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非文明對話，構建“全球南方敘事”

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按：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人民友好是中非關系發展的重要基石，人文交流是中非世代友好的動力源泉。在中非開啟外交關系迎來70周年之際，以人民性、交融性、共享性為導向，著眼文化、科技、民生、綠色發展等各領域交流，匯聚青年、婦女、媒體等各方面力量，推動中非對話合作有著重要意義。作為“環球南方對話”系列的第五期，我們邀請多位中非專家學者，圍繞“推動中非文明對話，構建‘全球南方敘事’”展開討論。

用中非實踐成果對沖西方“普適”敘事

戈伊托姆·塔特克（埃塞俄比亞總統外交與國際關系特別助理）：長期以來，西方媒體關于非洲的敘事在很大程度上偏離現實，將由54個多元國家構成的非洲大陸，壓縮為一個被“貧困、沖突與疾病”三重危機所永久定義的整體。更有甚者，它常常運作于一種居高臨下的父權式范式之中，將非洲描繪為西方援助的被動接受者，或人道主義干預的“舞臺”，而非自身未來的積極塑造者。這些扭曲并非只是認知層面的誤讀，它們深刻影響著全球政策取向、投資者認知，甚至塑造著非洲社會內部對自身發展可能性的想象。

構建“南方敘事網絡”并非以一種宣傳體系取代另一種，而是要打造一個多元、開放、以平臺為基礎的敘事生態，使雙方能夠平等、自主地講述自身故事。其中的基石，是更加公平、深入的媒體合作機制。這意味著超越簡單的內容互換，轉向紀錄片、調查性新聞與文化節目的聯合制作，真實呈現中非合作的完整面貌，既呈現成就，也不回避挑戰。聯合培訓、共同舉辦電影與文學節，以及多語種新聞合作社的建設，可以使這一共同聲音制度化、機制化。

莫妮卡·切魯（津巴布韋“今日津巴”新聞網主編）：在西方敘事中，非洲的發展不足常被簡單歸因于民主薄弱與腐敗問題，仿佛貧困是在殖民統治結束之后才出現的。這種敘事刻意回避了更為深層的歷史與結構性因素，包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持續性資源掠奪，以及由外部強加的經濟與治理模式——這些模式在客觀上壓制了非洲的價值鏈延伸能力與長期增長空間。

這一敘事同樣忽視了獨立后長期存在的“血鉆”問題、礦產非法外流以及資本持續外逃的現實：非洲資源被開采后，主要在西方市場和全球金融與貿易樞紐中被消費，這種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變。相反，親西方的媒體敘事卻傾向于將非洲面臨的困境描述為“自我造成”的結果，或者歸咎于中國因素的“人為制造”。由此產生了明顯的雙重標準。長期在非洲運營的西方礦業企業，幾乎從未在公共輿論中被要求承擔修建道路、學校、醫院或電力基礎設施的責任；而中國企業卻往往被置于持續的道德與發展責任審視之下。

另外，所謂“債務陷阱”的指責幾乎只針對中國投資展開，這種做法有意制造了一種缺乏事實支撐的虛假敘事。事實上，在2010年中國加大與非洲合作之前的40-50年間，非洲國家主要依賴成本高昂的西方貸款，但發展成效有限。同時，大規模援助資金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依附結構，而非真正消除貧困。相比之下，盡管并非所有項目都取得了完全成功，但中國資金在多數情況下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發展成果。例如，與中國相關的約40億美元融資，對應一系列正在運轉的實體資產，包括萬基電站7、8號機組擴建項目（新增裝機容量600兆瓦），卡里巴南岸擴建項目（新增300兆瓦），以及主要機場升級、道路和工業項目等。

宋微（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長期以來西方媒體報道的非洲呈現高度的選擇性與單一性，導致全球對非洲大陸形成了嚴重偏離事實的刻板印象，不僅影響了公眾對非洲的認知，而且塑造了國際發展的話語權格局。所謂“選擇性”是指西方的運鏡是有強烈價值偏好的，所謂“單一性”是指西方媒體往往將非洲呈現為一個高度同質化的整體，即西方援助的對象。綜合而言，西方主流媒體的“非洲敘事” 蘊含著明顯的選擇性偏差和系統性缺失，而由于話語權的不對等，非洲無法為自己“正名”，導致國際公眾很難看到一個真實立體的非洲。

