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安戰士的南下回憶， 南下途中收到通訊員來信，對不起劉局長

火車還沒開動，人卻先跑了。

這事兒發生在1949年8月，地點是濟南南站。

當時山東泰安縣的一批干部正準備南下，參加接管西南的工作。

就在臨上車的前一晚，一個叫小楊的通信員不見了。

留下了一封信，塞在枕頭底下，還有幾件洗得干干凈凈的軍裝。

“劉局長，我對不起你了。

我是家里的獨子，母親、姐姐還有對象都不同意我南下。

我實在走不了，槍和子彈我都留下了，我回縣公安局接受處分。”

這是個很年輕的小伙子，具體多大年紀沒人記得了。

但那會兒他已經是個公安干部，是劉志剛局長的貼身通信員。

槍都配了兩把，一支盒子槍，一支小手槍。

這么一走，算是犯了軍紀。

可是問題來了——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干部南下，在當時是一項政治任務。

可別忘了，1949年那個夏天，大部分南方地區還沒完全解放。

國民黨軍隊在很多地方還在負隅頑抗，城市里滿是特務和便衣。

南下的干部，不止是要去辦公，更要去冒險。

從山東到云南，幾千公里的路，從火車、汽車到騎馬步行，一路上走的是戰亂剛停的爛路，住的是臨時借的旅社、破舊車站。

誰都知道，這一去可能幾年都回不了家。

劉志剛收到信后第一時間寫信回縣公安局，要求嚴肅處理。

這不是因為他無情，而是因為整個隊伍的穩定正在一點點崩裂。

小楊這一跑，像是揭開了一道口子。

到了徐州，又出事了。

原來一個區長，叫孫明修，之前在華東局參加軍政訓練，結果開著小車回家探親后，干脆就不回來了。

后來被人發現，他竟然跑到徐州做起了小買賣。

南下干部還沒到云南，自己先變成了“地方商人”。

說起來有點滑稽，可那時候真的不少人這樣。

火車開到信陽山區，突然停了。

下車一查，火車頭不見了。

大隊干部急了，帶槍直接找到站長問話。

站長一聽要“槍斃”，嚇得臉都白了，趕緊打電話調車頭回來。

誰知那司機竟然自己把車頭開去了信陽。

那會兒的紀律，靠的是人盯人。

沒人能想象，一個鐵路司機會在夜里偷偷把火車頭開走。

但在干部南下的隊伍里，這樣的事情不是個例。

還有宣傳部長，幾個區級干部，也是在途中悄悄“溜回家”的。

可這支隊伍最終還是到了云南。

劉志剛是其中一員。

從副指導員做起，后來一路做到云南省公安廳的干部科長、政治部主任。

工作細致嚴謹，作風潑辣，辦案、訓練、組織建設樣樣不落。

那時候公安機關還在組建初期，既要接收舊政權留下的檔案，又要整頓社會秩序。

城里還有不少沒繳槍的國民黨士兵，街頭巷尾都是暗哨明崗。

他在公安廳干了五年。

到了1954年，又被調去搞工業建設，新崗位是瀾滄鉛礦的礦長兼地質勘探隊隊長。

這不是普通的礦，是國家重點項目，背后是中央的大手筆投資。

那地方連路都沒有，從思茅到礦區得騎馬走九天。

路上全是泥濘山道，馬幫走著走著就停下來煮飯，晚上睡在草地上、老百姓家的草棚里。

有一晚走錯了路，幾個人在大雨里又冷又餓，進了個糧倉借了兩條氈子擠著睡。

睡不著，講故事打發時間。

李文淵講了個尼姑和醉漢的段子，大家在雨夜里笑出了聲。

到了礦上更難。

沒房子住，就上山砍木頭蓋茅草房。

沒電，就用柴油機發電。

最早煉鉛用的是土窯，年產1000噸，后來建起鼓風爐，年產翻倍。

運輸全靠人背馬馱，最多時有3000多匹馬組成的運輸隊。

鉛錠堆在西雙版納的公路邊，連周總理都看到了，親自批示給他們調撥汽車運輸。

他說要100輛，最后給了90輛。

劉志剛不是工程師出身，也不是搞工業的。

他是干公安的，干組織工作的。

但在瀾滄，他帶隊修路、建廠、搞測量，連職工宿舍、文化俱樂部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后來國家還在老廠和孟浪壩之間建起新廠，年產1萬噸。

到1966年，產量突破2萬噸。

鉛里提煉出的銀子交給國家，稀有金屬也有專家鑒定。

廠子建起來了，俱樂部也熱鬧了，《老廠小調》《神燈照邊疆》都是他們自己編自己演的歌劇。

東方歌舞團也來演出過，張愛萍、宋平等中央領導都來過現場。

那時候的干部，既要干活，還得帶頭唱戲。

可到了“文革”，一切都變了。

造反派沖進他家，獎狀、照片、材料，全搶光了。

連廠里大禮堂里掛的功勞牌也被砸了。

那些年，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也有人被精簡下放。

他負責的廠子辦了家屬副業社，種菜、養豬、開荒，才撐過那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