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殿英先做土匪后挖清陵，其后代如何？兒子是萬人敬仰的大人物

今天要聊的這對父子，簡直是近代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

這就好比什么呢？

老子是個把皇陵炸上天的土匪頭子，兒子卻成了守護中華祖墳的大學者。

這劇情要是編劇敢這么寫，你肯定得罵他腦子進水，但在歷史的真實檔案里，這事兒真真切切地發生了。

咱們直奔主題。

“有的債，老子還不完，兒子得用一輩子去還。”

1994年，一位60多歲的老人在陜西黃帝陵的修繕工地上，盯著一塊不合格的青石磚發火。

沒人知道，這位名叫孫天義的老人，心里壓著一座多大的山。

因為他的親爹，就是那個一手制造了民國最大盜墓案、把慈禧太后尸骨拖出來暴曬的“東陵大盜”——孫殿英。

一個是挖絕戶墳的軍閥，一個是修祖宗墳的教授。

這巨大的反差背后，藏著一段怎樣不為人知的父子恩仇錄？

咱們今天就把這段塵封的檔案袋拆開，看看這對父子是如何在歷史的洪流里，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兩極。

咱們先說孫殿英。

朋友們，別被騙了。

我翻閱了當年的舊報紙，發現孫殿英這個人的底色，其實就是兩個字：投機。

1928年那會兒是個什么光景？

那是軍閥混戰的尾聲，蔣介石名義上統一了全國，但各路雜牌軍多如牛毛。

孫殿英當時是第12軍軍長，聽著挺唬人，其實就是個剛被收編的土匪頭子。

他的部隊駐扎在薊縣，離清東陵只有一山之隔。

當時部隊確實缺錢，但缺錢的部隊多了去了，怎么就他動了歪心思？

這得看孫殿英的出身。

他爹死得早，他在賭場和土匪窩里長大，信奉的是“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

當別的軍閥還在想著怎么收保護費時，孫殿英的眼光已經盯上了地下的死人。

那場盜墓，對外說是“軍事演習”，其實就是一場瘋狂的掠奪。

你想想那個畫面：幾十名工兵用烈性炸藥強行轟開石門，那一瞬間，積攢了數百年的尸氣混合著火藥味撲面而來。

士兵們像發了瘋一樣沖進去，把乾隆的尸骨扯出棺材，為了摳慈禧嘴里的夜明珠，甚至用刺刀割開了太后的嘴角。

這哪里是籌餉？

這就是喪心病狂的毀滅。

更絕的是事發后的操作。

全天下人都等著蔣介石槍斃孫殿英，結果呢？

孫殿英玩了一手絕的。

這一招“鈔能力”，直接把當時國民黨高層的遮羞布給扯了下來。

這就好比現在的公關危機處理，只要錢給到位，黑的也能說是白的。

孫殿英不但沒死，反而還升了官。

這事兒讓當時剛剛退位的溥儀在天津寓所里嚎啕大哭，發誓要報仇。

但孫殿英沒想到，他用這種手段換來的“平安”，成了兒子一生都洗不掉的污點。

1931年，孫殿英正春風得意的時候，兒子孫天義出生了。

這孩子從懂事起，就在一種極度分裂的環境中長大。

在家里，傭人們喊他少爺，吃穿不愁；可只要一出門，那種異樣的眼光就像針一樣扎在他身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當你的同學指著你說：“看，那個就是盜墓賊的兒子”，那種恥辱感對一個孩子來說意味著什么。

孫殿英其實并不在乎這個兒子怎么想。

即使到了抗戰后期，孫殿英更是徹底放飛自我。

1943年，他投靠日本人當了漢奸，拿著日本人的槍打八路軍。

這下好了，“盜墓賊”的帽子上又疊了一層“漢奸”，孫家的名聲臭到了下水道里。

真正拯救了孫天義的，是他的母親——劉清貞。

這位二夫人是個明白人。

家里堆積如山的珍寶，她從來不讓孫天義碰。

她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那些東西帶著邪氣，咱不能要。”

