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的上海法租界,秋風卷著租界外的炮火聲穿過逼仄弄堂,一間陳設簡陋的寓所內(nèi),57歲的易培基在劇烈咳嗽中耗盡了最后一絲氣力。
這位故宮博物院的首任院長,臨終前仍緊攥著一紙泛黃的遺呈,上面“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于國內(nèi)外之視聽者匪細”的字句,被淚水浸得字跡模糊。他喉嚨里嗬嗬作響,拼盡最后力氣吐出“昭雪”二字,便永遠闔上了雙眼。
窗外,日軍的飛機呼嘯而過,這座城市的繁華正在炮火中崩塌,一如他被構陷的人生,在民國政壇的權力傾軋里碎得徹底。
這場轟動民國的“故宮盜寶案”,從來不是什么監(jiān)守自盜的丑聞,而是一場精心炮制的政治構陷,藏著民國政壇最骯臟的權力算計,也寫滿了一位文人學者的悲情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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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緣起,要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的初創(chuàng)說起。
當年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將末代皇帝溥儀逐出紫禁城,這座塵封了兩百余年的皇家宮殿,第一次向平民敞開了大門。
國民政府隨即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著手清點宮中浩如煙海的文物,湖南才子易培基因同盟會元老的資歷、留日歸來的學術背景,以及對金石書畫的深厚造詣,被推舉為委員會核心成員,兼任古物館館長。
彼時的紫禁城,更像一座巨大的“廢品倉庫”,溥儀出宮前,太監(jiān)宮女監(jiān)守自盜,珍貴文物流失不計其數(shù),剩下的器物雜亂堆積在各個宮殿,有的字畫被蟲蛀得只剩殘片,有的瓷器摔成了碎片,有的金銀器氧化得面目全非。
據(jù)《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報告》記載,易培基帶著職員們,從養(yǎng)心殿開始,逐件清點登記,“一物一卡,一卡一號”,哪怕是一支殘破的毛筆、一個生銹的銅爐,都要記錄在案。
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餓了啃干糧,渴了喝涼水,歷時一年多,終于完成了117萬余件文物的清點工作,這份詳實的報告,后來成為故宮文物管理的基石。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為故宮博物院院長,而國民黨元老張繼僅獲任常務理事兼文獻館館長——這個結果讓覬覦院長之位已久的張繼心懷怨恨,為日后的構陷埋下了致命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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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此人,雖頂著“元老”頭銜,卻毫無學者風骨,滿腦子都是官場鉆營的算計。
他本以為憑借自己在國民黨內(nèi)的資歷,院長之位唾手可得,沒成想?yún)s敗給了“半路出家”的易培基,心中的憤懣可想而知。
更讓他耿耿于懷的是,易培基因肺病纏身,暫未到任時,并未按官場“慣例”將大權托付給他,反而委派女婿李宗侗擔任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
李宗侗出身名門,是晚清名臣李鴻藻之孫,又是理事長李石曾的侄兒,為人剛正不阿,做事一絲不茍,上任后便整頓故宮紀律,嚴禁職員私拿文物,就連張繼想借閱一份未公開的清宮奏折,都被他以“須按章程辦理”為由拒絕。
此事傳到張繼耳中,更是火上澆油,他認定易培基翁婿是故意給他難堪,明里暗里開始處處作對。
兩人的矛盾,還牽扯到故宮內(nèi)部的派系之爭,易培基主張“學術立院”,強調(diào)文物的保護與研究;張繼則想把故宮當成自己的“政治后花園”,拉攏親信,安插人手,雙方多次在理事會上爭執(zhí)不下,裂痕越來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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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炮火,徹底打破了故宮的平靜。
日軍侵占東北,平津地區(qū)危在旦夕,故宮里的百萬件文物,隨時可能毀于戰(zhàn)火或落入敵手。易培基憂心如焚,連夜起草《故宮文物南遷計劃書》,提出將文物分批運往上海保存,待時局穩(wěn)定后再運回北平。
這份計劃書,卻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軒然大波。
反對的聲音鋪天蓋地而來,魯迅在《申報》上撰文質(zhì)疑:“說什么‘古物南遷’,都是些無聊的達官貴人的餿主意,倒撇下北平的百姓不管,單搬些壇壇罐罐跑路!”
胡適、徐志摩等名流也紛紛發(fā)聲,認為“文物應與國土共存亡”,甚至故宮內(nèi)部的研究員周肇祥,還糾集一批人成立“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xié)會”,揚言要“以死捍衛(wèi)國寶”,并給易培基寄去了裝有子彈的恐嚇信。
面對洶洶輿情,易培基沒有退縮,他在北平各界人士座談會上慷慨陳詞:“文物是民族的命脈,今日不遷,他日若落入日寇之手,我輩便是千古罪人!”
為了爭取支持,他多次往返平津與南京之間,面見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痛陳利害。
據(jù)《宋子文日記》記載,宋子文被易培基的赤誠打動,最終拍板同意文物南遷。
而張繼,卻在此時跳出來橫加阻攔,他提出將文獻館的文物單獨遷往西安,由他親自負責保管,還要求支配三分之一的南遷經(jīng)費。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他是想借機掌控文物,擴充自己的勢力。
易培基自然不會同意,直言“文物南遷是整體行動,不可分割”,張繼的圖謀落空,對易培基的恨意,又添了幾分。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城內(nèi)寒風凜冽,前門火車站卻燈火通明。
第一批2118箱故宮文物,在張學良派來的一個營兵力的護送下,悄然登上了南下的專列。
為了保密,列車沒有懸掛任何標識,沿途的車站都加派了軍警警戒,就連火車司機,都不知道自己拉的是國寶。
易培基站在月臺上,看著列車緩緩駛離,眼眶泛紅。
他不會想到,這場被后世譽為“文化長征”的遷徙,保住了無數(shù)中華文脈,卻也成了張繼夫婦構陷他的“罪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