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臟活”遇上Z世代：我們如何重新理解工作的意義？

“這工作，即使高中剛畢業也能做！”

實習90天，22歲的法學碩士江遙感到難以忍受。她正捱過重復的日常：掃描文檔、重命名、放進文件夾、編號，“我覺得這是‘dirty work（臟活）’，沒有意義。”

這般抱怨，頻頻出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李育輝的調研里。李育輝研究職業價值觀的代際差異已有15年，近年來，她總聽到95后，尤其是00后說起“dirty work”。

這個詞與社會學家埃弗雷特·休斯提出時的含義已不相同。“dirty”不再意味表面的骯臟、羞恥，而是心靈深處“毫無意義”的感受。到了Z世代口中，更成為對當下工作文化的戲謔：哪怕再體面的職業，只要從事重復、瑣碎、與核心業務無關的工作，都是一種“臟活”。

另一種存在的看法是，“小年輕眼高手低、脫不下學歷的長衫”。李育輝覺得并不盡然。她試圖探尋：年輕一代的心態發生了哪些變化，怎樣重新理解工作的價值？

李育輝與00后的學生在討論職場價值觀的課堂。 受訪者供圖

“資質過剩”

江遙從小便想成為一名律師。

她愛看的影視劇里，律政精英在法庭上辯論時格外瀟灑，連走路都帶著風。“我相信法律真的能夠解決問題，來保護自己愛的人。”大學時的江遙，篤定地從財務管理轉到法律專業。

但今年2月，第一份實習便打破她的想象。

江遙進入一家頂尖律師事務所的非訴團隊。與訴訟業務不同，非訴業務不通過法院審理的形式解決案件，很多時候都在處理企業的經濟糾紛。搜集和整理資料的活，自然落在新人身上。

“底稿整理”，是江遙接到的第一項工作。她把一本本紙質材料掃描成電子文檔，再整理歸類。連續兩三天，她對著30多個不同公司的電子文件夾，循環著把文件放進文件夾的“嵌套”操作。

后來她的任務又有了網絡核查，得反復地點進企業網站，查看經營狀況是否有異常，截屏保存。

有同事說，這些工作“就像擠痘痘一樣解壓”。

“做這些事完全用不到專業知識。”江遙無法理解，覺得這純粹是浪費時間的“dirty work”。

但江遙一向要強，從上學起便成績優異，習慣在每一件事上投入百分百的精力。

一個半月后，她還是感到倦怠、厭惡，“原來工作能不能做好，不取決于我的能力，只是有沒有耐心。”

江遙的感受不是孤例。

2019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企業管理者向李育輝求助：年輕人不是很好鼓勵，很難激發工作熱情。李育輝便和這些企業聯合開展了“新生代工作意義感”的課題研究。

去年，一些互聯網企業顯得更著急了，“您還在研究95后，還是已經00后了？00后他們到底需要什么？”

李育輝發現，年輕一代對“dirty work”的理解已經有了改變、泛化。

上個世紀在社會學家的定義中，“dirty work”是指那些社會必要、卻被人們認為并不體面的職業，比如屠夫、娛樂場所從業者等。

如今，這詞成了社交平臺上的一個熱梗。李育輝看到，許多年輕人一旦無法建構工作的意義，覺得“我做的事配不上我的能力、期待，我留在這里沒有用。”

李育輝將這種心態稱為“資質過剩”。

她還在訪談中發現，“他們不喜歡重復說一些場面話，開一些無聊的會，幫領導處理私事，做社交應酬。”訪談中超過三分之二的Z世代，提到自己厭煩不必要的“過程管控”。一些年輕人變得消極，“你讓我干啥就干啥，多一步我都不想費腦子。”還有個別人選擇離職，離職的平均周期越來越短。

基礎性工作是普遍的職業起點。“我們當年不都是這么過來的嗎？”一些管理者感到不解，“怎么年輕人這么吃不了苦？”

在李育輝看來，只有正視這些心態，才能嘗試找到解答困惑的思路。

江遙展示電腦中的底稿整理。 受訪者供圖

不確定的世界

“實際上年輕人最討厭這種標簽。”李育輝辯駁，許多人沒意識到，Z世代的價值觀正形成于特殊的時代節點。

“外面的世界變得太不確定了。”李育輝察覺，尤其近三年，年輕人受訪時的心態已經發生轉折：他們開始認為努力和成功之間有太多不可控的阻礙，比起向外尋求成功，他們更想“向內”探索，這才是他們能夠確定與掌控的生活。

