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妻子考上清華與我離婚，我駐守邊疆20年，轉業時與她再重逢

宴會廳的水晶燈流光溢彩，香檳塔折射出細碎的光影，衣香鬢影間盡是商業場上的客套寒暄。我剛巡視完簽約儀式的準備情況，身后突然傳來一道顫抖的女聲，帶著難以置信的遲疑：“林遠？”

我轉過身，目光落在女人身上。她身著黑色晚禮服，頸間的珍珠項鏈在燈光下泛著冷光，手中的香檳杯微微晃動，顯然是心緒大亂。而我制服上的徽章，無聲地刻著二十年邊疆歲月的印記——那是風沙磨出的棱角，是歲月沉淀的深邃。

“蘇晴。”我輕輕點頭，語氣平靜得像在問候一個多年未見的舊識，仿佛她只是我記憶里一個早已模糊的影子。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這簡單的兩個字，耗盡了我半生的克制。

時間仿佛瞬間倒流，回到了1988年那個蟬鳴聒噪的夏天。

那年，梧桐葉綠得發亮，蘇晴坐在炕頭，手里捧著一張燙金的錄取通知書——清華大學，四個字在陽光下耀眼得讓人挪不開眼。她興奮地把通知書遞到我手里，彼時我正蹲在地上修理家里唯一的收音機，螺絲刀還握在掌心。

我接過通知書，指尖撫過工整的字跡和鮮紅的印章，看了很久很久，才緩緩遞回給她，聲音輕得像一陣風：“去吧。”

出乎我意料的是，蘇晴沒有絲毫欣喜。她把通知書仔細折好，塞進枕頭底下，窗外傳來鄰居家孩子的哭聲，打破了屋里的沉默。“我們離婚吧。”她突然開口，語氣平靜得可怕。

我的手猛地一頓，剛才還靈活操作的手指瞬間僵硬。收音機里傳來沙沙的雜音，像是遠方戈壁灘的風聲提前預兆。我沉默了幾秒，點頭應道：“好。”

第二天，我們去了民政局。她穿一件干凈的白襯衫，我依舊是那身洗得發白的軍裝。辦事員是個年輕姑娘，看著我們嶄新的結婚證，又看看我們凝重的臉色，欲言又止。

手續辦得很快，蘇晴簽字時，手腕上的手表滴答作響，像是在為我們的婚姻倒計時。我沒看她，目光一直落在窗外的白楊樹上，樹葉被風吹得沙沙響，像在替我們嘆息。“孩子？”辦事員問。“沒有孩子。”蘇晴搶先回答，我看了她一眼，終究什么也沒說。

三天后，蘇晴坐上了去北京的綠皮火車。我沒去送站，那天我在軍區接到了調令，要去西北邊疆戍邊。火車汽笛長鳴時，她透過車窗眺望站臺，沒看到熟悉的身影；而我背著行囊走出家門時，鄰居李嬸探出頭問：“小林，真要走啊？蘇晴呢？”“她去北京了。”我把家門鑰匙交給李嬸，轉身消失在巷口。

西北的風，比我想象中更烈。運兵車在戈壁灘上顛簸，砂石漫天飛舞，幾個新兵早已吐得昏天黑地。老班長王鐵山拍拍我的肩膀：“習慣就好了，這里的風能把人吹成干尸。”

哨所建在小山包上，四周除了石頭就是枯草。我的床鋪靠著窗戶，夜里能清晰聽到風的呼嘯。第一個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軍用床上，盯著天花板的裂縫，直到天亮。王鐵山問我是不是想家了，我翻身面向墻壁，說：“沒有。”

白天的訓練異常艱苦，五公里越野、負重行軍、射擊訓練，我的手很快磨出了厚繭，臉也被曬得黝黑。晚上大家圍在爐子旁，聽王鐵山講他的故事。他說老婆當年嫌這里苦，跟別人跑了，說這話時他笑著，眼里卻藏著落寞。我從不接話，我知道，在這里太感性，根本活不下去。

第一個冬天格外難熬，大雪圍困哨所一個多月，食物短缺，我們只能吃壓縮餅干泡雪水。我的嘴唇開裂出血，手腳長滿凍瘡，夜里疼得睡不著。王鐵山每天都安慰大家：“堅持住，春天就好了。”可等春天真的來臨時，我已經瘦了二十多斤，照鏡子時，發現自己的眼睛深了許多，像藏著無盡的風沙。

后來，我成了老兵，帶起了新人。因為話少、臉色冷峻，新兵們背地里叫我“林石頭”。王鐵山笑著解釋：“這樣也好，在這里太感性活不下去。”

第五年，我收到了老家戰友小張的信，信里說蘇晴已經畢業，在北京找了好工作，還問起過我的近況。我把信看了兩遍，點燃火柴，看著字跡在火焰中化為灰燼。第十年，母親病重，我申請探親假回家，母親拉著我的手哭：“苦了你了。”她還說，蘇晴前年回來過，問起過我。我依舊沉默，半個月后，母親病情好轉，我便匆匆歸隊。

