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八年困局：印章不交、債權突增、監督缺位，誰在阻礙企業重生

本意為挽救企業的破產重整，卻在司法裁定批準后，陷入了長達數年的“假性程序終止”與“執行僵局”。在江西九江，九江水金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水金公司）的破產重整案，不僅未能實現法律制度的拯救初衷，反而演變為一場圍繞程序公正與權力及監督的深度爭議。

一、被“凍結”的重生——法規何以成為一紙空文？

1、2018年1月，九江市柴桑區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對水金公司的破產清算，四個月后轉為重整程序，旨在拯救這家陷入困境的房企。2021年12月27日，法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宣布重整程序終止。在法律上為企業"重生"掃清了障礙已獲“重生許可證”。

2、然而，一張蓋有法院紅印的裁定書，并未換來企業的實際復蘇。時至今日，重整計劃的核心由債務人負責執行——成為空中樓閣?！镀髽I破產法》第八十九條明規：“重整計劃由債務人負責執行。人民法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后，已接管財產和營業事務的管理人應當向債務人移交財產和營業事務?！?/strong>法律強規條文如此清晰明確，為何在實踐中卻成了一紙空文？本案的核心并非破產清算，而是重整的合法性與公正性，公司的公章、合同章、財務章、業務章及關鍵資料等一切營業事務命脈核心權利，至今仍牢牢掌控在管理人江西開河律師事務所手中。債權人、債務人多次書面向法院要求移交，得到的卻是沉默或拒絕。如果連法律明文強制規定的“應當移交”都無法執行，那么司法裁定的嚴肅性與強制性何在，破產重整制度挽救企業的立法本意，又如何在執行層面被徹底架空？這已非簡單的效率拖延，而是對法律強制性的公然漠視與挑戰。

3、法律的尊嚴不容褻瀆，就像常見的民間借款協議，即便雙方約定了高息，法院仍會依法予以調整一樣，任何單位或個人均無權變通或違背法律規定。吳某法官變通法律規定行為，直接導致重整計劃的執行成為一紙空文，構成了本案件僵局根本的原因。

二：程序迷霧——債權何以在“終止”后憑空暴漲？

如果說公章及所有印章不交是卡住了債務人執行的“喉嚨”，那么債權的異常變動，則被指是在掏空企業的“軀體”。根據法院（2018）贛0421破1號之二裁定書，截至2021年12月27日，已確認無異議債權總額約1.13億元；該裁定同時明確，其余債權均不成立為零。在法定異議期內，并無任何方對上述裁定提出異議，這意味著案涉債權總額已依法固定，相關債權債務關系也隨之確定。然而，承辦法官吳某卻在重整程序終止八個月后，于2022年8月18日憑空編造證據，作出（2018）贛0421破1號之四裁定，謊稱該批債權“經與債務人核對，債務人無異議”，違法確認總額高達7543萬余元的所謂“無異議債權”，這完全是依托謊言與假證炮制的違法裁定，我們多次要求法官吳某提供“債務人核對無異議”的證據，但其始終無法出示，法官吳某在無事實依據的情況下，編造虛假證據作出裁定，已構成知法犯法，該裁定依法應屬無效。這行為實質上是公然否定法院此前作出的生效重整計劃裁定，直接導致原裁定確認的債權總額失準，讓重整計劃徹底喪失執行基礎，其目的顯然是迫使債務人走向破產清算，原已被裁定不成立的債權，未經任何法定審核程序，何以能夠“復活”，債權人對此提出強烈質疑，這批增加的7543萬余元債權，早在債權人大會中就已被否決，債務人從未對其審核，法院在2021年12月27日的裁定中明確其不成立。在重整程序已然終止、債權債務關系已固定的前提下，這批債權既未經債權人會議核查通過，也未經債務人審核確認，法官吳某僅憑管理人的單方編制便裁定確認。此舉被直指是人為“編造、做高”公司債務，嚴重損害了原有債權人的潛在清償利益。該增加債權的裁定完全違反《企業破產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嚴重背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準則，是對司法紀律與司法權威的肆意破壞。

三：失靈的監督——誰來監督“監督者”？

破產程序中，管理人是核心操盤手，債權人委員會是監督管理人重整期間工作，維護債權人利益者，法院是最終監督者。然而在本案中，這關鍵監督機制均被指存在嚴重缺失。

1、債權人委員會長期”被缺席"根據《企業破產法》第六十七條，債權人會議可以決定設立債權人委員會，作為債權人常設監督機構，監督管理人履職、維護全體債權人利益至關重要。然而在本案中，據債權人反映，管理人自2018年接管至2021年12月重整程序終止，長達四年間一直未依法設立債權人委員會。這直接導致關鍵的監督制衡機制長期缺位，無法對管理人此期間的諸多操作進行有效監督，造成了重整期間拖延四年、重整計劃草案內資產和債權不實等問題，是后續債務人無法正常執行重整計劃的主要原因之一。直至2021年12月27日法院裁定終止重整程序后，管理人才倉促提交設立議案。更令人質疑的是，其設立的委員會成員是管理人指定的，而非由債權人大會依法分組選舉產生，且其中不乏與管理人關聯的受償異議人。債權人認為，該委員會的設立時間和動機均不符合法律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精神，最需要監督的重整核心期，該監督機制為何持續缺位，還是有意規避監督，以便在“無人看管”的狀態下進行某些操作？

