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環球時報》專訪報道、《新中國的戰犯審判與回國后的和平實踐》、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公開資料等相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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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觀禮臺上，一位頭發花白的日本學者神情肅穆地注視著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莊嚴儀式。
他是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副研究員石田隆至。
這位長期從事日軍侵華史研究的學者，在隨后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以異常嚴肅的語調說出了一番令學術界震驚的話：
"近年來，每次回到日本，我都深感日本社會的對華認知已偏離實際，陷入自以為是的狀態。甚至在日中友好活動現場，都能看到對中國抱有警惕的人在增多。"
石田隆至的這番表述，并非學者的一時感慨，而是基于他30多年學術研究的深刻觀察。
作為一名致力于中日關系史研究的日本知識分子，他見證了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在日本社會的逐步滲透，目睹了兩國民眾認知差距的不斷擴大。
這位在國際和平研究領域享有聲譽的學者，用客觀而嚴謹的學術態度，揭示了當代中日關系面臨的深層次挑戰。
【一】學術轉向的歷史背景與個人選擇
石田隆至的學術生涯經歷了一次重要的方向性轉變，這一轉變深刻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學術界面臨的歷史認知危機。
在學術生涯初期，石田隆至專注于印度反殖民獨立運動的研究，這一領域屬于南亞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回顧：
"我原本從事印度反殖民獨立運動的研究。在上世紀90年代歷史修正主義抬頭的背景下，我認為有必要將研究重點轉向日本自身面臨的歷史問題，以及日本與中國、韓國的關系上。"
這一轉向并非偶然。
20世紀90年代后期，日本學術界和社會輿論中開始出現系統性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
這種思潮試圖重新解釋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行為，往往采用淡化侵略性質、美化軍國主義政策等手法。
石田隆至作為一名嚴肅的歷史學者，敏銳地察覺到這一趨勢可能對日本與東亞鄰國關系產生的深遠影響。
"在多次采訪戰犯及戰后審判親歷者的過程中，我開始深入思考中國和平主義傳統的卓越性及其延續至今的重要意義。"
石田隆至的這一表述，反映了他通過實地調研和口述史料收集，逐步形成對中日歷史關系的客觀認知過程。
石田隆至的研究方法注重第一手資料的收集和分析。
他廣泛接觸了曾在中國接受審判的日本戰犯及其家屬，收集了大量口述史料和個人回憶錄。
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為他的研究提供了扎實的事實基礎，也使他能夠從微觀視角審視宏觀的歷史進程。
經過多年的深入研究，石田隆至與中國學者合作，出版了《新中國的戰犯審判與回國后的和平實踐》一書。
這部著作詳細記錄了新中國成立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過程，以及這些戰犯回國后的思想轉變和社會活動。
該書的出版，為中日兩國學術界提供了珍貴的史料，也為兩國民眾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客觀的參考資料。
石田隆至在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工作，為他提供了國際化的學術平臺。
該研究所成立于戰后日本和平憲法確立時期，致力于和平學、國際關系學等領域的研究。
石田隆至在這一平臺上，不僅進行學術研究，還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向日本社會傳播客觀的歷史認知。
同時，他在上海交通大學擔任副研究員的經歷，使他能夠深入了解中國學術界對相關歷史問題的研究成果，也為他提供了觀察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窗口。
這種跨國學術合作模式，體現了他對推動中日學術交流與相互理解的積極態度。
石田隆至的學術轉向，不僅是個人研究興趣的改變，更反映了一位有責任感的學者對時代問題的敏感回應。
他選擇將學術精力投入到中日關系史研究中，實際上承擔了促進兩國相互理解、推動歷史認知客觀化的學術使命。
【二】戰犯研究中揭示的歷史真相
石田隆至在研究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和改造過程中，發現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史學價值的事實，這些發現為理解中日戰后關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根據石田隆至的研究，"從中國回國的戰犯與從其他國家回國的戰犯相比，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明確地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而且從不回避。"
這一觀察基于他對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分析和比較研究。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戰犯審判中，被稱為"一號戰犯"的鈴木啟久在法庭上的表現成為歷史記錄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審判記錄，鈴木啟久在受審時表示："想到那些被我毫無理由地加以殺害的人，我的心就像要碎裂一樣難過。"
