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焦慮如何破？專家對談：年輕人糾結的遠不止“時間和錢”

上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26年經濟工作時特別強調：要倡導積極婚育觀，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事實上，長久以來在社交媒體上，關于“生還是不生”，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面對當前國內低生育率的人口困境，如何破解生育焦慮、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就在經濟工作會議同期，南都N視頻記者關注到，因長期積極倡導“積極婚育觀”而被民間稱為“催生辦主任”的攜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其個人視頻賬號也上新了一期生育話題。他請到的嘉賓，是運世達醫療集團董事長史曉明以及育媧人口智庫執行長、首席研究員黃文政。

這一場跨界對話，圍繞社會生育焦慮的命題，從個體選擇、教育理念到公共政策，探尋社會系統性破局之道。

“對話多孩生活”，是梁建章從今年9月起發起的一檔對談類節目，嘉賓都是多孩家庭父母：3孩教師媽媽，4孩“90后”媽媽，6孩律師媽媽……最新一期的嘉賓史曉明的經歷，更是堪稱戲劇性拉滿——這位8孩媽媽，曾經卻是一個看著小孩都要繞著走的人。

這也帶來了一個有趣的啟發。與其在橫飛的觀點中搖擺，不如重新審視最真實的生活。當公共討論陷在“生還是不生”的糾結情緒中時，除了要問問不生的人，也不妨看看這些已經生了并且樂在其中的人。

“愛催生”的梁建章，再加上一位有8個孩子的媽媽，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場對話都足夠有話題度。

攜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與運世達醫療集團董事長史曉明以及育媧人口智庫執行長、首席研究員黃文政對談。論壇方供圖

都說年輕人“不想生” 他們到底在糾結什么

至少在35歲以前，史曉明都沒想過生孩子這件事，“甚至有些討厭小孩子”。

轉折點發生在一個春節，在給親戚拜年時，她遇到了一個中國式聊天的最高頻問題之一：怎么還沒生孩子。

史曉明回答挺干脆，“著什么急呢，過了45歲，等想明白了再說。”親戚告訴她，不用等到45歲，過了40歲，就算想要，可能也沒機會了。史曉明心想，那就生一個試試，“管他什么小魔怪，都接著。”但只生一個，似乎有些孤單，那要不就兩個吧。

新世界的大門再也關不上。如今，史曉明是一位8孩媽媽。每天回到家，孩子們都會爭相撲上來擁抱，這樣的場景也帶給史曉明前所未有的人生體驗，“真的是無可比擬的幸福”。

在職業生涯中，從事醫務工作的史曉明曾經為魏則西父母通過試管嬰兒技術再獲一子，也曾攜手過60歲誕下雙胞胎女兒的中國最高齡產婦盛海琳女士做過公益。即便如此，她一直強調的卻是，年輕的女性們一定不能把這樣的個例當成常態，“生育的窗口期，是真的會關閉的。”

讓她和同事們常常感到遺憾的是，在這個接觸過程中，她們遇到過不少受一些片面信息誤導、錯過理想生育周期的女性，甚至有人在40多歲后依然深陷焦慮、倉促咨詢求診。

這或許也是一個最具現實意義，也最有價值的提醒：生孩子的想法，可以是夫妻之間共同商量，但生孩子這個過程，只能由女性來承擔。生與不生，可以自由選擇，但什么時候生，并不可以自由選擇。

當然，對于那些現在決定不生的女性，應該予以尊重，但是，如果條件允許，也不妨盡量給未來留一些選擇的余地。

但在個體的幸福體驗之外，史曉明也坦言，當代年輕人面臨的生育焦慮和壓力很難被忽略。對話中，育媧人口智庫執行長、首席研究員黃文政問史曉明：如果回到20多歲，會多生幾個孩子嗎？

史曉明給出的回答，正是當下無數年輕人面臨的糾結：“讓一個20多歲、正在打拼的員工去生育，有太多很難平衡的事情，比如時間，比如錢，就是擋在生育意愿面前的兩堵高墻。”

換句話說，在史曉明看來，年輕人掛在嘴邊的“不生”，并不能簡單歸為“不想生”。

也就是說，年輕人其實心里也想生，或者不排斥生，但是，擔心時間不夠、錢不夠，這不是某一個人的現實，而是一代人的焦慮。

11月6日，在山東省鄒平市黃山實驗幼兒園，托育班的小朋友在做搖鈴操。 人口大省山東聚焦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需求，積極構建“1+N”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通過發展托育機構、增設幼兒園托班、布局社區嵌入式托育等模式，搭建起多元化的托育服務網絡。 新華社發（董乃德 攝）

