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航空發動機巨頭羅爾斯·羅伊斯,圈內人習慣叫它“羅羅”,這幾年經歷的事,說它翻天覆地一點不夸張。
這家公司曾經風光無限——全球三大航空發動機制造商之一,Trent系列發動機幾乎撐起寬體客機市場的半壁江山。
可就在2020年,一場百年未遇的疫情,把它的賬本徹底砸穿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它當時寧愿裁掉近一萬名員工,寧愿賤賣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優質資產,也堅決不肯把高壓壓氣機制造技術交給中國。
可到了2025年,風向變了。
羅羅不僅主動在中國設廠,還拉上國航合資建起了Trent系列發動機的大修基地。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么?
答案不在口號里,不在姿態上,而在航空工業最堅硬的現實邏輯中——技術、市場、地緣,三者交織成一張誰也逃不開的網。
2020年,全球航空運輸量斷崖式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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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停飛,機場空蕩,停機坪上一排排飛機蒙著防塵罩,像被遺棄的鋼鐵鯨魚。
羅羅的商業模式,恰恰最怕這種“靜止”。
它的核心收入不是賣發動機,而是“按小時收費”的維護服務。
飛機每飛一小時,航空公司就要向羅羅支付一筆費用,用于后續的大修、零部件更換和技術支持。
這種模式在正常年份穩如磐石——只要飛機在天上飛,錢就源源不斷地流進來。
可一旦全球停航,現金流立刻干涸。
雪上加霜的是,Trent 1000發動機本身出了問題。
多臺裝機運行的發動機在高壓渦輪葉片區域出現早期疲勞裂紋,導致波音787機隊大規模停飛。
羅羅不得不自掏腰包召回、檢修、更換,光直接賠償和工程返修就燒掉22億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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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英國正式脫歐后,原本與空客在供應鏈、技術協同和軍品合作上的默契被打斷。
軍用訂單萎縮,民用維修收入歸零,公司上半年直接虧損54億英鎊。
訂單總量萎縮七成,賬上現金撐不過半年。
這不是一般的經營困難,是生死邊緣。
就在羅羅焦頭爛額時,中國航空市場卻率先復蘇。
國內航線快速恢復,國際航線也在逐步重啟。
更重要的是,中國自己的大飛機項目正在加速推進——C919進入交付階段,中俄聯合研制的CR929寬體客機也進入關鍵研發節點。
中國方面提出一個合作方案:200億元人民幣直接注資,外加未來20年采購不少于5000臺寬體機用發動機,全部指定用于CR929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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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條件只有一個:開放高壓壓氣機的核心制造工藝。
這聽起來像一份救生索。
200億現金能立刻緩解債務壓力,5000臺訂單則意味著未來幾十年穩定的收入來源。
而中國當時已經是全球增長最快的航空市場,預計十年內新增飛機超9000架,年復合增長率接近6%。
對任何一家航空企業來說,這都是無法忽視的“基本盤”。
但羅羅拒絕了。
拒絕得干脆利落,毫無回旋余地。
它公開表態:哪怕裁員、賣產、拆分公司,也絕不會向中國轉讓航空發動機的核心技術。
這不是傲慢,而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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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背后,有三重鐵壁。
第一重是美國的禁令。
美國商務部早有警告:任何向中國轉移先進航空技術的行為,都將觸發《出口管理條例》(EAR)中的“軍事最終用戶”條款。
一旦觸發,羅羅會被列入實體清單,立刻失去從美國進口高溫合金、單晶葉片、特種涂層等關鍵材料的資格。
這些材料不是普通工業品。
F100、F119、GE9X等頂級發動機都依賴美國制造的鎳基高溫合金。
羅羅自己的Advance3驗證機、UltraFan項目,同樣繞不開這些供應鏈節點。
斷供等于斷命。
第二重是技術本身的價值。
航空發動機之所以被稱為“工業皇冠上的明珠”,不是因為體積大或價格高,而是因為它的制造涉及極端物理條件下的材料科學、流體力學、熱力學和精密加工的極限融合。
高壓壓氣機尤其關鍵。
現代高涵道比渦扇發動機的壓比普遍超過50:1,意味著空氣在不到半米的軸向距離內被壓縮50倍以上。
要實現這一點,葉片必須在每分鐘上萬轉的離心力下保持微米級精度,同時承受600℃以上的高溫氧化環境。
羅羅為此投入了數十年研發,積累了海量的實驗數據、工藝參數和失效模型。
這些不是圖紙能表達的,是無數試錯、燒錢、失敗堆出來的“隱性知識”。
