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退休那天，天色是灰的。
單位給我辦了個儀式，就在小會議室里。
幾盆半死不活的綠蘿，一條紅色的橫幅，上面用打印體寫著“歡送程衛東同志光榮退休”。
領導講了幾句不咸不淡的話，無非是肯定貢獻，祝福晚年。
我站起來，鞠了三個躬，一個給組織，一個給共事多年的戰友，最后一個，留給了我那張坐了十幾年的辦公桌。
沒什么可留戀的。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身穿了幾十年的軍裝脫下來，仔仔細細地疊好。
對著穿衣鏡，我摘下肩章，那上面已經沒有了閃亮的星星，只有兩個空洞洞的眼兒。
鏡子里的人，頭發白了一大半，眼角的皺紋像干涸的河床，眼神也說不上是威嚴還是疲憊。
這輩子，就這樣了。
房子很大，也很空。妻子走了十幾年，兒子在國外安了家，一年也難得回來一趟。
平日里工作忙，倒不覺得。
今天一閑下來，整個屋子的空曠就像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涌過來，要把我淹死。
我給自己泡了杯茶，茶葉是下面單位送的，說是頂好的龍井。我喝不出來，只覺得一股苦味。
就在我對著窗外那棵半枯的梧桐樹發呆的時候，門鈴響了。
叮咚——叮咚——
聲音很固執。
我以為是辦公室的小張，那小子機靈，估計是揣摩著我一個人冷清，過來陪我喝兩杯。
我趿拉著拖鞋去開門，嘴里還念叨著：“你小子來就來，還按什么門鈴……”
話沒說完，我就僵在了門口。
門外站著兩個人。一個女人，一個姑娘。
那個女人，五十多歲的樣子，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外套，領口甚至有些磨損。
她的臉很憔悴，眼袋浮腫，顴骨高高地凸出來，頭發隨意地挽在腦后，夾雜著不少銀絲。歲月這把刀子，在她身上刻得太狠了。
可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她。
那張臉的輪廓，眉眼的間距，還有嘴角那顆小小的痣，都和記憶深處的那張臉重疊在一起。
只是那張臉，曾經是明艷的，是帶著光的。
“楊婉妍？”我試探著叫了一聲，聲音干得像砂紙。
她渾身一顫，像是被人叫魂一樣，眼神怯怯地抬起來，看著我。嘴唇蠕動了半天，才擠出幾個字。
“程……程部長？”
她身邊的姑娘，大概三十出頭，一直低著頭，看不清長相。只是那身形，那安靜的氣質，隱約有她母親年輕時的影子。
我的腦子嗡嗡作響。三十六年了。整整三十六年。我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她。沒想到，是在我退休這一天，她以這樣一種方式，出現在我的門前。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她們母女倆請進屋的。
客廳里，我給她們倒了兩杯水。楊婉妍用兩只手捧著玻璃杯，杯子里的熱水蒸騰起白霧，模糊了她的臉。她一直低著頭，不敢看我。
那個叫思嘉的女兒，也只是沉默地坐著，雙手放在膝蓋上，像個做錯事的學生。
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時間仿佛回到了1988年，那個燥熱的夏天。
那年我二十五歲，是后勤部倉庫的一個小干事。
每天的工作就是對著一堆堆的單子，清點那些印著“八一”標志的軍大衣、解放鞋、搪瓷盆。日子過得像倉庫里的灰塵，平淡，且無聲無息。
直到楊婉妍的出現。
她是從下面基層單位調上來的，分配在后勤部的辦公室當文員。
報到那天，她穿了一件的確良的白襯衫，一條天藍色的長裙，辮子又黑又粗，搭在胸前。