“南方敘事網絡”本質上是全球南方在國際傳播體系中重塑話語權、知識生產權與議程設置權的制度性工程。中國與非洲共建這一網絡，既是對長期“西方中心敘事”的結構性回應，也與全球南方國家在政治互信、發展經驗與制度路徑上的共振高度契合。

一是戰略定位上，從“講好各自故事”到共建“共同敘事基礎”。共建“南方敘事網絡”，目標不應局限于宣傳和塑造中國與非洲的國際形象，而應立足于中非合作的堅實基礎，打破由西方主導的理論、指標與評估體系，提升全球南方對發展、治理、現代化等議題的定義權。二是在操作層面，建立中非媒體合作的常態化機制、打造跨語種敘事能力。圍繞發展治理、減貧、基礎設施、城市化、數字經濟等共同關切議題開展協同報道，同時強調本地化敘事，系統推進中文、英語、法語、阿拉伯語、斯瓦希里語等多語種協作。三是在全球治理層面，中非應攜手共建國際議程聯盟，從“發聲”到“塑造議題”。在聯合國、金磚、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場合形成敘事協同，將中非發展經驗轉化為全球公共議題，對氣候正義、發展融資、公平轉型提出統一敘事。同時將減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工業化路徑上升為可復制的“南方發展方案”，用實踐成果對沖“西方普適主義”敘事。

阿拉維·塞曼達（中國-烏干達研究中心創始人）：西方思想與理論長期服務并強化了單一文明——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如習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演講時指出的那樣：“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花，再美也會令人感到單調。無論是中華文明，還是世界其他文明，都是人類進步的共同成果。這正是我們應當共同弘揚的理念。

2026年，中國—非洲人文交流年將正式啟動。中國外交部宣布，著眼教育、文化、旅游、出版、體育、科技、民生、綠色發展等各領域交流，匯聚青年、婦女、媒體、智庫等各方面力量，調動民間、地方等各層面資源開展交流合作，力求實現多領域覆蓋、多群體參與、多層級聯動。這一規劃，為未來的人文交流與相互學習注入了希望與活力，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一重要契機，塑造中非合作的公共敘事。

通過跨平臺聯動形成“南方青年話語圈”

莫妮卡·切魯：媒體需要主動進入青年活躍的空間，包括短視頻平臺、社交媒體和文化圈層。圍繞創新、氣候解決方案、音樂、體育、時尚和創業等議題，開展跨洲流行文化挑戰，有助于青年通過自身經驗講述真實故事。相比抽象的概念，一位埃塞俄比亞軟件開發者與一位中國硬件創新者的合作案例，往往更具說服力和傳播力。媒體機構可以通過推動青年創作者交流這一進程，支持以好奇心、幽默感和日常生活為根基的聯合創作內容。

宋微：在社交媒體時代，應該充分發揮中非青年的主體作用，讓青年成為敘事的生產者、連接者與議程推動者，才能提升中非共建“全球南方敘事”的效果和影響力。

在理念上，要把中非青年作為敘事主體。“全球南方敘事”不能忽視南方青年關注的就業、創業、城市生活、文化消費、技術應用等話題，同時可通過短視頻、播客、圖文故事、紀錄短片等多樣化形式，重視互動性與跨國討論，通過跨平臺聯動形成“南方青年話語圈”。

在路徑上，鼓勵青年用自己的語言講述“南方故事”。就業與創業、數字經濟與平臺機會、城市化與住房、氣候變化對青年生活的影響等話題，更能促進中非青年進行深度交流，以融合激發“共鳴”。

在能力建設上，讓青年“能說、會說、敢說”。中國應為中非雙方青年提供數字敘事與媒介素養培訓，內容包括視覺敘事與短視頻邏輯、跨文化表達、算法機制與傳播策略以及虛假信息識別與倫理邊界等，同時也應注重為青年提供創作基金以及內容孵化支持等。總之，青年是全球南方的未來，只有增加中非青年的交流機會，為南方青年國際宣傳提供切實的支持與孵化，才能構建一個強勁有力的“南方敘事”。

阿拉維·塞曼達：時尚與設計是中非人文交流的又一重要領域。非洲擁有全球最為多元的人口結構之一，風格與服飾極其豐富，同時青年人口規模龐大，對時尚和自我表達充滿熱情，這為紡織產業投資提供了巨大空間。

作為回應，越來越多的非洲設計師正在參加中國的時裝周，尤其是上海時裝周。中國設計師和品牌也開始主動解讀非洲美學，將非洲元素融入設計之中，創造出具有非洲印花和審美特色的紡織品。來自肯尼亞的KikoRomeo等非洲品牌，已成功在中國開設精品店；加納的紡織生產商也與中國設計師合作，在現代生產中保護和延續傳統織造工藝。