一旦共享,等于把幾十年的積累直接送給潛在對手。
而以中國在逆向工程和系統集成上的能力,很可能在十年內完成消化吸收,甚至迭代出自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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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候,羅羅不僅丟掉技術壁壘,還會面對一個更低價、更靈活、本土化更強的競爭對手。
第三重是資本市場的壓力。
在西方投資者眼中,技術護城河就是估值基石。
如果羅羅為了短期現金出讓核心技術,等于主動拆掉自己的城墻。
股價會崩,評級會下調,大股東會逼宮。
2020年那會兒,公司市值已經蒸發過半,再出這種“背叛行業共識”的舉動,管理層可能直接被踢出局。
所以,裁員成了唯一選項。
2020年5月,羅羅宣布全球裁員9000人,占員工總數17%。
英國本土裁了3375人,包括德比總部的資深工程師、試驗臺操作員、材料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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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公司干了二十年,突然收到郵件通知,連交接都沒有。
工會組織抗議,媒體追問“為何不接受中國方案”,公司一概沉默。
裁員只是第一步。
緊接著是資產甩賣。
能源部門——曾經是羅羅第二大業務板塊——以象征性的8英鎊賣給私募基金。
西班牙的ITP Aero子公司、德國的培訓中心、法國的部分民用業務和儀器部門,全被打包出售。
法國法馬通公司趁機低價收購了羅羅在核能儀表領域的技術資產,這些資產原本用于軍用艦艇推進系統,具有高戰略價值。
即便如此,債務壓力仍未緩解。
2023年,公司再次裁員2000至2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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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市場,徹底冷下來了。
原本有望進入CR929動力系統的Trent 900或Advance3方案,被徹底排除。
中國轉而全力推進長江-2000(CJ-2000)發動機的研制,同時擴大與CFM國際(GE與賽峰合資)的合作。
羅羅在亞洲的訂單份額一路下滑,到2024年,中國大陸市場占有率僅維持在25%左右,遠低于空客、波音配套發動機的平均滲透率。
它保住了技術,卻失去了未來。
但市場不允許永遠固執。
中國寬體機隊規模持續擴張。
2025年,僅國航、東航、南航三家,運營的A350、B787、B777等寬體機就超過30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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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飛機全部使用Trent系列發動機。
每臺發動機飛滿8000至10000小時,就必須進行一次大修(shop visit)。
大修不是簡單更換零件,而是拆解、檢測、修復、重裝、試車的全流程,涉及上百項精密工序。
過去,這些發動機要拆下來運往新加坡、德國或美國的維修廠。
來回運輸加排隊等待,周期動輒四到六個月,單次成本超300萬美元。
航空公司苦不堪言。
羅羅看在眼里。
它意識到,維修業務本身不涉及核心制造工藝——不涉及材料配方、不涉及葉片鑄造、不涉及壓氣機設計參數。
它只是“用已有零件修已有產品”,屬于售后服務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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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類業務,毛利率高達40%以上,客戶粘性極強。
一旦建立本地化維修能力,航空公司幾乎不會再換供應商。
更重要的是,這種合作不觸碰美國的技術轉讓紅線。
于是,2025年12月10日,北京航空發動機服務有限公司正式開業。
這是羅羅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Trent系列發動機大修中心,由國航與羅羅各持50%股權。
工廠位于北京順義,占地超5萬平方米,配備全尺寸試車臺、無損檢測實驗室、零部件翻新車間。
初期年產能設計為60臺,未來可擴至100臺以上。
僅2025年,中國大陸就有超過300臺Trent發動機需要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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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數字每年還在增長。
羅羅終于找到了一個既能賺錢、又不違規、還不丟技術的平衡點。
這件事不能簡單理解為“打臉”或“真香”。
它反映的是航空工業在全球化與地緣撕裂之間的艱難走鋼絲。