她走進我們那個常年彌漫著樟腦丸味道的大辦公室，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
她就像一顆被投進死水潭的石子，整個后勤部都因為她而起了波瀾。
她太漂亮了，不是那種妖艷的漂亮，是那種干凈、明亮的漂亮。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像彎彎的月牙，嘴角還有兩個淺淺的梨渦。
從那天起，我們倉庫那幾個光棍，魂都沒了。
我也是其中一個。
但我跟他們不一樣。他們敢圍著楊婉妍說笑話，敢在食堂里大聲喊她的名字，敢在周末約她去軍人俱樂部看電影。
我不敢。
我自卑。我長得普通，家是農村的，性格又悶，除了埋頭干活，嘴笨得像被膠水粘住了。
我看著那些干部子弟、軍校畢業的高材生像蒼蠅一樣圍著她轉，我只敢躲在倉庫堆積如山的物資后面，偷偷看她一眼。
我的喜歡，是沉默的。
食堂打飯，我看到她來了，就趕緊排到她后面。輪到我的時候，我會跟打飯的師傅小聲說：“師傅，后面那個女同志的菜，多給一勺肉。”然后飛快地刷卡走掉，不敢回頭看她有沒有發現。
大院里的路燈壞了一盞，正好在她回宿舍的路上。
我連夜搬著梯子，借著月光，換上了一個新的燈泡。第二天看著她從明亮的燈下走過，我心里比吃了蜜還甜。
她的自行車鏈子掉了，急得滿頭大汗。我看到了，沖過去，二話不說蹲下來就修。滿手的油污，我用破布擦了半天，站起來的時候，她對我說了聲“謝謝你啊，程衛東”。
那是她第一次完整地叫我的名字。我一晚上沒睡著。
我以為，只要我一直對她好，她總有一天會看到我。
可我忘了，好人是比不過愛情的。
顧振宇出現了。
他是軍校的教官，高大，英俊，穿著筆挺的教官服，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他不像我們這些后勤的“傻大兵”，他會說普通話，會聊電影，會彈吉他，甚至還會幾句蹩腳的英文。
他騎著一輛嶄新的永久牌自行車，車頭锃亮。每個傍晚，他都會準時出現在后勤部門口，然后楊婉妍會笑著坐上他的后座，裙擺飛揚，像一只彩色的蝴蝶。
我經常在倉庫二樓的窗戶后面，看著他們遠去的背影，直到變成一個小黑點。手里的扳手，被我攥得冰涼。
我知道，我沒戲了。
但我還是不甘心。
我花了一個星期，用我最好看的字，抄了一整本泰戈爾的詩集。在一個她加班的晚上，我借著送文件的名義，把那個硬殼筆記本塞給了她。
我的手心全是汗。
“這是……送給你的。”我結結巴巴地說。
她愣了一下，接了過去，翻了兩頁，然后對我笑了笑。“程衛東，你的字寫得真好。”
第二天，她在食堂門口堵住了我。
她把那個筆記本還給了我。
“衛東，謝謝你。但是……我不能收。”她看著我的眼睛，很認真地說，“我已經和顧教官在一起了。你是個好人，真的。你會遇到比我更好的姑娘。”
“好人”兩個字，像兩根針，扎進了我的心臟。
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倉庫里，把所有的貨架都重新加固了一遍，直到兩只手都磨出了血泡。
不久，楊婉妍和顧振宇結婚了。
婚禮辦得很熱鬧，整個大院有頭有臉的人都去了。我沒去，托同事帶了二十塊錢的份子錢。那是我當時半個月的工資。
婚禮第二天，我就打了調離報告。
我要離開這個地方，這個讓我歡喜又讓我心碎的地方。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我考學，我進修，我玩命地鉆研業務。
從后勤部，到軍區裝備處，再到總裝備部。我一步一步往上走，肩上的星星越來越多，身邊的環境越來越新，可心里那個角落，始終是空的。
后來我也結了婚，是領導介紹的，一個文靜的女醫生。我們相敬如賓，生了兒子，但總覺得少了點什么。她身體不好，在我兒子上中學那年，一場流感引發了并發癥，人就沒了。