“他們（年輕人）希望尋求一種內心的幸福、滿足。”李育輝說，很多95后、00后的學生告訴她，“想過好平凡但不普通的每一天”。

反映到職場中，Z世代不再愿意聽一些宏觀愿景，反而更愿意從一些細節中找到意義，“這事沒準我做著，就能得到一些技能”“哪怕重復，至少我能積累點職業資本”。他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更加小而密集的反饋。

但與此同時，社會的時鐘越撥越快。

“他們對自身成長的速度要求變高，對時間的浪費尤其敏感。”李育輝說，過去覺得就業前三年能有成長已經很好，現在卻說，“半年沒有成長，我就受不了”。在95后、00后的群體中，大約有40%的人提到“毫無意義的工作”時情緒激動，“只要認真投入的時間沒有讓我進步，都是對生命的損耗。”

江遙數次感到兩難。她最想干的是訴訟律師，但就業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她轉念一想，自己的學校背景一般，如果做訴訟只能去更差的律所，不如先去頂尖單位“刷經驗”，才能有競爭力。

經驗與時間又常常是個悖論。一位應屆畢業生記得，面試時招聘官發問，“你只有五段實習，也沒有做過產品，優勢在哪里？”把時間攤開，這意味著每一段實習，她都要在三個月內接觸到核心業務。“我可以不要錢，就只要經歷！”她焦急地說。最后她也沒有等來入圍的音訊。

江遙眼看著，身邊一些同學開始追求穩定的“鐵飯碗”。她覺得不值，“（我）學了七八年法律，讀書的意義在哪里？”留在行業里的同行們也各自張望新的機會，一邊憂心，“如果不認真工作，會被裁員”。

從學校進入社會，往往也存在落差。

在一家單位實習時，周晴目睹新人承擔了許多專業之外的行政與人情工作。入職數天以來，實習生唯一做的事是和烘焙廠商對接，給部門的團建訂蛋糕。

一天傍晚，周晴跟著領導去其他城市出差。飯局時，她眼看著對面的合作伙伴教她打牌、喝酒，一直持續到凌晨，她覺得難以適從。

從事人力資源行業已有16年的劉綺，曾在一家五星級酒店負責招聘。近年來，95后、00后的年輕一代酒店管理畢業生源源不斷地涌入職場。

當時酒店里辦了一場凈收入100萬元的豪華婚禮中，新員工的任務是給客人換骨碟，給后廚忙不過來的阿姨幫忙。許多人嘀咕，“這（工作）怎么和我學到的東西不一樣？”

真正的勞動

迷茫中的江遙找到前輩傾訴。

“我把dirty work做得不錯，反而能逐漸接觸到更核心的業務，最后就不做這些（雜活）了。”對方告訴她，做好雜活是一種能力、壓力的“測試”。換一個現實的角度，并非所有的“dirty work”都毫無意義。

今年大四的周晴一直在各個主流媒體實習。“我一開始以為做新聞就是采訪寫作。”周晴感慨，入行后才醒悟，原來“整理錄音”是許多工作的前提。

起初周晴很煩惱，一條錄音光整理的內容就超過20萬字。“太麻煩了，為什么我要做？”“我怎么可能做完？”周晴嘆息，本來兩小時能完成的事，在自己的質疑下拖到了六個小時。

但她意識到，許多整理是“必須完成的事”。一起涉及農村婦女的社會新聞，很多采訪對象都會有當地口音，AI很難準確轉寫。另一些政府公文或者外網內容，AI容易給出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但對媒體行業來說，細節的準確性和真實性至關重要，需要有人反復搜索、校對。

她也在過程中，學習其他記者如何采訪、提問，怎么樣避免提一些對方難以回答的封閉式、引導性問題。“理一遍之后，才知道對復雜事件的深度報道，素材量多少算達標。”

周晴開始思考，工作的痛點并非在于重復，而是理解背后的“必要與否”。

李育輝指出，老一代的員工常常將工作視為一種義務，“湊合下，有份工作不錯了”。越來越多年輕人會思考哪些工作有真實價值、值得努力，會自己從中構建意義。其實也是他們更加珍重自己勞動的表現。