羅羅不是不想進中國市場,而是不敢賭。
它賭不起美國的制裁,賭不起股東的怒火,更賭不起中國掌握核心技術后的反超速度。
但市場又逼著它必須低頭。
中國不是普通客戶,而是未來十年全球航空增長的最大引擎。
不參與,等于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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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選擇了一種“有限合作”模式:只做售后,不做前裝;只修不造,只服不授。
這種策略,既符合西方對華技術管制的底線,又滿足了中國航空公司的運營需求,還給自己開辟了新的利潤池。
務實,但絕不天真。
高壓壓氣機技術至今未對華開放。
Trent XWB、UltraFan等下一代產品,依然嚴格限制對華出口。
羅羅在中國的業務,仍然被牢牢限定在“服務”范疇。
但它已經學會了一件事:市場可以不靠技術轉讓來進入。
只要找到合規的切口,哪怕只是維修、培訓、數據支持,也能扎根。
而對中國來說,這反而是一種倒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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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年羅羅答應了技術共享,CJ-2000的研制進度或許能提前五年。
但它沒答應。
于是中國只能自己干。
材料院攻關單晶高溫合金,606所優化壓氣機流道設計,商發公司建立試車臺體系,高校團隊開發數字孿生模型……
沒有捷徑,就一條路走到黑。
羅羅的選擇,加速了中國的自主進程。
這或許是它當年拒絕時,沒完全算到的一筆賬。
航空發動機的戰場,從來不在談判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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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實驗室的真空熱處理爐里,在試車臺轟鳴的火焰中,在每一次葉片斷裂后的失效分析報告上。
羅羅守住了它的“明珠”,但明珠的光芒,正在被另一片土地上的微光一點點追上。
2025年,CJ-2000已完成1500小時耐久性試車,核心機壓比突破25:1,熱效率逼近羅羅Advance3驗證機水平。
這不代表已經超越,但至少說明——路,走得通。
而羅羅在北京建起的那座維修廠,每天都在處理中國航司送來的發動機。
工程師們穿著統一工裝,按手冊操作,不談政治,只談公差。
技術封鎖沒擋住需求,需求又催生了新合作。
世界就是這樣,一邊對抗,一邊依存。
羅羅沒變,它依然把核心技術鎖在保險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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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沒變,依然在高溫合金的熔煉爐前反復嘗試。
但時間在走,市場在變,合作的形式也在變。
誰贏誰輸?
沒人說得清。
但有一點確定:靠別人給技術,永遠站不穩。
只有自己手里攥著圖紙、數據、工藝包,才能在談判桌上不發抖。
羅羅知道這一點,所以死守。
中國也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死磕。
這場拉鋸,遠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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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廠開業那天,沒有剪彩儀式,沒有高官站臺,只有幾輛叉車把第一臺待修的Trent 7000發動機運進車間。
機器運轉的聲音蓋過了所有言語。
這就是現實——最硬的現實。
回看2020年的那個拒絕,羅羅的選擇在當時環境下幾乎是必然。
美國的制裁威脅不是虛的。
2019年,GE航空就因對華技術轉移問題被調查,差點失去F414發動機的軍售許可。
羅羅作為英國企業,更不敢冒險。
更何況,它自己也清楚,一旦中國掌握高壓壓氣機技術,整個寬體機發動機市場格局將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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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和波音或許會繼續買它的產品,但CR929、未來的C929甚至更遠期的國產遠程客機,就很可能全部轉向國產動力。
那意味著每年數百億美元的市場永久流失。
所以它寧可短期陣痛,也要保長期壁壘。
只是它低估了中國市場的韌性,也高估了西方供應鏈的穩定性。
2024年,美國對高溫合金出口實施新一輪限制,連羅羅自己的UltraFan項目都遭遇材料交付延遲。
而中國,反而在稀土永磁、鈦鋁金屬間化合物、陶瓷基復合材料等替代路徑上取得突破。
封鎖,有時反而成了創新的催化劑。
羅羅在中國建維修廠,不是示弱,而是策略調整。
