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學界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戲言:
“世界上有兩個國家不敢輕易考古,一個是日本,一個是美國,只因他們害怕從地下挖出的文物會改寫歷史。”
那種看似調侃的說法,實則蘊含著深刻的文明互鑒密碼。
當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在彌生遺址的稻殼中檢測出中國長江流域水稻基因時,當美國考古隊在加州海底發現唐代長沙窯瓷器時,那些沉默的文物正在訴說著跨越海洋的文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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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稻作起源與徐福東渡的考古印證
在日本九州島的彌生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距今2300年的碳化稻粒。
后經碳十四與 DNA 比對后發現,其與浙江余姚河姆渡、上海崧澤、杭州良渚的古代稻種同源。
這一發現,印證了“稻米之路”自長江下游經東海傳入九州的說法。
由此,2024 年東京“稻作與東方文明”特展上,已經將上山、河姆渡、良渚的稻作序列直接標注為“日本稻作之源”。
更令人震驚的是,在兵庫縣白濱町的遺址中,出土了帶有中國云雷紋的青銅鐸。
且那些發現還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徐福東渡”的記載完美呼應,使得日本人趕緊將其特殊保存了起來,不敢對外展示。
除此之外,還有日本考古發現了“漢委奴國王”金印,印證了漢朝時日本曾受我國皇帝冊封。
1784 年,日本考古專家在福岡市志賀島發掘出土了“蛇鈕金印”,印面陰刻篆書“漢委奴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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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鈕形制、重量、含金量與同期中國賜給滇王、倭奴國王的金印完全一致。
被公認為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57 年)頒賜的正品,是日本列島最早且最明確的中國王朝冊封物證。
還有,日本奈良安倍寺遺址出土了8世紀唐三彩獸足殘片,與同層位的“奈良三彩”小壺共存。
后者胎土取自奈良平城京周邊,但釉料配方(高鉛、低鐵)與唐長安醴泉坊御窯相同,表明日本工匠在本土成功復制了唐三彩工藝。
還有,日本的喪葬制度,沿用的還是我國最早的“周禮”。
日本考古發現,古墳時代中期的方形環壕墓、墳丘墓、石室棺槨,其平面布局與《周禮·春官》“方墳—丘墳”等級序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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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稻荷山古墳出土鐵劍銘文“獲加多支鹵”仍用漢字篆隸,年號“辛亥”對應中國干支,顯示日本早期統治層以華夏禮制建構身份。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日本向來對考古十分謹慎,甚至保持著微妙的沉默。
只因他們知道,日本的文化源自東方,稍一挖掘就會出土能夠證明更早文明的中華文明的印記。
在奈良的平城宮遺址中,日本本應重點發掘的古代王室墓葬群卻被列為“永久保護區域”。
當地學者私下透露,那些地下可能埋藏著更多帶有銘文的青銅器,其銘文可能直接指向中國先秦時期的諸侯國。
無獨有偶,除了日本,全世界還有一個國家害怕考古,那就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