這一表述反映了經過審判和教育后，戰犯對自身罪行的深刻認知。
同樣，陸軍中將藤田茂在法庭上的認罪表現也被詳細記錄。
藤田茂曾宣稱"以死效忠天皇"，但在接受審判后當庭認罪："我真是完全喪失人性，最殘酷、可憎恨的一個人。"
這種態度的轉變，體現了新中國戰犯改造政策的特殊效果。
石田隆至的研究顯示，這些從中國回國的日本戰犯在回國后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
該組織的成立目的是在日本社會介紹真實的侵略戰爭歷史，傳播和平理念。
藤田茂作為該組織的重要成員，曾兩次率領"中歸聯"代表團訪華，均受到當時中國政府高層的接見。
"中歸聯"的活動范圍覆蓋日本全國各地，他們通過演講、出版回憶錄、接受媒體采訪等方式，向日本民眾介紹侵華戰爭的真實情況。
這些活動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促進日本民眾對戰爭歷史的客觀認知發揮了積極作用。
石田隆至指出，"回國后，他們對自己破壞和平的行為有深刻認識，都自發成為和平理念的傳播者，并且與中國人民的交流持續不斷。"
這一現象在戰后國際關系史中具有特殊意義，體現了通過人道主義政策實現思想轉化的可能性。
根據石田隆至的研究，這些戰犯在中國期間接受的教育和改造，不僅改變了他們對戰爭性質的認知，也使他們成為中日友好關系的積極推動者。
他們的親身經歷和證言，為日本社會了解真實的中國、理解中國人民的和平訴求提供了重要渠道。
這一研究發現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通過教育和人道主義政策實現和解的可能路徑。
這些戰犯的轉變過程，不僅是個人思想的轉化，也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時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法。
石田隆至的研究還涉及這些戰犯回國后在日本社會的境遇和影響。
他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部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認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這一代人的逐漸離世，他們的影響力在日本社會中逐步減弱。
這一變化過程，為理解當代日本社會歷史認知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線索。
【三】當代日本社會對華認知的現狀分析
石田隆至基于長期的實地觀察和學術研究，對當代日本社會的對華認知狀況進行了系統性分析，這些分析揭示了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深層次因素。
長期以來，日本社會對侵華歷史真相的處理方式存在明顯問題。
石田隆至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日本不僅對歷史真相避而不談，還有意渲染中國所謂的"反日氛圍"。這種做法在日本媒體中表現尤為明顯。
一些日本媒體在報道中國相關電影作品時，往往采用帶有傾向性的語言。
例如，當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電影在中國上映后，部分日本媒體聲稱中國社會"正處于反日情緒易被激化的氛圍中"。
石田隆至認為，"這反映出日本社會對中國現實以及中國民眾的想法缺乏認知。"
石田隆至進一步分析了這種認知偏差的深層原因。
他指出，"由于日本至今沒有與天皇制法西斯主義明確劃清界限，所以中國人民'不再重演南京大屠殺'的和平訴求近來被日方宣傳為'反日'，甚至是對日本的'攻擊'。"
這一表述揭示了日本社會在處理戰爭責任問題上存在的根本性困難。
根據石田隆至的觀察，"日中兩國在歷史認知問題上的隔閡已呈現出擴大趨勢，這是一種極為危險的現象。"
這種趨勢不僅影響兩國政府間的關系，也深刻影響著兩國民眾的相互認知和情感態度。
石田隆至特別關注到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群體的感受。
他指出，"很多在日本生活的來自中國及朝鮮半島的人士都對歷史修正主義在日本的蔓延懷有不安。"
這一觀察反映了歷史修正主義對日本社會包容性和國際形象的負面影響。
在日本社會的對華認知結構中，媒體、教育和網絡信息傳播發揮著重要作用。
石田隆至注意到，"50歲以下的日本民眾大多明顯受到了歷史修正主義影響"，這一現象與互聯網普及和信息傳播方式變化密切相關。
與此同時，石田隆至觀察到日本社會內部的代際差異。
他指出，"認為日本需要為戰爭贖罪、重視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日中友好一代'逐步凋零。"
這種代際更替對日本社會整體的對華認知產生了結構性影響。
石田隆至在分析中特別強調了日本社會對中國現實狀況了解不足的問題。
他指出，"日本社會的大多數人看不到中國民眾的'真實面貌'——他們為何而喜悅，懷有怎樣的煩惱，期待什么，又為何而憤慨，這些都鮮少被日本民眾關注。"
這種認知缺失導致日本民眾往往基于片面或過時的信息形成對中國的印象。
石田隆至認為，這種信息不對稱是造成兩國民眾相互誤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石田隆至還觀察到，即使在旨在促進中日友好的活動中，對華負面情緒也在增長。
他指出，"甚至在日中友好活動現場，都能看到對中國抱有警惕的人在增多。"
這一現象表明，對華負面認知已經滲透到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
針對這種狀況，石田隆至提出了改善的可能路徑。
他認為，"彌合兩國隔閡的唯一可能性或許在于直接的民間交流。"
他的觀察顯示，"有過訪華經歷或與在日中國人有過接觸的日本人，往往會對自己通過日本主流媒體、互聯網、學校及家庭教育所形成的中國觀進行或多或少的重新審視。"
