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陳昌浩和徐向前很多選擇都一樣，為何后續(xù)發(fā)展截然不同

徐向前曾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1955年也作為紅四方面軍的代表獲授元帥軍銜。

但回顧紅四方面軍的歷史，他在部隊里一直不是實權(quán)最大的，按照黨指揮槍的原則，上面還有張主席和陳昌浩。張、陳二人都是奉中央命令空降鄂豫皖，之后一直在高位。

老張通過多次對自己人下狠手，樹立了權(quán)威；陳昌浩則是以四方面軍總政委之職，配合徐帥領(lǐng)導(dǎo)作戰(zhàn)，部隊上下都很服他。這一點徐帥在回憶錄里也說過：“那時陳昌浩的威望不低于我，他能說會寫，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員”。

不過后來的歷史大家都知道，因為一場草地分兵，很多人的命運發(fā)生巨大變化。老張暴露出自己的野心，導(dǎo)致三大主力會師于陜北后挨批評，最終在陳紹禹回國后做出叛逃之事；

徐帥也無可避免受到了影響，不過好在他革命思想很堅定，又是主力四方面軍的軍事主官，1955年仍被授予元帥軍銜；

但陳昌浩的際遇就有些奇怪，跟很多人所想的不同，草地分兵后，他并未盲從老張，很多事情跟徐帥一樣選擇站在了老張的對立面。既然如此，為何他后來跟徐帥的待遇卻是天差地別呢？

或許在很多人印象中，陳昌浩和老張就是綁定的，很多政策皆出自二人之手。

這種情況在鄂豫皖、在川陜常見，但在草地分兵是否要追隨中央北上的前前后后，陳昌浩確實不贊同老張。我們來看看當初的經(jīng)過就知道了。

1935年6月懋功會師不久，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進行了混編，將一方面軍的紅5軍、紅32軍、四方面軍的紅9軍、紅31軍、紅33軍等部編成左路軍，朱老總、老張、劉伯承等人為主要領(lǐng)導(dǎo)；

將一方面軍的紅1軍、紅3軍、四方面軍的紅4軍、紅30軍等部編成右路軍，毛主席、周總理、徐帥、陳昌浩等人為主要領(lǐng)導(dǎo)。

當時為了編制達成一致，一方面軍的“軍團”都改為了“軍”，紅32軍即原紅九軍團，其余三個軍數(shù)字沒變。

從這番部署能看得出來，右路軍是以紅一為主，左路軍則是以紅四為主。基于這個背景，兩部在執(zhí)行北上方針時有很大區(qū)別，右路軍打得很堅決，成功拿下包座，為左路軍前進掃平道路。然而，這時老張卻以各種理由拒絕前進。

此舉讓大家都很忐忑，9月8日，徐帥和陳昌浩也參與了聯(lián)名電，告知老張：“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這時陳昌浩跟徐帥一樣，站在了中央一邊。

然而9月9日，老張發(fā)來一封語氣強硬的電報，導(dǎo)致當晚中央連夜帶著紅1軍、紅3軍單獨北上，氣氛一下子無比凝重，很可能會擦槍走火。徐帥在回憶錄里記下了那一幕，并且對陳昌浩持贊揚態(tài)度：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他們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復(fù)，避免了事態(tài)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quán)，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jié)的作用。”

后來為了四方面軍，徐帥和陳昌浩率部南下，但是，他們都不贊同老張的“另立”。1935年10月，老張在卓木碉會議上公然做了重大錯誤之事。但是在這場會議上，陳昌浩卻全場沉默，即便老張示意他站出來支持，他也沒有響應(yīng)。

據(jù)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后來的開國上將傅鐘回憶錄所述：關(guān)于張自立‘中央’問題……那個委員名單，全是張和黃超搞的，別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開會，事先都不摸底，陳昌浩同志也不曉得要干什么。

傅鐘寫回憶錄之時，陳昌浩已不是重要領(lǐng)導(dǎo)，完全不用幫他隱瞞什么，真實性很高。

其實就1935年而言，除非像毛主席那樣具有非凡的戰(zhàn)略眼光，大多數(shù)人根本不知道哪條路更有前景，他們能看到的是紅四情況要好得多，所以陳昌浩思考過后才率部南下。

但作為一名空降的政工干部，陳昌浩清楚地知道“另立”所帶來的危害有多大。他和老張空降到鄂豫皖能很快掌權(quán)，所有干部都服從命令，不正是因為背后代表著中央嗎？現(xiàn)在老張公然把這根基都摧毀了，那還算革命隊伍嗎？

所以，陳昌浩不再盲從老張，開始進行了深度的轉(zhuǎn)變。

當南下部隊在百丈關(guān)受挫后，越來越多人明白，所謂的“打到成都吃大米”已不可能實現(xiàn)，老張威望大損。隨后從莫斯科返回的張浩傳達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老張無奈宣布取消“另立”。