2、司法監督的“沉默”破產程序的有效運行高度依賴于法院的嚴格監督和職權的正當行使。然而在本案中，債權人質疑司法監督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管理人在重整期間的諸多行為明顯失范：重整團隊實際僅由一人運作，項目現場長期無人，相關部門工作均未落實；公司各項事務陷入停滯，導致程序拖延達四年之久，應收資產未及時收回，應扣債權未作核減、串通虛構工程款、安排親屬參與項目獲利、未成立債委會導致無監督缺位、重整計劃內容不實。在重整程序終止后，管理人仍在無合法經營權的情況下，違法截留債務人經營核心所有印章拒不移交，擅自收款、處置資產，以不蓋章阻撓債務人執行計劃、違法增加第二批債權，插手、干擾債務人正常營業事務。根據《破產法》規定，法院對管理人履職負有法定監督職權，但在本案中，法院不僅未對上述關鍵程序問題嚴格把關，也未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糾正， 對管理人在程序終止后增加債權的行為，吳某法官卻迅速出具了裁定，司法監督天平為何在此案中呈現出如此顯著的，法院在履行監督職責時，究竟是基法律還是？司法監督力度明顯缺失，程序透明度更無從談起。債權人認為，正是這種監督乏力，使得管理人的失范行為得不到有效約束，程序長期無法解決，最終導致重整計劃無法執行陷入僵局重要原因之一。

四：破局之難——異地審理能否撕開地方保護迷霧？

面對重重困局，債務人與債權人多年來不斷通過異議、舉報、申請更換管理人和法官吳某、請求異地審理等方式尋求救濟。然而，據反映，這些訴求往往在司法系統內“循環旅行”，最終多被轉回原審法院處理，形成了“運動員兼裁判員”的荒誕局面。當程序內部的自凈與糾錯機制似乎失靈，當事人將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異地審理”。這不僅是法律程序上的回避申請，更是對司法公正性的嚴峻提問：在一地司法系統內部，監督機制與糾錯渠道均告失效的情況下，是否只有借助外部力量、打破地域限制，才能穿透可能存在的利益固化和保護壁壘，讓法律重見天日，債權人的困境在于：“我們并非不信任法律，而是無法信任當前操弄法律程序的人。"

五、裁定依據不開公，被指暗箱操作：

在2021年12月27日作出重整程序終止裁定后，法院法官吳某拒不依債權人申請提供該裁定所依據的事實證據、法律條文及內部審批文件，僅稱“我法院裁定沒有依據，找管理人去”推諉，后在債權人律師多次要求下僅提供少量資料，關鍵核心材料至今未予提供。該行為違反《民事訴訟法》關于裁判文書須闡明事實與法律依據的強制性規定，破壞司法公開原則；相關裁定未經法定審核程序留痕，屬于典型的“黑箱操作”，涉嫌掩蓋利益輸送、虛假裁定等違法行為，嚴重違反《法官行為規范》中“主動接受監督”的紀律要求。

六、合法債權遭刻意排斥：債權人會議操控下的程序失序 重整期間，案涉7000余萬元股東債權具備合法憑證，完全符合《企業破產法》債權申報的法定要求，管理人負有受理審查的法定義務。然而，管理人與承辦法官吳某刻意將該債權排除在外，目的是規避債權人大會表決制約、操控重整程序。具體而言，若該筆債權依法被納入，債權人大會即可依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就更換違法失職的管理人、核查糾正虛計債權等關鍵事項，作出維護多數債權人利益的公平決議，徹底粉碎法官吳某與管理人壟斷的企圖。而排除該筆債權后，二者可肆意擺布表決結構：即便參會人數可形成過半優勢，仍能通過抬高特定債權人受償額度等方式拉攏勢力，同時稀釋多數債權人的債權額度占比，導致廣大債權人喪失實質表決權，最終使相關決議背離事實通過。此舉便于其依靠關聯大額異議債權主體強行推動利己方案，損害廣大中小債權人的合法權益。該行為令重整方案背離立法宗旨，踐踏程序公正與法律嚴肅性，動搖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根基。

結語：

破產重整，拯救的是企業還是“程序”，水金公司案猶如一個多棱鏡，折射出中國破產司法實踐中可能存在的深層問題，當法律條文遭遇執行阻力，當程序正義面臨利益博弈，當司法監督未能有效激活，一場本應向陽而生的企業拯救，如何一步步陷入長達數年的黑暗僵局，公眾不禁要問：破產重整制度設計的初心，究竟是最大程度拯救企業、保護債權人，還是為某些角色提供了在法律程序中“合法”設阻、謀取不當利益的空間？當企業被困于由違法操作和失職監督共同構筑的程序迷宮，當蓋有法院公章的法律文書被損耗和踐踏的，難道僅僅是一家企業的生命，這背后，更是市場對司法效率、程序公正乃至法治信仰的信心。

本案訴求：一是：依據《刑法》、《法官法》及相關紀律規定，對涉嫌違法犯罪和嚴重違紀的行為進行徹底調查與問責；二是：立即執行《企業破產法》第八十九條法律強規，責令管理人移交公司營業事務公章、合同章、財務章、業務章及關鍵資料，讓重整計劃真正啟動落地；三是：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要求法官吳某回避原則及更換管理人，通過異地審理等機制，引入公正透明的外力量重新審查糾正。此案最終走向，將成為觀察中國破產法治環境與司法公信力的一個關鍵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