這一分析揭示了直接交流在改變認知偏差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為促進中日民間交流提供了理論依據。
【四】歷史修正主義在日本社會的發展軌跡
石田隆至對歷史修正主義在日本社會的發展過程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一分析基于他多年的學術觀察和實證研究。
根據石田隆至的研究，"當前存在一種非常危險的情況——日本否認或模糊侵略戰爭責任的歷史認知正在逐漸固化。"
這種固化過程并非一夜之間形成，而是經歷了較長的歷史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后期被普遍認為是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思潮興起的重要時期。
石田隆至指出，正是在這一時期，"篡改戰爭性質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迅速興起"。
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經歷了經濟泡沫破滅、政治體制改革等重大變化，為歷史修正主義思潮的傳播提供了特定的社會土壤。
歷史修正主義在日本社會的傳播呈現出多渠道、多層次的特點。
學術界、政治界、媒體界和教育界都成為這一思潮傳播的重要陣地。
一些學者開始質疑已有的歷史定論，一些政治家發表修正歷史認知的言論，一些媒體開始傳播相關觀點，一些教科書開始采用模糊化的表述。
石田隆至特別關注互聯網時代對歷史修正主義傳播的影響。
他指出，"當前，隨著互聯網的普及，50歲以下的日本民眾大多明顯受到了歷史修正主義影響"。
互聯網的信息傳播特點——去中心化、匿名性、傳播速度快——為歷史修正主義觀點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技術條件。
在教育領域，歷史修正主義的影響尤為深遠。
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和使用成為爭議的焦點，一些教科書在描述戰爭歷史時采用了更加含糊或美化的表述。
這種變化直接影響了年輕一代日本人的歷史認知。
石田隆至注意到日本社會內部的代際差異對歷史認知的影響。
老一代日本人，特別是經歷過戰爭或戰后初期的人群，往往對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有更直觀的認識。
而年輕一代則更多地接受經過修正或美化的歷史信息。
媒體在歷史修正主義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些媒體機構通過選擇性報道、傾向性評論等方式，逐步改變了公眾對歷史事件的認知。
石田隆至觀察到，這種媒體影響不僅體現在歷史問題上，也影響了日本民眾對當代中國的看法。
政治層面的歷史修正主義表現更加直接。
一些政治家通過參拜靖國神社、發表相關言論等方式，表達對歷史問題的修正主義立場。
這些行為不僅影響國內輿論，也對中日關系產生直接沖擊。
石田隆至還分析了歷史修正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情緒的關系。
他認為，歷史修正主義往往與對外關系緊張、經濟發展困難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復雜的社會心理現象。
學術界內部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態度并非完全一致。
雖然有學者支持修正歷史認知，但也有像石田隆至這樣的學者堅持客觀的學術立場，努力維護歷史研究的嚴謹性和客觀性。
這種學術界內部的分歧，反映了日本社會在歷史問題上的深層次矛盾。
石田隆至強調，歷史修正主義的危害不僅在于扭曲歷史事實，更在于其對日本與鄰國關系的長期負面影響。
他指出，"許多日本民眾至今尚未深刻認識到日本的戰爭責任。這與日本推動改寫歷史有很大關系。"
2025年9月，當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國家對中國舉辦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活動采取消極態度時，石田隆至作為受邀觀禮的日本學者，內心經歷了復雜的思想沖擊。
在觀禮過程中，他深刻意識到自己所見證的不僅僅是一場紀念活動，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觀念之間的深層次對立。
"日本此前呼吁尼泊爾等多國不參加中國的紀念活動，這不僅是對戰爭缺乏反省的表現，更是毫不掩飾的殖民主義式的對他國內政的干涉。"
石田隆至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語調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嚴厲批評。
這位長期致力于中日關系研究的學者指出，這些國家之所以采取這樣的態度，"正是因為它們屬于加害的一方"。
石田隆至的這一判斷基于他對國際政治格局和歷史責任問題的深入分析。
在紀念活動現場，石田隆至觀察到的不僅是中國對歷史的莊嚴紀念，更是一種對和平的深切渴望和對正義的堅定維護。
這種觀察使他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日本社會當前的歷史認知狀況與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
石田隆至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一系列事實，讓他對日本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產生了深度擔憂。
這些發現涉及日本社會歷史教育體系的深層問題，涉及媒體信息傳播的偏向性，也涉及政治決策層對歷史責任的態度。
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正在對中日兩國關系的未來發展軌跡產生決定性影響。
石田隆至對202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的觀察和分析，揭示了當代國際政治中歷史認知分歧的深層次原因。
