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2年11月的一個深夜，大別山的風跟刀子似的，刮在臉上生疼。
在紅軍的一處秘密駐地里，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屋里坐著兩尊大神：一位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徐老虎”徐海東，另一位是早已威震天下的西北軍“戰(zhàn)神”吉鴻昌。
但這可不是什么老友重逢喝大酒的場面。
當時的吉鴻昌滿臉通紅，把那張破木桌子拍得震天響，沖著徐海東就是一通吼：“海東同志，我也是入了黨的，憑什么就不能留在紅軍？
難道紅軍真的容不下我吉鴻昌嗎？”
說實話，這大概是吉鴻昌這輩子最憋屈的時候。
為了投奔蘇區(qū)，他高官厚祿不要了，差點被老部下打成篩子，九死一生才跑到這兒。
結果呢？
組織上派徐海東來，竟然是為了給他下“逐客令”。
很多人讀這段歷史，第一反應就是蘇區(qū)領導層“不近人情”，甚至覺得是不是紅軍當時有點“排外”。
但你要是真把1932年那個冬天的局勢扒拉清楚了，絕對會驚出一身冷汗——徐海東這番“趕人走”，不僅救了吉鴻昌的命，更是給兩年后的華北抗戰(zhàn)，埋下了一顆驚天大雷。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咱們得把時間軸往回撥一個月。
那年秋天對吉鴻昌來說，簡直就是一場噩夢。
作為馮玉祥手下的頭號猛將，吉鴻昌這人有個特點，性子烈、認死理。
九一八事變后，看著日本人占了東北，老蔣還在搞“攘外必先安內”，他氣得直接跟蔣介石拍桌子。
結果可想而知，兵權被奪，人被逼著去國外“考察”。
等他在1932年秘密回國入黨后，腦子里就一個念頭：拉隊伍，干鬼子。
他把目光盯上了湖北宋埠。
那是他的起家部隊第30軍的駐地，從軍長張印相到師長彭振山，哪個不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
吉鴻昌當時的想法特別單純：憑我在老西北軍的威望，只要登高一呼，這就是一支現成的抗日鐵軍。
但他忘了，人是會變的，特別是在亂世。
當吉鴻昌興沖沖走進第30軍軍部時，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那個曾經對他唯命是從的軍長張印相，聽說老上司來了，嚇得連面都不敢見，找個借口溜到了漢口；師長彭振山倒是見了，但滿嘴官腔，幾句話就把他打發(fā)了。
吉鴻昌不死心，又給老部下彭國楨打電話，得到的回答更絕望：“總指揮，您快走吧，這里沒人敢跟您干了。”
那一刻，吉鴻昌站在宋埠的寒風里，看著那些熟悉的營房，心里的血都涼了。
以前那是生死兄弟，現在全是看人下菜碟的軍閥，那個熱血的西北軍魂，早就散了。
不甘心的吉鴻昌想孤注一擲，既然頭頭們不干，他就帶兵走。
他策動了第90旅準備起義，結果電報泄露。
曾經喊他“老軍長”的彭振山，竟然派出手槍營截殺他。
激戰(zhàn)中，吉鴻昌身邊的聯絡副官燕鴻甲慘遭殺害，吉鴻昌帶著幾名隨從，在槍林彈雨中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才逃進了鄂豫皖蘇區(qū)。
你可以想象一下吉鴻昌當時的心情：眾叛親離，走投無路。
當他在長沖見到鄂東北道委書記鄭位三和游擊總司令吳煥先時，那種感覺就像迷路的孩子終于找到了家。
他在參觀蘇區(qū)的列寧小學、紅軍醫(yī)院時，看到傷員用草藥療傷，戰(zhàn)士們吃著紅米飯南瓜湯卻斗志昂揚，激動得眼淚都在眼眶里打轉。
他認定了，這就是他要找的隊伍，死也要死在這兒。
所以，當省委書記沈澤民對他表示歡迎時，吉鴻昌立刻提出：我要留在蘇區(qū)，哪怕當個馬前卒，只要能跟紅軍一起打仗就行！
這個要求過分嗎？
一點也不過分。
一個身經百戰(zhàn)的將軍主動投誠，換了誰都該敲鑼打鼓地歡迎。