讓年輕人想生、敢生 政策“組合拳”還可以下哪些“繡花功夫”

從各地出臺的政策來看，破局的思路，也正是沿著這兩個痛點在展開。

一是解決錢的問題。

從今年12月上旬開始，超過3000萬3歲以下的中國孩子們，陸續為父母們“掙”回了人生第一筆回報，一年3600元的育兒補貼。

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大范圍、普惠式、直接性向群眾發放的民生保障現金補貼。

二是解決時間問題。

按照國務院新聞辦今年通報的最新數據，各地產假普遍延長到了158天及以上。如果是順產三孩，假期更是將達到218天。除此以外，圍繞生育、養育、教育、醫療、住房等，一個圍繞人口全生育鏈條、全生命周期的政策組合拳，已經初見雛形。

所有的投入，只有一個目的：減輕育兒焦慮，讓年輕人們愿意生、生得起、養得起。

對于“育兒焦慮”，史曉明深有同感。作為一家大型醫療集團的董事長與創始人，史曉明與她的同事們，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即將成為父母，或者想要成為父母的人群。

她認為，要提振生育意愿，輿論氛圍非常重要。“關于養育孩子這件事，現在負面信息太多，加劇了年輕人的恐懼，應該有更多正面引導，減少生育焦慮。” 她同時建議通過個稅減免等方式，直接減輕多孩家庭的經濟負擔。黃文政則更進一步，強調了長期、可持續的現金補貼的重要性。

除了更友好的輿論氛圍和生育政策，長期關注人口發展的梁建章還認為，在政策與社會層面，給年輕人們的實質性支持方面，力度還可以更大一些。“整個社會的資源，都更要向年輕人傾斜。比如綜合運用稅收減免、住房政策傾斜及擴大普惠托育服務等，讓年輕人們的生育阻礙，少一些，再少一些。”

長達20年的教育焦慮“長跑” 如何讓年輕父母輕裝上陣

不過，到底生不生，橫亙在年輕人們面前的兩堵高墻，并不只是時間和錢。

又或者說，這只是兩個相對表象、更容易被看見的變量。

在梁建章邀請的多孩家庭里，不止一位父母，都提到過教育焦慮——一個無法用時間和錢解決，但是又無法回避的關鍵因素。

但比這個問題更有意思的是，這種被提前假設的育兒焦慮，最終卻是通過生育得到了解決。

梁建章曾經訪談過的一位4孩媽媽，就曾身陷教育焦慮長達２０年。這種焦慮，源自天下所有父母最樸素的一份期待：誰不希望孩子有一個好的未來呢？但所謂好的未來，按照傳統的定義，往往淪于代指學業的成功。而且，如果只生一個，這份學業的期待，很顯然將被寄托在這唯一的孩子身上。當所有的付出沒有換來預期中的結果，失望、指責、抱怨就成了親子關系中最鋒利的一把刀子。

但在有了4個孩子以后，這位媽媽感受到的卻是前所未有的輕松。

“預期被分散了，焦慮也就消散了。”這并不是這一位媽媽的感受。在受邀訪談的嘉賓里，不止一位媽媽都提到：生得越多，越輕松。

這是一個聽起來十分違背常識的結論。當一個孩子都讓人覺得難以應付的時候，孩子多了，怎么可能會更輕松呢？但在對談嘉賓的交流共識中，這個悖論，如果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來剖析，其實是完全具備合理性的。

一是多子女家庭里，子女之間會在相處中尋找到“自平衡”，也更容易有社會意識，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意識。這也是和獨生子女家庭最大的成長環境差異。

其次，當一個家庭擁有了不止一個孩子，父母往往會擁有更平和的心態。原因很簡單，父母們會在不同孩子的身上，看見不同的成長路徑，進而會真正明白一個教育的本質：所謂成功和幸福的定義，從來不止一種。

歸根結底，很多關于生育的焦慮，并不是真的擺在面前的現實，而是理念的問題。當所有的預期都被放下，很多生育的焦慮或也能得到釜底抽薪式的解決。

不過，這也是一個現實版的“小馬過河”——沒有生過孩子的人，都在河邊望水興嘆，但只有生了孩子的人才知道，原來跨過這條河，并不難。

對此，梁建章和黃文政都認為，理性當然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錯，但在生育這件事上，現在的一些社會觀念有些“過于理性”，而結合更多人的經歷來看，很多時候是孩子真的被生下來了以后，父母們都會發現其實孩子沒有那么可怕。

史曉明本人的經歷，更是這種心態轉變的最佳印證。“一個曾經完全不喜歡孩子的人，生了孩子以后都這么喜歡，如果本身是喜歡孩子的，更應當及早規劃。”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呂虹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