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還沒開動,人卻先跑了。
這事兒發生在1949年8月,地點是濟南南站。
當時山東泰安縣的一批干部正準備南下,參加接管西南的工作。
就在臨上車的前一晚,一個叫小楊的通信員不見了。
留下了一封信,塞在枕頭底下,還有幾件洗得干干凈凈的軍裝。
“劉局長,我對不起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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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的獨子,母親、姐姐還有對象都不同意我南下。
我實在走不了,槍和子彈我都留下了,我回縣公安局接受處分。”
這是個很年輕的小伙子,具體多大年紀沒人記得了。
但那會兒他已經是個公安干部,是劉志剛局長的貼身通信員。
槍都配了兩把,一支盒子槍,一支小手槍。
這么一走,算是犯了軍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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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問題來了——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干部南下,在當時是一項政治任務。
可別忘了,1949年那個夏天,大部分南方地區還沒完全解放。
國民黨軍隊在很多地方還在負隅頑抗,城市里滿是特務和便衣。
南下的干部,不止是要去辦公,更要去冒險。
從山東到云南,幾千公里的路,從火車、汽車到騎馬步行,一路上走的是戰亂剛停的爛路,住的是臨時借的旅社、破舊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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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知道,這一去可能幾年都回不了家。
劉志剛收到信后第一時間寫信回縣公安局,要求嚴肅處理。
這不是因為他無情,而是因為整個隊伍的穩定正在一點點崩裂。
小楊這一跑,像是揭開了一道口子。
到了徐州,又出事了。
原來一個區長,叫孫明修,之前在華東局參加軍政訓練,結果開著小車回家探親后,干脆就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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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被人發現,他竟然跑到徐州做起了小買賣。
南下干部還沒到云南,自己先變成了“地方商人”。
說起來有點滑稽,可那時候真的不少人這樣。
火車開到信陽山區,突然停了。
下車一查,火車頭不見了。
大隊干部急了,帶槍直接找到站長問話。
站長一聽要“槍斃”,嚇得臉都白了,趕緊打電話調車頭回來。
誰知那司機竟然自己把車頭開去了信陽。
那會兒的紀律,靠的是人盯人。
沒人能想象,一個鐵路司機會在夜里偷偷把火車頭開走。
但在干部南下的隊伍里,這樣的事情不是個例。
還有宣傳部長,幾個區級干部,也是在途中悄悄“溜回家”的。
可這支隊伍最終還是到了云南。
劉志剛是其中一員。
從副指導員做起,后來一路做到云南省公安廳的干部科長、政治部主任。
工作細致嚴謹,作風潑辣,辦案、訓練、組織建設樣樣不落。
那時候公安機關還在組建初期,既要接收舊政權留下的檔案,又要整頓社會秩序。
城里還有不少沒繳槍的國民黨士兵,街頭巷尾都是暗哨明崗。
他在公安廳干了五年。
到了1954年,又被調去搞工業建設,新崗位是瀾滄鉛礦的礦長兼地質勘探隊隊長。
這不是普通的礦,是國家重點項目,背后是中央的大手筆投資。
那地方連路都沒有,從思茅到礦區得騎馬走九天。
路上全是泥濘山道,馬幫走著走著就停下來煮飯,晚上睡在草地上、老百姓家的草棚里。
有一晚走錯了路,幾個人在大雨里又冷又餓,進了個糧倉借了兩條氈子擠著睡。
睡不著,講故事打發時間。
李文淵講了個尼姑和醉漢的段子,大家在雨夜里笑出了聲。
到了礦上更難。
沒房子住,就上山砍木頭蓋茅草房。
沒電,就用柴油機發電。
最早煉鉛用的是土窯,年產1000噸,后來建起鼓風爐,年產翻倍。
運輸全靠人背馬馱,最多時有3000多匹馬組成的運輸隊。
鉛錠堆在西雙版納的公路邊,連周總理都看到了,親自批示給他們調撥汽車運輸。
他說要100輛,最后給了90輛。
劉志剛不是工程師出身,也不是搞工業的。
他是干公安的,干組織工作的。
但在瀾滄,他帶隊修路、建廠、搞測量,連職工宿舍、文化俱樂部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后來國家還在老廠和孟浪壩之間建起新廠,年產1萬噸。
到1966年,產量突破2萬噸。
鉛里提煉出的銀子交給國家,稀有金屬也有專家鑒定。
廠子建起來了,俱樂部也熱鬧了,《老廠小調》《神燈照邊疆》都是他們自己編自己演的歌劇。
東方歌舞團也來演出過,張愛萍、宋平等中央領導都來過現場。
那時候的干部,既要干活,還得帶頭唱戲。
可到了“文革”,一切都變了。
造反派沖進他家,獎狀、照片、材料,全搶光了。
連廠里大禮堂里掛的功勞牌也被砸了。
那些年,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也有人被精簡下放。
他負責的廠子辦了家屬副業社,種菜、養豬、開荒,才撐過那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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