正是這種清醒，給孫天義心里種下了一顆“走正道”的種子。

1947年，這絕對是孫家父子命運的轉折點。

那一年，解放軍攻打河南湯陰。

孫殿英守了半個月，最后還是當了俘虜。

按照當時老百姓的憤怒程度，孫殿英這種人，槍斃十回都不嫌多。

但這里有個很有意思的歷史細節——解放軍的格局。

在戰俘營里，孫殿英幾十年的鴉片癮犯了，疼得在地上打滾，屎尿齊流。

負責看守的解放軍戰士沒有羞辱他，反而經上級批準，特地去買來鴉片幫他逐漸減量戒毒，甚至給他找醫生治病。

這時候的孫殿英，心理防線徹底崩了。

臨死前，這個混了一輩子的老軍閥流著淚說：“我這輩子除了打麻將和抽大煙，沒干過好事…

共產黨對我是寬大的。”

孫殿英死在了戰俘營里，屬于舊軍閥的時代結束了。

而屬于孫天義的時代，才剛剛開始，卻也最為艱難。

父親死后，家產全部充公。

劉清貞帶著孫天義搬進了北京的小胡同，靠賣破爛維持生計。

從軍長少爺到落魄子弟，這種落差沒把孫天義壓垮，反而讓他松了一口氣——他終于不用背負那些帶血的錢財了。

四、從“盜墓之子”到“守陵之神”

新中國成立后，孫天義做了一個決定：去學外語。

為什么選外語？

或許是因為在那個年代，這是一個能讓他暫時遠離家族歷史、專注于學術的避風港。

他考上了輔仁大學，后來在西安外國語學院當了一輩子老師。

你知道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頂著“孫殿英之子”的帽子評職稱有多難嗎？

只要有人在他背后嘀咕一句“他爹是漢奸”，他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費。

但孫天義硬是靠實力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他翻譯的《戴高樂傳》至今都是經典譯本。

他用半輩子的時間證明了一件事：出身沒法選，但路是自己走的。

故事的高潮發生在1959年。

那一年，孫天義陪外賓去參觀黃帝陵。

眼前的景象讓他震驚：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陵寢，那里竟然荒草叢生，破敗不堪。

一種強烈的宿命感擊中了他。

他的父親，因為貪婪毀了清東陵；

1992年，陜西省成立黃帝陵基金會，大家推舉孫天義當副會長。

有人勸他：“你這身份敏感，去管修陵墓的事，不怕別人說閑話？”

孫天義說了句特硬氣的話：“正因為我是孫殿英的兒子，我才更要修好這座陵。

這是贖罪，也是責任。”

從那以后，這位老教授就像瘋魔了一樣。

他不管是嚴寒酷暑，常年奔波在募捐和施工一線。

整修黃帝陵需要巨額資金，他從來不拿父親的一分錢（其實也沒有了），全靠自己一張嘴、兩條腿去跑。

如果你現在去黃帝陵，看到那些整齊的青磚、莊嚴的大殿，那每一塊磚石背后，都有這位“盜墓賊之子”的心血。

孫殿英和孫天義，這對父子的人生軌跡，恰恰是中國百年歷史的一個縮影。

父親代表了那個混亂、無序、弱肉強食的舊中國，為了私利可以出賣祖宗、出賣國家；

兒子則代表了那個在廢墟上站起來的新中國，即使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依然選擇用知識和汗水去修補這個民族的尊嚴。

很多人問我，孫天義到底有沒有原諒他父親？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原諒不原諒的問題了。

孫天義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場“父債子還”的壯舉。

他沒有選擇躲在角落里自怨自艾，而是站在了黃帝陵前，用行動告訴世人：

決定一個人高度的，從來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最終選擇留給這個世界的背影。

這就是歷史最迷人的地方，它既有殘酷的因果，也總留有救贖的出口。

2003年，孫天義卸任了黃帝陵基金會會長，那一年他72歲，終于能睡個安穩覺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