在一家互聯網頭部企業人才發展部門工作的趙婷也目睹，招聘時薪酬和福利，有時不再是一些年輕人最關心的事。他們想要透過這份工作，“看到厲害的人是什么樣的”，自己未來的發展，能否通往自己期待變成的樣子。

李育輝覺得，渴望工作與意義相連，這是個人的職業需求，更是組織管理創新的契機。在日常工作中嵌入更清晰的意義、提供有效反饋、給予成長支持，讓年輕人明確方向、學到東西，或許是化解“眼高手低”質疑、實現個人與組織共同成長的關鍵。

“數字化、智能化意味著一切都能被看到，那為什么大家的付出不能被可視化？”一位年輕人在調研中問李育輝。

在李育輝的建議下，一些企業為日常瑣碎的工作做“價值的透明化”，一個新人哪怕做了基礎工作，每天貢獻的數值也會發生變化，進行動態的展示。

也有公司設置了“輪換機制”，一些行政工作由新老員工分攤。對那些高強度工作的年輕人，公司會給予創新項目的扶持，又或是培訓的機會。“在他們的付出與職業成長之間建立有效鏈接”。

李育輝與學生在討論00后的職場價值觀。 受訪者供圖

人的價值

也有不少受訪者安慰“后輩們”不必著急。工作的意義常常不是一眼望見的，而是在積累中慢慢破土、生長出來的。當下感受到的重復瑣碎的“螺絲釘”工作，只是理解業務全貌、培養耐心與責任感的起點。

趙婷記得，面試時，一位00后應屆畢業生自信地說，“我要在一年的時間內成長為經理！”

趙婷說，“我在剛畢業的時候也會抱有這種想法，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真正深入行業才慢慢變得謙卑。”

“在學校里，學習、考試往往是‘單一’的事。而在企業，業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光是產品就涉及到研發、設計、交付，新人沒法立刻上手。”趙婷解釋，自己經過了八年，才經過各種考驗，成為一個小項目的領導，何況是成為資深的經理，至少要經過十年。真正的專業并非是只做“高光”部分，而是確保每一個基礎環節的準確與可靠。

今年5月，江遙決定再投一份實習試試，這一次她放低了期待。

江遙發現，自己每日重復的工作，在法律行業中無法逃脫，是在所有大項目中微小而具體的一環。

而這份實習中遇到的帶教律師，每次一干完活，都會給出即時的表揚。她也嘗試將這些工作視作“階梯”。“要先把dirty work做好，才能贏得帶教的信任。”

這些“正向反饋”，讓她的注意力逐漸回歸，原來花費3個小時的整理、核查，現在只需要半個小時就能完成。

過了三四周，帶教律師告訴她，“你可以上手做些別的了。”她開始接觸更專業的法律文書。當帶教把她的內容轉給客戶，對方的問題被成功解決，“我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白做。”江瑤說，她第一次感受到，即便是基礎工作，只要看到了價值，便能收獲真實的成就感。

偶爾，她會回想起當初高考失利時對自己說的那句話，“一定要好好學，轉到法律專業”。她想保有那一點理想主義，試試投報訴訟業務，成為想象中那個法庭上意氣風發的律師。

（文中除李育輝外均為化名）

編者按

當我們談論Z世代，腦海中常浮現許多標簽：“網生代”“數字原住民”“斜杠青年”……這些詞匯雖試圖概括，卻也無形中構筑起理解的圍墻。

與反復探討他們的矛盾與困境不同，我們更想看見的是，這一代人，如何在不確定中安頓自我，在龐雜的信息中構建屬于自己的節奏。

不是這一代人定義了時代，而是他們拒絕被簡單定義，從而創造了更豐富的時代。

這是原點欄目《不被定義的Z世代》系列報道的第二篇。我們試圖拋開那些關于年輕群體的籠統敘事，進入一片更開闊、更細膩的地帶。這里沒有標準答案，只有鮮活的選擇和一個個正在解題的、具體的人。

原標題：《當“臟活”遇上Z世代：我們如何重新理解工作的意義？》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實習生黃佳瑜 趙蕓巧 記者馮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