但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領導們，這會兒卻糾結得不行。
這里的背景太關鍵了：1932年底，正是鄂豫皖蘇區(qū)最難的時候。
紅四方面軍主力兩萬多人剛剛被迫西撤，留下的紅25軍正在重組，缺槍少藥，國民黨的圍剿大軍正如鐵桶一般圍過來。
這時候留下吉鴻昌，有兩個巨大的風險：第一，吉鴻昌目標太大，一旦他在蘇區(qū)公開露面，蔣介石勢必會調集更瘋狂的兵力來“圍剿”，這對剛遭重創(chuàng)的蘇區(qū)可能是滅頂之災；第二，蘇區(qū)現在打的是游擊戰(zhàn)，讓習慣了大兵團作戰(zhàn)的吉鴻昌來指揮，未必能發(fā)揮長處，甚至可能因為戰(zhàn)術理念沖突出亂子。
可是，怎么跟這位一腔熱血的將軍開口呢？
這個惡人，只能由徐海東來做。
徐海東當時是紅79師師長，打仗那是出了名的猛，說話也直。
他見到吉鴻昌后，沒有繞彎子，這就回到了開頭那一幕。
面對吉鴻昌的質問，徐海東沉默了一會兒，說出了一番極具戰(zhàn)略眼光的話。
徐海東說：“吉總指揮，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
蘇區(qū)現在的這點家底你也看到了，你留在這里，頂多也就是幫我們帶一個旅、一個師。
多你這一桿槍，改變不了鄂豫皖的危局。
但是，如果你走出去，利用你的聲望在外面拉起一支抗日的大旗，那就是在蔣介石的后院點火！”
這一番話，如醍醐灌頂。
吉鴻昌是個聰明人，慢慢冷靜下來，開始琢磨徐海東的建議。
是啊，把他困在大別山打游擊，那是大材小用；放他回北方去嘯聚山林、號令群雄，那才是龍歸大海。
“海東同志，你說得對。”
吉鴻昌長嘆一口氣，緊皺的眉頭終于舒展，“我不僅是個軍人，更是個黨員，我聽黨的安排。
我這就走，去外面鬧他個天翻地覆！”
臨走的時候，吉鴻昌把自己隨身珍藏的一副“水晶養(yǎng)目鏡”送給了徐海東，以此表達他對這位“紅軍老虎”的敬意。
而在隨后的送行路上，更是發(fā)生了一件特感人的事兒。
負責護送吉鴻昌離開蘇區(qū)的，是手槍團團長傅春早。
到了分別的周黨畈，傅春早說：“首長，前面就是白區(qū)了，我們不能再送了。”
吉鴻昌停下腳步，突然從懷里掏出一包沉甸甸的東西——那是整整幾百塊銀元。
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筆巨款，能在北京買個四合院了。
但吉鴻昌把錢往傅春早手里一塞，笑著說：“我是新黨員，沒給黨做過什么貢獻。
這點錢，算是我交的黨費，也是給弟兄們買點藥。”
傅春早推辭不過，含淚收下。
吉鴻昌則脫下了將軍服，換上了一身粗布衣裳，扮成了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他最后回頭看了一眼大別山的群峰，然后頭也不回地向北方走去。
歷史證明，徐海東的建議和吉鴻昌的決定是多么英明。
僅僅幾個月后，1933年5月，吉鴻昌就在張家口建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就任前敵總指揮。
這支隊伍迅速壯大到10多萬人，連克康保、寶昌、沽源、多倫四縣，把日本人趕得鬼哭狼嚎。
如果當年吉鴻昌留在了蘇區(qū)，歷史上可能多了一位英勇犧牲的紅軍指揮員，但絕對少了一位在華北大地讓日寇聞風喪膽的民族英雄。
所謂戰(zhàn)友，不僅僅是生死與共，更是在關鍵時刻，能為你指一條最艱難、但也最正確的路。
1932年的那次“勸離”，恰恰是黨組織對吉鴻昌最大的信任與保全。
1934年11月24日，北平的刑場上響起了槍聲，吉鴻昌倒在了雪地里，他就義前用樹枝在地上寫下了“抗日”二字，那年他才39歲。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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