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特務落網，美國中情局叫苦連天，中國為何能讓間諜無處躲藏？

這種事情要是放在整個諜報史里來看，真的很難不讓人覺得荒誕，一個本該永遠躲在陰影里、靠隱秘和潛伏吃飯的情報機構，居然跑到公開互聯網平臺上，堂而皇之地發“招聘信息”。

而且目標對象還寫得相當直白，幾乎就是明著說，我們要懂中國、熟悉中國、愿意為美國提供情報的人。

這已經不是含蓄不含蓄的問題了，而是完全違背了情報工作最基本的原則，正常情況下，哪怕是最低級的情報部門，也知道“越不引人注意越安全”。

可現在的CIA，卻像是實在找不到路子了，只能站到大街上舉牌子喊人，這種操作與其說是戰術創新，不如說是被逼到墻角后的無奈之舉。

就連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在當年6月的公開回應中，都毫不客氣地把這件事形容成一場“滑稽表演”，這已經是相當克制的說法了。

要真正看懂這場鬧劇，就必須回頭看看，美國的對華情報體系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失明”的。

在奧巴馬執政的那幾年，美國對白宮內部流轉的對華情報一度極為自信，那時候，CIA在中國苦心經營了多年的人力情報網絡，確實曾經達到過一個相當危險的程度。

他們不僅在外圍策反、收買線人，還曾試圖通過長期滲透，把觸角伸進關鍵部門、核心崗位，無論是被金錢拉攏、被利益交換，還是在復雜心理戰中一步步被控制的人，都在向華盛頓輸送信息。

可問題出在2010年前后，就在那之后，美國高層明顯感覺到，來自中國方向的情報質量開始迅速下滑。

不是沒有報告，而是報告越來越模糊，越來越繞圈，越來越抓不到重點，據后來披露的情況，當時的奧巴馬曾多次質問情報系統負責人，為什么那些過去能直接指向核心決策層的信息突然消失了。

這次追問，直接引爆了一次大規模內部排查，CIA和FBI聯手，對駐華系統進行了近乎翻箱倒柜式的調查，結果卻讓他們感到后背發涼。

不是一兩個人出了問題，而是整個網絡在不知不覺中被連根拔起，后來美方媒體披露的數字顯示，至少有三十多名核心情報人員在這一時期被精準清除。

更讓美國情報界恐懼的，不是損失了多少人，而是他們完全搞不清楚這些人是怎么暴露的，沒有明確的內鬼證據，沒有明顯的情報泄露鏈條，一切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同時按下了開關。

為了找原因，他們甚至懷疑過是不是自己內部出了系統性叛徒，把駐華機構的工作人員一輪又一輪地審查，最后卻一無所獲。

正是這種“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么”的狀態，讓美國情報系統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失控，后來幾年里，有一種說法開始在情報圈內部流傳，而且越來越被當回事，問題可能不在于有人泄密，而在于美國長期依賴的秘密通信系統，已經被中國從底層邏輯上破解了。

每一次聯系、每一次指令、每一次匯報，都可能被完整記錄、長期分析，等美國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時候，整個網絡早已暴露得一干二凈。

《孫子兵法》里專門用一整篇講“用間”，把情報、反情報、心理戰研究得非常透徹，到了近代，不論是抗戰時期還是建國初期的反特斗爭，相關經驗早已形成完整體系。

而進入信息化時代后，這種歷史經驗并沒有被丟掉，而是被技術手段徹底放大，現在的反間諜工作，早已不是靠單一線索破案，而是依托一整套高度融合的數據系統。

身份可以偽造，證件可以更換，但行為習慣幾乎不可能徹底改變，步態、作息、活動范圍、社交關系，這些在大數據分析中都會留下痕跡。

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軌跡是相對穩定的，而間諜的活動必然伴隨異常，頻繁更換聯系方式、在特定時間點出現在特定地點、與不符合身份的人產生非必要接觸，這些都會被系統迅速捕捉。

單獨看也許不起眼，但一旦放進整體模型里，就會顯得極其刺眼，更關鍵的是，中國的反間諜體系并不只依賴技術。

人民群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很多外國情報機構始終無法理解的，對國家安全的警惕，已經通過法律、宣傳和長期實踐，變成了一種普遍共識，普通人未必懂情報術語，但能分辨“不正常”。

2021年南海那起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一名漁民在作業過程中發現外國船只行為異常，第一反應不是回避，而是上報。

事后查明，對方確實從事水下偵察活動，這種事情在一些國家很難發生，但在中國，卻是制度與社會意識共同作用的結果。

《反間諜法》的實施，以及12339舉報渠道的長期運行，把反滲透這件事從“專業部門的工作”，擴展成了全社會參與的安全網，在這種環境下，任何試圖秘密活動的外來勢力，都會面臨極高的不確定風險。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情報系統在中國面前陷入了一種極其尷尬的循環，重建網絡、迅速暴露、再次清除。

2023年，CIA局長伯恩斯曾公開宣稱，對華人力情報能力已經“恢復”，話音剛落不久，中國國家安全機關就公布了一起涉美間諜案件，事實直接否定了他的說法。

從公開信息來看，美國依然在沿用老一套策反模式，盯上海外留學人員，通過長期接觸、情感拉攏和利益誘導建立關系，再等待其回國進入關鍵崗位后啟動情報價值。

可現實是，這種套路早已被全面識別。相關人員剛開始活動不久，就被精準鎖定，對美國來說，最痛苦的并不是失敗本身，而是始終搞不清楚失敗的具體原因。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通信是否安全，不知道哪些行為已經被監控，也不知道哪些人已經被識別。

這種全面的不確定性，讓情報工作變得異常困難，發展新線人，怕是“反向資產”；不發展，又無法向上交代。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威脅已經消失，恰恰相反，越是這種看似失序的狀態，越說明對方可能在嘗試更極端、更隱蔽的方式，包括網絡攻擊、信息操縱和心理戰，這場暗戰不會停止，只會不斷換形態。

但至少有一點已經被事實反復驗證，在這片土地上，想靠老套路、靠技術優勢、靠金錢誘惑就為所欲為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

真正起作用的，不只是某一項技術或某一個部門，而是一整套由制度、科技和社會共識構成的防護體系，只要這套體系還在運轉，任何滲透行為，都很難逃脫被識別和清除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