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3日晚,東京,首相官邸燈火通明。
鐵柵欄外,人群越聚越多。
這一次,抗議者沒有繞著街區走,而是直接站在了權力的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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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語氣冷靜,卻句句鋒利,“高市內閣是一個準備戰爭的內閣。”
臺下,口號此起彼伏:“維護憲法!”“不要煽動戰爭!”
于是,問題出現了,一個不斷談“戰爭”“擁核”“擴軍”的首相,還能不能代表這個國家?
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
福島瑞穗出手
2025年12月23日晚,面對高市的涉臺錯誤言論,以及其親信12月18日拋出的日本應當擁核論,日本民眾在首相官邸前舉行抗議集會。
事實上,圍繞安保政策、修憲、駐日美軍等議題,日本街頭的抗議并不罕見。
但這一次,抗議的地點與參與方式,都發生了明顯變化。
集會不再設在鬧市廣場,也不是繞著國會周邊游行,而是直接聚集在首相官邸前。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這是一個極為強烈的信號,它意味著抗議對象已經從“政策方向”,升級為“執政核心本身”。
抗議人群高舉的標語也異常集中:“維護憲法”“不要煽動戰爭”“高市內閣立刻下臺”,其訴求核心明確指向了當前政府的安保路線,尤其是首相本人。
而真正讓這場集會發生質變的,是日本在野黨黨首親自率領人民下場反對高市政府。
當晚,站上臨時搭建的演講臺的,不是民間活動人士,而是日本在野黨中極具象征意義的人物,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
作為日本社會民主黨黨首,福島瑞穗在涉華與戰爭問題上的立場一貫而清晰:
反對日本在對華關系上制造緊張,反對軍事冒進,警惕日本被再次推向戰爭軌道。
于是,福島瑞穗的出現,使這場抗議不再只是“社會不滿的宣泄”,而是被正式納入政治對抗的軌道。
她在演講中并未繞彎子,而是直接拋出一句在日本政治語境中極為罕見、甚至可以說是極具沖擊力的定性判斷:
“高市內閣,是一個準備戰爭的內閣。”
這句話的分量,遠超一般的政策批評。
在戰后日本,“戰爭”一詞長期被刻意回避。
即便在安倍晉三推動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時期,執政者的表述也始終包裹在“防御”“威懾”“國際責任”等語言框架之內。
而福島瑞穗的表態,等于直接撕開了這種話語包裝,將高市政府的涉臺言論、擁核試探、強軍擴武,統一歸入一個明確的政治指控之中。
軍費狂飆與民生擠壓:日本社會的真實焦慮
而日本民眾之所以開始大規模的討伐高市,除了其涉臺言論、擁核試探等在外交與安全層面的爭議,還有軍費與民生的此消彼長。
因為這直接觸及日本社會最現實、也最敏感的神經。
從數據上看,日本防衛開支的變化已經不再是“溫和增長”。
近年來,日本防衛預算連續刷新歷史紀錄。
2025財年在初始預算與補充預算疊加后,總額達到約11萬億日元,防衛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提前兩年達到2%這一長期設定目標。
問題在于,日本并非處在經濟高增長周期。
人口老齡化持續加深,勞動力規模萎縮,物價上漲侵蝕中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體系本就面臨巨大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防衛預算的快速膨脹,必然引發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錢從哪里來,又擠掉了什么?
答案并不抽象。
在日本國內討論中,“削減醫療與社會保障支出”“控制教育經費增長”等方案,已經被反復提及。
盡管政府層面往往強調“不會影響民生”,但財政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這種承諾很難長期成立。
而這種焦慮,也并非源于意識形態立場,而是源于切身體驗,持續暴漲的大米價格,無法找到工作的焦慮。
正是在這一現實對比中,高市早苗政府的安保路線開始遭遇更廣泛的質疑。
于是,東京街頭的抗議口號中,頻繁出現“我們需要生活,不是軍備”、“國家不需要一個發動戰爭的首相”等表述。
當“強硬”失去共識,權力也會失去支點
此外,把時間線拉長,回看高市上臺以來的一系列行為,就會發現。
“下臺聲浪”的出現,并非她誤叛了日本民眾反應的單一因素的偶然,而是多重誤判疊加后的必然結果。
首先,是對執政節奏的誤判。
高市早苗上臺時間并不長,但在涉臺、安保、軍事等高度敏感議題上,動作卻異常密集。
她并未像以往部分日本首相那樣,先以經濟、民生議題穩住基本盤,而是迅速將執政重心推向對外安全和戰略議題。
將“臺灣有事”與日本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掛鉤,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
這種“搶跑式強硬”,不僅沒有為其贏得廣泛共識,反而直接惡化中日關系使得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其次,是對體制內反彈的誤判。
高市早苗顯然高估了自己在執政聯盟和體制內部的支撐度。
事實上,從前防衛大臣、公明黨領導人到部分前首相,日本政治建制中已經出現了明確的反對聲音。
要求高市為涉臺言論道歉、負責。
最后,是對國際環境的誤判。
高市的強硬路線,建立在一個前提假設之上,即日本的激進安全政策會被外部默許,甚至得到支持。
但現實卻并不如她所料。
她的涉臺、擁核言論,不僅引發周邊國家警惕,也遭到國際和平組織、核爆受害者團體和部分西方學者的公開批評。
就連美國都不愿為他托底。
于是層層因素組成了讓高市“下臺聲浪”的成形。
12月23日,首相官邸前的抗議,并不必然意味著高市政權即刻更迭,但它清晰地釋放了一個信號:
高市早苗所面臨的,不只是一次集會抗議,而是一場關于日本未來方向的集中質問。
當“強硬”不再被視為安全,當“擴軍”不再被視為保護,權力本身,也就失去了最關鍵的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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