戈伊托姆·塔特克：在數字時代，調動并吸引中非青年參與共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TikTok以及非洲本土數字平臺，已經成為認知競爭與敘事塑造的“前沿陣地”。相關舉措可以包括圍繞不同主題，發起的短視頻傳播活動、虛擬現實交流項目，以及“網紅”合作機制。通過支持青年主導的數字內容工作室，為中非音樂、游戲、網絡漫畫等跨文化合作提供平臺，從而孕育一種更具生命力、更真實、由同齡人驅動、并具備全球傳播力的敘事形態。

共同書寫一個由人民所擁有的全球南方故事

宋微：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要素之一，而實現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礎，就是加強中非民眾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互信。

一是通過積極的媒體報道和公眾宣傳，展示中非合作的成功案例與實際成就，以扭轉西方媒體的負面輿論，增強雙方民眾對合作的認同感和支持度，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輿論氛圍。同時，加強與非洲各國政府和民間組織的溝通，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動合作項目的順利實施，增強雙方民眾對合作的認同感和支持度。

二是強化中非通信技術合作，提升非洲互聯網接入水平。堅持推進“數字創新工程”，中方通過這一方式繼續與非方分享數字技術成果，促進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鼓勵中方企業與非方合作參與光纖骨干網、跨境互聯互通、新一代移動通信網等數字基建；助力非洲偏遠地區網絡普及，打通信息聯通“最后一公里”。只有非洲國家互聯網接入率有了保障，在此基礎上中非媒體交流、信息交換才能正常化。

戈伊托姆·塔特克：中非合作的深化還應延伸至21世紀信息格局中的關鍵戰略領域。認知安全——即保護國家的思想主權與歷史敘事不受外部操縱性影響——是中非共同面臨的重要議題。圍繞針對中非的虛假信息與認知操縱活動，開展聯合研究與識別分析至關重要。這也自然引向協同推進虛假信息治理，包括構建預警機制、共享事實核查的最佳實踐，同時堅決反對以“互聯網自由”為名，對全球信息流動實施新的霸權控制。此外，數字基礎設施與平臺治理領域的合作同樣關鍵。隨著中國和非洲國家不斷建設自身的數字生態系統與衛星網絡，雙方有條件在平臺設計與算法機制中，主動提升全球南方內容的可見度，避免延續以西方為中心的敘事偏向。

歸根結底，這一努力的目標不是筑起新的壁壘，而是打開更多窗口，確保中非合作的故事、非洲創新的實踐以及雙方共享的愿景，能夠以應有的細膩度、尊重度和傳播強度呈現在世界面前。通過制度化的媒體協作、草根化的數字共創以及在認知安全領域的戰略性伙伴關系，中國與非洲完全有能力推動全球信息秩序的轉型，從被敘事的對象，轉變為敘事的作者，共同書寫一個真正多維、真實、并由人民所擁有的全球南方故事。

莫妮卡·切魯：在公共討論平臺上將立場分化、觀點對立的聲音納入同一對話框架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多元視角的充分交鋒，有助于推動基于證據的討論，強化公共問責，壓縮簡單化敘事與虛假信息的生存空間。

此外，非洲自身也需要建設更具自主性的高質量討論平臺，而非僅在他人主導的議程下被動參與。中非合作應優先支持那些能夠持續鼓勵辯論、核查與問責的機制建設，以增強平衡性、證據性與主體性。

阿拉維·塞曼達：引入中國的支付系統，可以令非洲民眾實現使用本幣購買中國商品與服務。類似嘗試曾于2018年啟動，當時肯尼亞的區域性金融機構Equity Bank與新加坡在線支付公司Red Dot Payment簽署諒解備忘錄，計劃將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引入東非市場。我們完全可以重啟并擴大這一構想，在數字與金融層面更緊密地連接中非民眾。

我們還應大力支持文學作品的雙向翻譯。中國經典作品正被譯介為多種非洲語言；同時，契努阿·阿契貝、恩古吉·瓦·提安哥等非洲文學大家的經典作品，也已被譯成中文。這種文學的交融，使中國讀者得以理解非洲關于殖民、發展與現代性的視角，也幫助非洲讀者加深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認識。

我堅信，只要中非學者、研究人員、媒體與智庫持續投入，并在《環球時報》等媒體機構的支持下，我們已經開啟的事業必將不斷壯大，為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更堅實的文明與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