它知道,完全退出中國市場等于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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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面技術合作又等于自毀。
所以它選了第三條路:用服務換存在,用售后換信任,用非敏感合作維持關系。
這種模式,未來可能擴展到培訓、數據管理、預測性維護等領域。
但核心制造,依然鐵板一塊。
這或許就是未來十年中西方高端制造合作的常態——有限開放,深度防范,商業歸商業,政治歸政治。
只是,政治從來不會真的離開商業。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上臺后,對華技術管制進一步收緊。
2025年,五眼聯盟聯合發布“先進推進系統出口管制指南”,明確將高壓壓氣機、燃燒室、渦輪冷卻技術列為“不可轉讓”類別。
羅羅若想突破,代價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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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只能在邊緣地帶做文章。
而中國,只能繼續在核心地帶攻堅。
值得強調的是,羅羅的維修廠合作,不等于技術松動。
合同明確規定:所有核心零部件必須從英國或德國原廠進口;中方人員不得接觸發動機控制軟件(FADEC)源碼;大修工藝包由羅羅總部遠程授權,本地無修改權限。
這是一條精心設計的“玻璃墻”——看得見,摸不著。
但即便如此,中國工程師仍能通過接觸真實發動機的磨損模式、故障分布、材料老化數據,積累寶貴的服役經驗。
這些經驗,對CJ-2000的可靠性設計至關重要。
羅羅或許知道這一點,但它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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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要進,風險要控,只能接受這種“有限暴露”。
從2020到2025,五年時間,羅羅從“絕不合作”走到“謹慎合作”,不是因為立場軟化,而是現實逼迫。
中國航空市場的體量,已經大到無法忽視。
2025年,中國民航機隊規模突破4500架,寬體機占比超15%,年飛行小時數恢復至疫情前120%。
任何航空企業,只要還想活著,就必須在這里占一席之地。
羅羅的選擇,本質上是一種生存策略。
它用維修業務作為“錨點”,保持在中國的存在感,等待未來可能出現的政策窗口。
而中國,則利用每一個接觸點,積累數據、培養人才、驗證假設。
雙方都在下一盤長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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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博弈里,沒有贏家通吃。
羅羅保住了技術,但失去了先機;中國被拒之門外,卻被迫加速自主。
最終結果,可能不是誰取代誰,而是形成兩個并行的體系。
一個以歐美技術標準為主導,一個以中國本土供應鏈為支撐。
而航空公司,將成為兩個體系之間的“擺渡人”。
它們會根據成本、交付周期、政治風險,靈活選擇動力方案。
這或許才是全球化退潮后的真實圖景——不是斷裂,而是分叉。
羅羅在北京的工廠,就是這條分叉路上的一個微妙節點。
它既屬于西方體系,又扎根東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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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傳遞火種,但允許觀察火焰。
這就夠了。
足夠讓后來者看清方向,也足夠讓守門人守住底線。
寫到這里,不需要總結。
事實本身就足夠有力。
羅羅的選擇,中國的回應,市場的演化,技術的演進——每一步都踩在現實的鋼絲上。
沒有口號,沒有幻想,只有鋼鐵、高溫、公差和賬本。
而歷史,正是由這些堅硬的東西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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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冬天,北京順義的維修廠車間里,工程師們正用內窺鏡檢查一臺Trent 900的高壓壓氣機轉子。
屏幕上,葉片根部有一道細微的裂紋。
記錄、報批、等待英國總部的修復指令。
整個過程安靜、嚴謹、不帶情緒。
而在上海臨港,CJ-2000的第17臺驗證機剛剛完成冷轉測試。
控制室里,數據在屏幕上滾動,沒人說話。
只有機器在運轉。
這就是當下。
沒有結局,只有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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