樣，“大度”一點，“不理她”，或者僅僅是輕描淡寫地抗議一下，那么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

第一步，高市早苗的民調會因為“對華強硬”而飆升，鼓勵更多日本政客效仿；

第二步，日本會嘗試派遣現職副大臣級別官員訪臺；

第三步，日本會與臺灣進行實質性的軍事安保情報共享；

第四步，美國會看到中國的軟弱，從而在日本部署中程導彈。

這是一條連環計，高市早苗只是推倒第一張骨牌的人。

如果我們不反擊，就是在變相鼓勵“臺獨”勢力冒險，“臺獨”勢力的每一次冒險，都在把兩岸推向戰爭的邊緣。

所以我們建立那套24小時值班制度，我們制定無數的應急預案，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據理力爭，我們的海警船在釣魚島常態化巡航，我們的東風快遞使命必達——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讓那群狼看到：

這頭獅子，牙齒是鋒利的，爪子是致命的。

只有當他們確信，惡意的挑釁會招致無法承受的代價時，他們才會收起獠牙，坐下來跟你談“規則”，談“和平”。

俄羅斯解體的教訓就在眼前；

奧委會對中國的雙標就在眼前；

美國華裔被邊緣化的現實就在眼前。

這個世界沒有變，依然是那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只是因為中國變強了，把叢林法則擋在了國門之外。

我們針對高市早苗的反擊，不是神經過敏，而是一種戰略威懾

我們要傳遞的信號很明確：

臺灣是中國的底線，觸之必死。

誰在這個問題上切香腸，誰就要做好切到自己手指、甚至整條手臂的準備。

日本沒有資格對中國指手畫腳。

一個背負著深重歷史罪責、至今沒有深刻反省的國家，沒有資格談論“正義”和“和平”。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這句話不是口號，是刻在14億人基因里的誓言。

這么來看，反擊高市早苗，恰恰是為了防止戰爭。

5 唯有自強

所以，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所處的這個國際環境，四處都充滿了惡意。

這種惡意是結構性的，美國為了維持霸權，絕不允許一個統一、強大、工業化的中國存在；

日本為了擺脫戰敗國地位、為了配合美國的戰略、為了掩蓋國內的經濟衰退，必須樹立中國這個“假想敵”；

歐洲人為了繼續待在產業鏈頂端，就必須在貿易商對中國設置各種各樣的門檻。

說白了，在西方構建的這套國際秩序里，他們就像一群嗜血的狼群。

當中國這頭獅子以此前未有的速度奔跑、強壯時，狼群會保持距離，甚至會假惺惺地贊美你的皮毛很有光澤。

但是，他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尋找你的傷口。

哪怕你只是稍微崴了一下腳，哪怕你只是眼神中流露出一絲疲憊和猶豫，狼群就會立刻圍上來。

大家回想一下晚清的歷史。

1840年，英國人來了。那時候他們只是想賣鴉片，想開通商口岸。

清政府雖然戰敗，但如果不割地賠款，如果當時能舉全國之力死磕到底，英國人未必能占多大便宜。

但是清政府選擇了妥協，選擇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結果呢？

法國人看到了，英國人打得，我也打得；

俄國人看到了，我也要分一杯羹；

德國人來了，日本人來了，甚至連當時在歐洲都不是一流強國的意大利、奧匈帝國都來了。

最后演變成了八國聯軍進北京。

這就是“破窗效應”在國家博弈中的殘酷體現。

如果你對第一個扔石頭的流氓不予堅決反擊，那么最后連路過的乞丐都會忍不住沖上來踹你兩腳。

現在，高市早苗就是那個試圖扔第一塊石頭的人。

如果我們對這種明顯的惡意言論表現出絲毫的猶豫與軟弱，那就是在鼓勵惡意，就是把自己的軟肋暴露給群狼。

到時候，圍上來的就不止是一個高市早苗，而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撕咬。

一旦那一天來臨，我們現在的歲月靜好，瞬間就會化為烏有。

所以，當國家在前方“吵架”、在“示威”、在“亮劍”的時候，請不要在后方冷嘲熱諷。

因為他們是在為我們守夜，是在用強硬的態度，逼退那些試圖跨越雷池的惡狼；

是為了讓我們每一個人，明天早上醒來，依然能看到窗外的陽光，依然能安心地吃上一頓熱乎的早飯。

請大家記住，我們身處一個充滿惡意的世界，唯有自強與強硬，方能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