從那以后，我再沒想過個人問題。事業成了我唯一的寄托。
我以為，楊婉妍這個名字，連同1988年的那個夏天，早就被我埋進了記憶的墳墓里，永不見天日。
可現在，她就坐在我的對面。
“說吧，到底怎么了？”我開口，打破了客廳里死一樣的寂靜。我的聲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靜。
楊婉妍的肩膀抖了一下，像是終于找到了一個宣泄的口子。
她的故事，斷斷續續，像一盤被扯斷又重新粘合的磁帶。
她和顧振宇結婚后，一開始的日子確實像詩一樣。顧振宇有學問，有情調，把她捧在手心里。女兒思嘉出生后，更是給這個小家庭增添了無數歡樂。
轉折發生在九十年代初。
那股“下海”的浪潮席卷了全國，也吹亂了顧振宇的心。他骨子里是個理想主義者，總覺得憑自己的才華，不應該一輩子待在軍校里教書。他想給楊婉妍和女兒創造更好的生活。
他不顧所有人的反對，毅然決然地辦理了停薪留職，帶著家里所有的積蓄，一頭扎進了商海。
“他剛開始那幾年，運氣是真好。”楊婉妍的聲音里帶著一絲遙遠的回憶，“倒騰電子元器件，賺了不少錢。我們家是院里第一批買上彩電和冰箱的。那會兒，人人都羨慕我。”
是的，我也曾遠遠地聽說過。聽說顧振宇發了財，開上了小汽車。我在心里冷笑，覺得楊婉妍果然沒有選錯人。
“可是，他那個人……心太大了。”楊婉妍的語調沉了下去，“賺了點錢，就覺得什么都能干成。他認識了一個南方的老板，說是手里有個軍民合作的高科技項目，前景不得了。振宇把我們所有的錢，還跟親戚朋友借了一大筆，全都投了進去。”
我心里一沉，大概猜到了結局。
“結果呢？”
“結果……血本無歸。”楊婉妍的眼淚終于掉了下來，砸在手背上，濺起一朵小小的水花。“那個老板是個騙子，項目批文是假的，技術也是吹牛。錢一到手，人就跑沒影了。我們家不僅一夜回到解放前，還背了一屁股的債。”
客廳里只剩下她壓抑的抽泣聲。
女兒顧思嘉遞過去一張紙巾，輕輕拍著她的背。
“那些年，家里天天有人上門要債。潑油漆，砸玻璃……什么事都干過。”楊婉妍擦了擦眼淚，繼續說，“振宇他……他是個讀書人，臉皮薄，受不了這個。他整宿整宿地睡不著，一個人坐在陽臺上抽煙，頭發一把一把地掉。”
“后來，在一個晚上，我跟思嘉睡著了。他留了一封信，說對不起我們娘倆，他要去把錢賺回來，還清了債就回家。”
“從那天起，他就再也沒回來過。十幾年了，一點消息都沒有，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靜靜地聽著，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有震驚，有唏噓，甚至有一絲隱秘的快意，但很快就被同情所取代。當年的天之驕子，竟然落得這樣一個結局。而眼前這個曾經光芒萬丈的女人，也被生活磋磨成了這副模樣。
“這些年，你們是怎么過來的？”我問。
“還能怎么過。”楊婉妍苦笑了一下，“我出去打工，什么活都干。洗碗，當保姆，去超市理貨。思嘉也爭氣，考上了大學，畢業后找了份工作，我們娘倆一起還債。”
她的語氣很平靜，仿佛在說別人的故事。但我知道，這背后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和血淚。
我看著她那雙粗糙的手，上面布滿了老繭和裂口。這哪里還是當年那個彈鋼琴、抄詩文的楊婉妍。
“那……債還得怎么樣了？”我問出了我以為的關鍵問題，“還差多少？要是缺口不大，我……”
我盤算著我的積蓄。雖然不算大富大貴，但幫她們解決一些燃眉之急，還是綽綽有余的。這也算，是了結了年輕時的一樁心事。
楊婉妍卻猛地抬起頭，淚水奪眶而出，聲音嘶啞地說道：
“衛東，我們今天來找你，不是……不是為了借錢還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