不過老張知道自己的錯誤很大，擔心北上會被批評，所以想著帶部隊西去，爭取到靠近蘇聯(lián)的地區(qū)自己發(fā)展。

對于這個問題，陳昌浩沒有附和。當時朱老總提議部隊不在甘南停留，要越過西（安）蘭（州），到陜北與紅一方面軍會師，陳昌浩立馬表示贊同。

老張仍不愿放棄，9月16日到18日的岷州會議，老張蠱惑道：“日本的實力很強，我們?nèi)リ儽焙狭σ惶幰泊虿灰欢艽虻眠^，最好的辦法是我們向西發(fā)展，變?yōu)樘K維埃的后方，做抗日的后備軍。”只是這套說辭已沒什么人信，還是支持北上的更多。

老張見得不到支持，再度玩起了假裝妥協(xié)的做法，會議上表示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但一散會就私自去聯(lián)系部隊，準備強行西進。

陳昌浩聽到消息后，立即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的名義下令，不準任何部隊向西行動，同時他對朱老總和劉伯承表示，北上計劃不會因為個別人更改。

這個轉(zhuǎn)變讓老張錯愕，如此關(guān)頭他迫切需要陳昌浩的支持，就找到陳哭訴，想打感情牌。然而陳昌浩只是冷冰冰地說：我們都是黨員，犯了錯要勇敢承認，聽候中央處理，哭是沒用的。

老張也是豁出去了，一招不通又想辦法，跑到甘肅漳縣的紅四方面軍前敵指揮部，當著眾多干部的面顛倒是非，說自己在岷州會議被架空，陳昌浩想要奪權(quán)。因為他在紅四方面軍中的地位太高，不明所以的干部聽信了他的話。

朱德與傅鐘后腳也趕到漳縣，但在老張的欺瞞之下，軍隊還是向西開赴了。

這種朝令夕改的行為讓下面的指戰(zhàn)員殊為迷茫，如果是在持續(xù)大勝的背景下，大家還能理解，但此時損兵折將，還漫無目的地到處亂竄，誰心里不犯嘀咕？

9月27日，眼看部隊士氣愈發(fā)敵軍，高級干部們在洮州召開了會議，此時大家基本都了解岷州會議的來龍去脈，所以不再附和老張。傅鐘將軍在《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有講到此次會議的經(jīng)過。

最開始老張還試圖混淆是非，說要先打到迪化，獲取了共產(chǎn)國際援助再返回陜北與一方面會師。陳昌浩馬上就站起來反駁：從地圖上看又要過一遍草地，部隊都怕了，再走草地開小差的會增多，還怎么帶？

一貫沉默的徐帥也開了口：鄂豫皖出來的同志不想再折騰了！老張發(fā)現(xiàn)自己已是孤家寡人，就沒有了底氣，只得同意北上。

會議結(jié)束后，陳昌浩心情特別好，李先念幾十年后還提到過那一幕：陳昌浩再見到我們可得意啦，一進門就說‘先念呀，沒問題了，殺個雞吃吧！‘然后又走到我身邊拍著我的肩膀說：‘我們統(tǒng)一了！‘

9月30日，進駐洮州的紅四方面軍接到命令，先后分三路前往陜北。最終，三大主力于10月成功會師，艱難的長征宣告結(jié)束。

縱觀南下、西進再北上這一路的過程，陳昌浩的選擇基本跟徐帥一樣，從中做出的正面影響不比徐帥小。既然如此，為何后來他的處境又比徐帥差了很多呢？

一來他是政工干部，在鄂豫皖和川陜時的事情，涉及程度就要比軍事主官徐帥深。二來西路軍失利后，他沒有跟徐帥一樣堅決返回陜北。

徐帥是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一心往中央的方向趕，陳昌浩則是先回了湖北老家一趟。最關(guān)鍵的是，他在途中經(jīng)過了西安，如果有去陜北的念頭，這里轉(zhuǎn)個方向很快就能到達。

然而，陳昌浩沒有。也不知他是擔憂被批還是想重新拉起一支隊伍，總之就是沒有。這種僥幸心理，深深影響到了陳昌浩后來的發(fā)展。

他回到湖北沒多久就去找了高敬亭，然而高敬亭不買賬，還帶著部隊走遠了。

此時的大別山繼續(xù)戰(zhàn)斗的紅軍隊伍就只有高的紅28軍，這里容不下，陳昌浩也就沒發(fā)揮的空間，猶豫一陣后只能前去陜北，而這個時間已是1937年8月，距離他離開西路軍已過去近半年。

為什么說陳昌浩沒有及時去陜北影響大呢？概因當年組織里的人極為重視黨性，無論面對多大的困難都積極朝著黨的方向前進，這才是值得肯定的做法。遇到挫折就恐懼、就逃避，那會被認為黨性不夠，很難擔得起大任。

如果他跟徐帥一樣，冒著被殺、被抓的風險奔赴中央所在的延安，那批評或許還會有，但將來的重用肯定也會有。所以，行動決定命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