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2日,日本東京召開了一場決定帝國未來命運的御前會議。
會議的核心議題,是戰略方向的抉擇:是“北進”攻擊蘇聯,還是“南進”與美國開戰?日本高層對此猶豫不決。
外相松岡洋右是全場唯一堅持“北進”戰略、主張對蘇開戰的高級決策者。
然而,從首相近衛文麿到陸海軍參謀長,整個日本最高決策層已形成共識,否決了松岡的提議,最終決定推進“南進”戰略,為偷襲珍珠港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鋪平了道路。
后來的結果證明,日本當時的選擇,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
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這一決定的背后,存在著一個隱秘的力量,“誤導”日本戰略判斷出現失誤。
這股力量的核心人物之一,正是深嵌于日本權力中樞的間諜——尾崎秀實。
他被視為“間諜之王”理查德·佐爾格的最佳拍檔,是蘇聯衛國戰爭勛章的獲得者,也是令日本高層最終“破防”的痛苦之源。
他頂著“通共叛國的非國民”的罵名,卻成為助力中國抗戰的國際主義戰士,日本首相身邊的“首席智囊”兼“中國問題專家”。
他的一生,是理想主義、情報博弈與歷史復雜性的深刻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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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秀實于1901年4月29日出生于東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其父尾崎秀貞是一位漢學家兼記者。在尾崎秀實僅六個月大時,父親受聘前往當時已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
年幼的尾崎隨父母移居臺灣,在那里度過了小學和中學時代。
這一經歷,塑造了他與大多數日本人不同的成長背景。
在臺灣的殖民教育體系下,日語是教學語言,尾崎天資聰穎,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堪稱“學霸”。
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投入教育資源,根本目的是推行“同化”政策,培養效忠天皇的“新國民”。
得益于父親深厚的漢學修養,他自幼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這為他日后成為真正的“中國通”奠定了堅實的人文基礎。
1919年3月,尾崎秀實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1923年3月升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這成為他思想轉變的關鍵年份。這一年,日本國內發生了一系列震撼性事件:首先,當局殘酷鎮壓日本共產黨(史稱“第一次共產黨事件”),以“大逆罪”處決了幸德秋水等12人,并大肆逮捕左翼人士,其手段之嚴酷,意在從肉體上消滅革命火種。
其次,發生了關東大地震,當局為轉移矛盾、維持秩序,散布“朝鮮人暴動”的謠言,軍警和暴民對在日朝鮮僑民進行大規模虐殺,死亡人數達數千人。
這些國家暴力與社會不公的現象,給青年尾崎秀實帶來了巨大沖擊,他開始質疑日本社會的本質與帝國政策的道德基礎。
恰在此時,他通過參與學生活動,接觸到一本印有“大胡子”頭像的小冊子——《共產黨宣言》。閱讀之后,他感到諸多困惑得到了解答。
書中對資本主義矛盾的剖析、對階級斗爭的闡述,以及對一個實現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深深吸引了他。
自此,尾崎秀實開始從一個精英學子,轉變為一個擁有朦朧共產主義信仰的進步青年。
1928年11月,他受《朝日新聞》社派遣,以特派記者的身份攜新婚妻子前往上海。
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既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橋頭堡,也是中國革命思潮與左翼文化的活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