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海峰的通信生活
最近網絡上不少聲音歡呼“美國出手根治中國詐騙難題”。但這場看似正義的監管行動,實則是一場牽動中美通信根基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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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們將時間線拉回到2025年12月8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執法局突然向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在香港的運營實體拋出“合規令”,認定三家企業在反自動撥號騷擾電話數據庫(RMD)中的認證存在“重大缺陷”。
FCC的這一舉措,為何會引起中國不少網民的歡呼?FCC舉措的本質是什么?我們一起簡單梳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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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顧:FCC向中國三大運營商發難
美國FCC這一舉措被外界解讀為“最后通牒”,主要包含兩項核心要求。其一,14天內必須完成RMD數據庫認證問題的整改與說明;其二,需額外自證“不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且符合公眾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FCC 明確威脅,若未能滿足要求,三大運營商將被直接移出RMD數據庫,而根據美國通信監管規則,境內所有中間運營商和語音服務提供商必須立即停止接收來自被移出企業的呼叫。
指令一經發布,立刻在中美通信行業引發震動。中國三大運營商迅速響應,緊急成立由技術、合規、法務人員組成的專項組,啟動應急處置機制。截至12月16日,已用七天時間完成數據庫架構升級,跨境號碼核驗機制初步上線,認證材料準備工作推進至六成。
但業內普遍認為,14天的時限遠不足以完成完整的合規流程,尤其在技術標準對接、安全說明撰寫等關鍵環節存在客觀障礙。
如果三大運營商最終被移出RMD的話,到底有何影響?從潛在影響來看,若最終被移出RMD,中美跨境通信將面臨系統性沖擊。一方面,普通民眾與美國親友的通話可能頻繁斷線或無法接通。另一方面,跨境企業的商務溝通、金融機構的海外驗證等核心業務將受嚴重干擾。
更值得關注的是,即便未被正式移出,若被貼上“高風險”標簽,運營商的結算價格、接入門檻及對端路由偏好也將發生不利變化,直接影響企業信譽與經營成本。
尋找真相:FCC只是為了反詐騙?
不少人或許心里犯嘀咕,難道美國FCC真的是一心為了反詐騙,才對中國運營商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更有甚者直呼,看看美國政府的雷霆手段。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海峰看科技》認為,我們或許能從以下幾方面,窺見真相。
首先,美國FCC提出的14天整改,就是不可能完成的技術任務。直白而言,這就是美國政府故意刁難。
那些認為“美國出手治詐騙”的觀點荒謬可笑,從行業常識來看,FCC給出的14天期限本身就是個“天方夜譚”。
中國運營商早已建立世界最嚴格的實名注冊系統,且不支持VoIP外呼服務,在反詐騙技術投入上更是不遺余力。比如,河北保定移動僅今年就投入巨資構建大數據反詐模型,累計推送詐騙線索432條,配合搗毀窩點326個。
真正的障礙在于技術標準的壁壘。美國推行的STIR/SHAKEN反騷擾協議既不開放源代碼,又與中國自主研發的CHAKEN標準存在本質差異。
前者側重網絡層身份驗證,后者基于國產密碼算法實現終端側加密與防偽基站功能,技術路徑的根本不同導致對接難度極大。
業內專家明確表示,此類跨境通信認證的正常流程至少需要三到六個月,14天時間連技術對接的基礎測試工作都無法完成。
可見,FCC 明知存在技術鴻溝卻刻意壓縮期限,其目的顯然不是解決認證問題,而是為后續制裁制造“合理借口”。
其次,FCC一直是科技制裁中國的急先鋒。此次打壓絕非FCC的臨時起意,而是其多年來對華通信產業遏制的延續。
梳理時間線可見,一條清晰的打壓路徑早已形成。2019年,中國移動申請在美運營被以“安全風險”駁回;2021至2022年,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在美運營許可先后被撤銷。
進入2025年,FCC的動作愈發密集。今年3月,FCC成立專門的“應對中國挑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步調查9家中國通信企業。
5月,FCC出臺新規,禁止被認定為“有安全風險”的中國實驗室參與美國電子設備測試,9月進一步封禁11家中國實驗室。
10月,FCC強制電商平臺下架數百萬件中國電子產品,還公開威脅吊銷香港電訊在美運營資格。
從通信設備商(華為、中興)到運營商,從檢測認證環節到終端消費產品,美國正試圖構建全方位的封鎖網絡,切斷中國與全球通信產業鏈的正常連接。
最后,FCC的雙重標準,揭示美國自身的詐騙困局。更具諷刺意味的是,FCC標榜的“反詐騙”旗號根本站不住腳。美國司法部11月數據顯示,美國民眾年均被東南亞詐騙團伙騙走近100億美元,僅2025年就有3000起加密貨幣投資詐騙求助案例,迫使美國專門成立由FBI參與的“打擊詐騙中心工作組”。
更值得警惕的是,緬北電詐園區查獲的設備顯示,美國SpaceX公司的“星鏈”服務已成為跨境詐騙的重要基礎設施,卻未受到FCC的任何審查與限制。這種“自身患病卻給他人開藥方”的雙重標準,在“國家安全”借口下更顯虛偽。
點評:中國反詐騙道路仍漫長
美國FCC本次面向中國三大運營商的舉措,也是美國反詐騙政策的延續。據 Somos 行業洞察報告數據,美國FCC在8月6日移除了 185 家未按要求更新RMD報備信息的服務商,又在8月25日一次性移除超1200家未整改的電信運營商和虛擬運營商。
但FCC本次對中國三大運營商提出的反詐騙要求確實過于苛刻,大有借“合規”之名行“遏制”之實,維護美國通信霸權與本土利益之嫌。
但為何國內會出現“感謝美國治理詐騙”的聲音?本質上還是大眾對三大運營商反詐騙變現感到不滿。雖然中國三大運營商通過“技術預警+警企協同”模式,已構建起全球領先的反詐體。
然而,在落地執行層面的諸多“短板”,卻讓這套反詐體系的公信力打了折扣。一方面,部分地區的運營商反詐預警仍停留在“一刀切”的攔截模式,不少正常的跨境商務通話、海外親友聯絡被誤判攔截,用戶申訴流程繁瑣、反饋周期長,合理通信需求得不到及時滿足。
另一方面,大眾對運營商“反詐變現”的質疑從未停歇,部分地區運營商推出的“付費反詐增值服務”,將本應是基礎責任的攔截功能商業化,讓用戶產生“反詐成了牟利工具”的觀感。
更關鍵的是,相較于美國FCC針對運營商的強監管、高處罰力度,國內對運營商反詐失職的問責機制仍顯溫和。當境外通過嚴苛手段清理違規服務商的消息傳來,大眾的“感謝”之聲,本質上并非認同美方的霸權邏輯,而是對更高效、更公平的反詐治理的迫切期待。
中國的反詐騙道路,既要警惕境外借“反詐”之名行“遏制”之實的霸權行徑,守住通信行業的發展自主權;更要正視國內反詐執行中的痛點,補齊運營商責任落實、監管問責機制的短板。
同時,中國應積極推出更可行的反詐騙國際方案及標準,避免美國依據自己的標準,讓中國運營商陷入被動。
若能將臨時應急措施沉淀為日常機制,推動反騷擾工作的透明化與制度化,或許能將危機轉化為治理升級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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