第十五年，我升為少校，哨所里舉辦了慶祝會，圍著篝火唱歌喝酒時，我想起了很多往事，那些戰友、那些歲月，還有那個模糊的女人。第十八年，我調到團部工作，離開了待了十八年的小山包，心里竟有些不舍。第二十年，我面臨抉擇：繼續服役會去更遠的地方，轉業則能回老家。我沉默了很久，說：“轉業吧，該回去了。”

脫下軍裝那天，我看著鏡子里的自己，四十歲的年紀，鬢角已生白發，陌生得讓人心酸。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回到老家，城市早已變了模樣，平房變樓房，土路變柏油路，站在火車站廣場上，我恍如隔世。

李嬸認出了我，拉著我的手激動得落淚，她把我帶回家里安頓，還提起蘇晴：“那丫頭前些年回來過，現在在省城工作，混得不錯。”我整理行李的手頓了頓，沒有回應。

后來，我在人才市場找了份建筑公司的工作。老板陳總是個爽快人，看重我的管理能力和執行力，把我安排在項目部。我把部隊的管理方法用在工地上，嚴格執行計劃，不允許絲毫拖延。三個月后，項目進度超前，質量過硬；半年后，我負責的重點工程獲得省里優質工程獎；一年后，我成了公司的副總經理。

我的生活漸漸穩定，在市中心買了套小公寓，簡單裝修，一如部隊宿舍般整潔。同事們覺得我孤僻，卻都很尊重我。小王熱心地要給我介紹對象，我笑著拒絕。我以為，我的余生就會這樣平靜度過，那些過去的人和事，早已被邊疆的風沙掩埋。

直到那天，公司要和省城的華泰集團合作一個大項目，我代表公司出席簽約儀式。在酒店大堂迎接合作方時，我一眼就認出了人群中的蘇晴——黑色職業套裝，精致妝容，頭發一絲不茍，儼然一副女強人的模樣。

她也認出了我，臉色瞬間蒼白，手中的公文包險些滑落。“林遠？”她的聲音在顫抖。“蘇晴。”我點頭，語氣平靜。周圍的人都察覺到了異樣，大堂的背景音樂仿佛成了背景音。

“你怎么會在這里？”她努力平復心緒。“我在這里工作。”我反問，“你呢？”“我是華泰集團的副總，來談合作的。”她看向身邊的同事，語氣有些不自然。我愣了一下，原來我們竟是合作雙方。

陳總走過來打圓場，熱情地和蘇晴握手：“早就聽說華泰的蘇總是女強人，今日一見名不虛傳！”蘇晴勉強笑了笑，握手時，我察覺到她的手有些發涼。

簽約儀式很順利，看著臺上蘇晴簽字的模樣，我恍惚間想起二十多年前民政局的那個下午。晚宴上，我們坐在不同的桌，偶爾對視一眼，又快速移開，默契地保持著距離。

晚宴快結束時，我看著蘇晴起身去洗手間，猶豫片刻，還是跟了過去。洗手間外的休息區，她背對著走廊站著，我走過去叫她：“蘇晴。”

她轉過身，眼中帶著濕潤：“你還好嗎？”“很好。”我點頭，“你呢？”“也……也好。”她聲音哽咽，“這些年，我常常想起你。你恨我嗎？”

“不恨。”我聲音很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可是我……”她欲言又止。“過去的就過去了，我們都有新的生活。”我打斷她，轉身要走。

“林遠！”她叫住我。我停下腳步，沒有回頭。“對不起。”她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我沉默了幾秒，繼續往前走，沒有回頭，也沒有回應。

第二天送行時，我們的手輕輕一碰就分開，只互道了一句“合作愉快”。后續的合作中，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所有對接都由下屬完成。項目完工的慶祝會上，華泰集團派了其他代表，說蘇總太忙，讓他代為祝賀。我接過禮品，平靜地道謝。

陳總在慶祝會上宣布，要成立分公司，讓我當總經理。那天晚上，我獨自走在街上，城市的夜景很美，霓虹燈閃爍，車流如織。我想起邊疆的星空，想起哨所的篝火，想起那個年輕的女人和她的夢想。

路過一家亮著燈的書店，我走了進去，隨手拿起一本小說，封面上寫著：“時間可以改變一切，除了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我把書放回原處，轉身離開。

周末的午后，我泡了一壺茶，坐在陽臺上看書。陽光很好，微風輕拂，遠處的山巒在夕陽下泛著柔和的輪廓。陳總打來電話，說明天有個商會年會，讓我一起參加。我答應了。

合上書，我看著窗外的夕陽，忽然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歸途，只是有些路走得更遠一些。那些過去的愛恨糾葛，早已在歲月的流轉中釋然。時間是最好的治愈師，也是最公正的裁判，它讓我們在各自的人生軌跡上前行，最終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

第二天的酒會，我如期出席。穿梭在人群中，我不再刻意回避什么。或許，人生就是這樣，有些重逢是為了告別，有些相遇是為了釋然。曾經的遺憾與傷痛，都成了成長的勛章。

我端起酒杯，敬過往，敬歲月，也敬那個在邊疆堅守二十年的自己，敬那個勇敢追求夢想的她。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便是最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